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中產階級是非洲經濟起飛的先驅，這樣的中產階級也慢慢在許多國家出現。他們不只在政治上表現積極，經濟上也不遑多讓；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扮演了重要的推手，是非洲新中產階級誕生的中心因素；最好的例子當屬奈及利亞。
在奈及利亞拉哥斯（Lagos）這個有著一千八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南方，一個偌大倉庫前停放了一輛銹蝕的貨運大卡車，幾個男人站在裝載台前，他們將兩台堆滿了微波爐、刮髮刀、汽車收音機的購物車清空，貨物被挪到卡車裡。「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字樣大剌剌地印在包裝盒上，這些貨品是在龍城大賣場（Dragon City Mall）買的；他們把這些東西載回去之後轉賣給小商家，或直接就在卡車上販賣牟利。在非洲的中國大商場裡批發貨物是常有的事，因為商場裡的價格是最低廉的，在他們為了創業而向銀行低聲下氣地申請貸款，才得以支付員工薪資及進行投資之前，當地人寧可先以這樣的方式快速賺取小錢。
自從中國人陸續在非洲開業，同時引進他們製造的產品以後，這種短期獲利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中國的如意算盤早已不只聚焦在非洲的天然資源上，而是將整個非洲大陸視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銷售市場。這場熱潮讓非洲中產階級的存在浮上檯面，也製造了更多新的中產階級：二億五千萬名潛在消費者，市場規模遠超過印度。無論電視、手機或汽車，非洲這群想出人頭地的人當然都會購買這種繁榮趨勢之下的商品，而中國企業又在這方面提供了許多優惠。製造商明白客人到底要什麼，因為中國沿海地區已經經歷過這種消費蓬勃發展、充滿衝勁的時期，加上目前中國西部廣大的貧窮地區正有著和非洲類似的發展歷程，所以中國商人也就順便多製造了一些商品，以便銷往非洲。
當「中國製造」開始大量向非洲傾銷時，非洲卻時常只拿得到最廉價的物品；中國工廠並非無法生產出品質較好的商品，反之，他們製造的東西從廉價貨物到高科技產品、夾腳拖鞋到人造衛星樣樣俱全，而外銷到非洲的商品卻多半是價格一般、品質較差的。非洲顧客是新興的消費族群，還缺少一點和貨物品質相關的知識，因為這樣而產生的商品認知差距，對中國商人來說最好不過了；這種短視近利的心態過於貪婪，毀掉的不只是自家商譽，還有整個國家的名聲。當這個消息傳到北京當局耳裡，自然引起政府不悅。在剛果，甚至出現了一個新的形容詞： nguanzu。這個字源自中國南方城市廣州（Guangzhou），那裡是非洲商人採購廉價、劣質貨品的地方，而這個字的意思就是「品質低劣」。
非洲政治人物能夠在這個議題上為自己輕鬆加分，率先得利者就是南非總統祖瑪。他最喜歡辯稱非洲與中國之間的商務往來是不公平的，中國人想用低廉商品淹沒非洲國家，所以非洲無法產生本土企業。「我們輸出天然資源，他們輸出產品，長期下來這種失衡關係是不能被接受的，」他在二○一二年七月於北京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簡稱FOCAC）上，發出了不平之鳴。南非的工業貿易部長羅伯．戴維斯（Rob Davies）則把話說得更直接，他不反對中國製造的商品，但這些商品不能一面倒地只在中國製造，至少要有一小部分在非洲製造。這番言論也讓他在南非媒體上得到不少正面評價。況且，中國人也迫使西方國家一定要在中國製造某些著名大廠的商品，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增加新的工作機會，同時為新的在地生產商品帶來新的購買力。
南非已經對劣質中國商品有了應對之策─在製成品上附加進口關稅。北京當局倒是和非洲政府看法一致，因為商人一味追求利潤的做法，在政治形象上要付出的代價對中國來說實在太高。部分中國人的名聲已經糟糕到，非洲政府在中國投資議題上越來越難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北京開始強迫製造商將生產線移往非洲，中國企業也不得不讓步：這個駐點生產的生意雖然開始賺得比較少，總比沒生意強的多。
其實北京只是簡單複製了自己的成功模式而已。如同中國改革初期一樣，他們在非洲設置了經濟特區，六個區域已經就緒，其中有五區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有一區在阿迪斯阿貝巴距離市中心三十公里處的城門前，中國製鞋商華堅集團（Huajian Group）就在此駐點，每天平均由兩條生產線製造出兩千雙鞋；另外還生產如Guess和Tommy Hilfiger這種外國品牌的高級鞋款。華堅集團的副總裁海宇表示，這裡的工資只有中國的七分之一。
非洲會是第二個中國嗎？商業銀行（Commerzbank）非洲部門的領導人佛羅里安．維特（Florian Witt）對此仍有疑慮：「非洲絕不會變成亞洲延伸工作舞台的地方。」他認為非洲嚴苛的氣候條件、衰弱的國家機構、匱乏的物流業務以及截然不同的民情風俗，都會是亞洲模式無法全面複製的原因之一；不過，這或許只是另一種西方的老式疑慮，也可能只是出於一位銀行家的謹慎罷了。
本文節錄自：《爭奪非洲》一書，法蘭克．澤林（Frank Sieren）著，張綱麟譯，光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