話說李登輝總統宣布要競選連任之後一天，巴拉圭總統瓦拉莫西來訪。在歡迎儀式上，遠來是客的莫西總統成了配角，反倒是主人李登輝，又是民眾鑼鼓花籃恭賀，又是官員蜂一樣趨前表態支持。搶先表白要選總統的監察院長陳履安，默立一邊，沒有任何人敢上前跟他寒暄。
這不啻是一齣活生生、冷暖炎涼瞬間驟變的現代「官場現形記」。
七年八個月的李登輝時代，是台灣社會轉型最快的一段時間。但是轉了許久，卻好像覺得永遠轉不出去，愈轉愈亂。官場百態不過是社會的縮影，在善變的權力重組中，官場的生態變遷，也是霧裡看花，愈看愈模糊。
雖然繼承了國民黨政府的舊結構，李登輝統治的政府機器，卻不像過去單純，而逐漸社會化、多元化。一位社會觀察家生動比喻，九０年國會全面改選後，官場開始迅速世俗化，政治圈就像原始叢林，各種「珍禽異獸」，憑著敏銳的嗅聞與求生本能，合縱連橫，以避免被新時代遊戲規則淘汰出局。
而整個官場的天擇法則，深受為政者李登輝本身經歷、性格，以及用人習慣左右。
有人說，李登輝有雙重手法，在用人上其實還是反映他雙重性格的矛盾。一方面對較次要的職位，他妥協色彩較濃，挑來揀去，還是從舊班底裡掏出一堆舊面孔，無甚新意；另一面，在較關鍵的位置，他對自己想用的人又非常堅持，絕不讓步。七十九年，他就是因為堅持要挑李元簇做副手，不肯和非主流妥協，才鬧出震撼政壇的二月政爭。
據一位經常替李登輝獻策的政治學者體會，由於李登輝自己是技術官僚出身，有政治潔癖，又有日式知識分子的傲氣，「不像政客，也很不喜歡政客」。所以在他主政期間，當家的大都是技術官僚，高級文官有七成以上具碩士學歷，居世界各國之冠。尤其他特別喜歡提拔「沒有聲音，實實在在做事」的學者，對那些愛作秀的政治官僚，除非迫於情勢，否則他並不願意重用。
李登輝的用人好惡，多年來一直是他和反對者鬥爭的關鍵起因之一。
五年前國民黨高層政爭，非主流派就提出和解條件，要李登輝「清君側」，撤換二宋一蘇(時任國民黨秘書長的宋楚瑜、國安局長宋心濂、總統府辦公室主任蘇志誠)；但有人形容李登輝「決鬥者必勝」的意志，不僅要擊倒政敵，也貫徹他用人的決心，蘇志誠、宋楚瑜反而從此更受他倚重信賴。即使經常為文為李登輝辯護的考選部長王作榮亦不諱言，李登輝在用人上，需要多些容人器量。
強勢領導建立弱勢官場
文化評論家平路分析，以技術官僚為主體的李登輝時代官場特質，是精於本業，願聽命行事，但缺乏全盤規畫的能力。以全民健保為例，在電腦系統、精算制度都還沒有完備之前，行政部門強要倉皇上陣，就是沒有全盤規畫的考量。另外，由於未受過選舉洗禮，比起職業政客，技術官僚較缺政治擔當的能力。
一位服務公職數十年的行政官員曾私下吐露，在李登輝時代做官，重要的不是官員操守、擔當、能力，而是「有沒有被上面信任」。黃大洲擔任台北市長時，民眾滿意度創紀錄地低到二０%，李登輝仍不減關愛，堅持提名他。在歷次內閣滿意度調查中，民眾最不喜歡的前陸委會主委黃昆輝，也因有上面信任，高升入主第一大部會內政部。
平路從女性主義論述，解構李登輝的用人哲學。她觀察，李登輝用人仍不脫「父權思想」的架構，任何職位都是他「給」的，李登輝曾說：「我還不是給邱創煥作考試院長？」任何人都是幫他「跑腿」的(「兩位秘書長可以幫我跑跑腿」)。父權式用人邏輯，讓所有官場諸公的心力，全集中在對最高領導的討好、聽從。因此，政壇上雖有一個強勢的領袖，但整個「觀一人風向」的政府機器，卻顯得相對弱勢。政論家南方朔剖析政治局勢時質疑，這幾年台灣的「國家不見了」，只要一發生重大事件，國家就不見，都是由社會的力量「自己去搓」。國民黨官員這廂在高貴的會議中心，開會高談團結安定，計程車司機那廂在馬路當著鎮暴警察的面熱鬥打架，政府完全「失蹤」了。
社會學大師韋伯強調政治人物該有的責任倫理，通常被官場忽略。一位資深政治記者比較，雖然在蔣經國時代，官場也沒有什麼責任倫理，但蔣彥士、李煥等他的愛將，都曾因意外事故，在他命令下，「心不甘情不願」地下台。反觀李登輝時代，除蕭天讚(關說案)、簡又新(十八標)因輿論壓力實在太強，不得不黯然下台外，甚少官員會因失職被撤換。在最近幾次民意調查中，超過半數民眾，都認為台灣政治人物欠缺責任感。
李登輝時代更特別的是「自力救濟」式的官場文化，七十八年，隸屬李登輝人馬的蕭天讚，因第一高爾夫球場關說案，媒體一面倒批評他，他反駁這當中有「政治陰謀」；這期間他又到嘉義鄉親面前澄清，並且發動鄉親北上聲援他。這種官員「動員群眾、自力救濟」的景象，在蔣經國時代也是絕無僅有的。
大官不負責任，小民自求多福
有人說，現在「笑罵由人，好官我自為之」的官場文化，就像一張保護傘，出事官員一次次都能化解丟官的危機，穩若泰山。在發生彰化四信、國票事件後，央行總裁許遠東面對記者洶洶然質疑央行金檢不力時，「無愧」地說他處理一連串金融風暴可以「打一百分」，並反問媒體：「央行有什麼責任」？
央行總裁的辯白，絕不是當今官場的特例。今年，一月台中衛爾康西餐廳大火，死了六十四人之後，市長林柏榕也不認為他該負什麼責任。李登輝雖然憤怒痛責：「政府間接殺人，要關起來」，但是事隔半年，台中市府官員沒有一個被「關起來」，也沒有任何人遭停職處分。「李登輝都說重話了，結果還不是統統沒事？」一位台大政治系教授坦言，希望這樣推諉因循的官場建立責任政治，不啻緣木求魚。
事實上，李登輝主政這八年，發生的重大意外事故或弊案，政府的善後成本，幾乎都由全體民眾一同負擔；有人戲稱，現在台灣，已經超越「命運共同體」，而形成「災難共同體」。
在這樣的官場文化下，升斗小民只能培養黑色幽默感以自嘲。有位民眾在報紙民意版投書，因大橋斷裂造成十三人死亡而辭職的漢城市長，應該生在台灣，就不必下台。而韓國央行總裁，為一家銀行員盜用七百多美金就辭職，未免「太小題大作了點」。
李登輝時代的官場說話藝術，也和舊時代迥異其趣。
李登輝說話直，不像兩位蔣總統說話，霧裡來霧裡去，令人摸不著邊際。考選部王作榮就體會過，蔣經國、李登輝這兩位總統截然不同的說話藝術。過去他說話得罪蔣經國，蔣經國召他進去，二話不說，只送他一幅書法：「得意時來，處之以淡；失意時來，處之以冷。」意思是要他不要亂講話；現在如果他說錯話，李登輝是直接把他叫來，要他「你不要亂講話啊。」
風動草堰，李登輝時代的官員，說話、做事也比蔣經國時代，直接得多。李登輝直言不諱在兩年前立委選舉時，堅持提名後來在初審時被判賄選的林炳坤，是「被騙了」；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也不否認，在去年省市長選舉前，打電話「關切」地方法院，要他們等選後，再審理林炳坤案。選總統選主席時，代表、官員亮票以明志的舉動，也都比過去更「公開化、透明化」。
光環護身的總統
責任感淡薄的為官之道，或許不是影響台灣經濟成長趨緩的因素，但就像一位行政官員的感受，有不負責任的政治文化，政府也許不會出大錯，但絕不會有開創的能力。
政府辦事的能力，企業感受最深。工商界龍頭王永慶八月底，在全國經營者大會上，痛批工業局官員「貪污」，「只要政府好好領導，企業界就阿彌陀佛了。」他的一番話，立即引發企業家的戚戚之心。
照說，在「主權在民」的時代，民眾、業界不滿不負責任的官場文化，應足以使為政者警惕收斂；但是，民意對主政者主觀的情感，卻掩蓋民意客觀的認知。
頂著「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光環，讓台灣民眾在潛意識裡，自動區隔李登輝與對政治的憤怒。即使對李登輝的政策、用人有憎惡之情，都不會影響到他的民間聲望。李登輝有其自信，相信民意支持他，所以「台中衛爾康的大火燒不到他，台北捷運壓不垮他，高雄惡濁的水質，淹沒不了他」，一位媒體工作者說得無奈。
台灣歷史的曲折坎坷，第一位台灣人總統得到人民不吝的疼惜。這八年來，李登輝除了遭受黨內部分流派的責難外，並沒有受到民意的折磨，「他做錯可以不用被檢討」，民進黨秘書長邱義仁有點自我解嘲地說，李登輝很幸福，「怎麼錯都有理，都可以被原諒」，原因無他，只因為他就象徵了這個時代的精神 「台灣人的悲情」。
發明「李登輝情結」一詞的靜宜大學副教授陳芳明則認為，民眾不滿政治現狀，應歸咎自己。是台灣社會的造神運動，才讓原本謙虛謹慎的李登輝，變得意氣風發、自以為是，更容易犯錯。
陳芳明更進一步說明，八年的李氏官場文化，就像簽賭六合彩。李登輝作組頭，要統要獨要維持現狀各種明牌都有，而不管怎麼簽，民眾最後賭注都是押在李登輝身上，他無疑是歷史的享受者。
李登輝情結的光環罩住台灣人，卻也局限了他，使他掙脫不出歷史的悲情獨白，「原本歷史給他大好機會，可以做出一番事業的」，評論家平路不無惋惜地歸結。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在評論時代領袖時說，政治領袖通常是超級巨星(superstar)而非英雄(hero)。超級巨星力爭讚許的掌聲，英雄則踽踽獨行；超級巨星訴諸的成功，是追求人民支持；英雄則視成功為一種內在價值的成長。
高中就熟讀「浮士德」，喜歡古典音樂、西洋油畫等高雅文化的李登輝，是台灣百年悲情歷史的超級巨星，但卻不知道是不是扭轉悲情的時代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