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可否以律師的角度觀察，江澤民的「反腐倡廉」行動能不能具體落實？
答：立法要有效率，得靠執行機構；不能像國際法，只賴條約必須遵守的基本默契，沒有強制力。
「反腐倡廉」需要一個獨立、不受污染、沒有貪污腐敗的機構才能完成。問題在於，以前是通過公安執法，現在公安很大程度已經爛掉了。由於黨的介入，法院和檢察院也不可能獨立執行任務。以往一旦檢法不能動時，可動用武警部隊，但目前武警部隊也並不超然事外。
國家給武警、公安政策，給政策本身，就是允許你利用權力、關係變相從事一些商業活動；而商業人有追求財富的慾望，必然導致深入腐敗。所以軍隊大批經商，在海內外爆出大批醜聞，但誰來監督軍隊？中央軍委又受誰監督？中央軍委是不是潔白無瑕呢？如果不是，又不受監督，還怎麼拿它去執法？
由於黨在各個領域無孔不入，基本上是一個系統的人在從事不同的工作和職業。因此，很難找出一個獨立階層和超然物外的機構，來完成「反腐倡廉」的任務。
換句話說，「反腐倡廉」很可能流於形式；即使不流於形式，借用當年小蔣(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的一句話，也是「打到蒼蠅，打不到老虎」。憑小蔣當年太子出面「反腐倡廉」尚且沒有做到的事情，我不認為尚沒有太子地位、也未必具有充分權威與合法性的江澤民能順利完成。
政權過渡未明朗
問：你同意「江澤民藉此樹威養望，以鞏固鄧後政治地位」的說法嗎？
答：如果把「反腐倡廉」變成權力鬥爭的工具，變成排斥敵系、壯大自我的手段，那就更沒有意義。前北京市長陳希同下台事件，民間流傳是京派、海派的鬥法，最後由海派收拾京派，來確立自己的合法性。北京、上海或許因此查清楚了，但上海比北京市乾淨嗎？廣州比北京市乾淨嗎？海南的黑幕交易少嗎？像陳希同這種人，其他地區仍有上萬個，甚至有更多更可惡的人，但卻沒有被揪出來。
江澤民為顯現魄力，用一種近乎賭注或冒險的方式來主導北京事件，以鞏固自己的實力，進而取得權力的合法性。我想他的目的未必能達到，因為大家心裡都很明白，只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敢說出來而已。而不敢說，並不意謂停止了對這件事的思考。
問：如果江澤民領導的政權不能和平過渡，會產生什麼樣的局面？
答：雖然中共對外昭告第二代向第三代交接班底完成，但我認為政權的過渡現在還不是很明朗。原來大家都相信江澤民是華國鋒，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但是江卻拚命表現他不是華國鋒，而是中國第三代領導的政治核心。
其實所謂政治核心一說在毛澤東的時代曾談過，鄧小平掌權後就不談了。八九動亂之後，由於江心裡沒有底，或是鄧有他並不孚眾望，才提出要以他為中心的號召。不過我懷疑，這種做法就，定比毛欽定接班人有效率嗎？
想當年也有人喊出華國鋒主席萬歲，但就如同毛澤東所言，權威不是別人喊出來的，只能說是歷史形成的，其中包括很多因素，例如人望、威信以及他所採取的手段。
或者能依靠拳頭和血來鞏固權力，或者用西方人民投票的方式奠定合法性，讓人民認可；若不是靠這兩種方式取得政權，就不具天然的合法性，不如由黨內推選搞經濟成功的人才以及智商能力高人一等的幹部，來擔任接班人。
另一個可能性是，為了平衡黨內部權益而推選出接班人，他們能夠控制黨、軍隊和政府，但整個出線過程是一個黑幕。我們的黨搞了四十多年還是完全不透明，權力制衡到底是哪幾個人在搞，我不知道，我們的媒體被限制採訪，人民更不可能得知江澤民的權力是否已得到黨內部的認同。
中共漠視民族危機
問：據你了解，大陸一般人較期望用哪種模式產生繼任的國家接班人？
答：大家希望、但不一定能實現的方式，是蘇聯模式－－用理性務實的方式來推動政治和經濟改革，這也類似趙紫陽的改革方式，也就是在不影響經濟的發展下，把政治改革往前推一大步。
另一種是布里茲涅夫式的變革，如果鄧後政治社會經濟處於穩定狀態，和布氏一樣平庸的江澤民也可能平平安安地維持這個政權。而這樣的政權可一直維持到政治需要突變、經濟需要整頓的時候。那時，老一輩都已退出政治舞台，可能會出現新的人物、新的思潮。
綜言之，目前中國的中產階級正期待一個灰色革命，等待另一個新的改革。
問：與期待相對，社會對權力更迭的最大恐懼是什麼？
答：大家都不願看見的就是權力分配不均，導致鄧後兩派人馬的爭議。台上和上台的希望社會穩定，台下和下台的則希望社會動盪和改革，因此各幫派分裂與混亂，若由此再引發工潮以及財政危機，就可能危及政權的穩定，這是大家最不願意見到的。
問：除內部權力鬥爭外，中共的執政還有哪些隱憂？
答：中共中央一向自認老大的作風，對民族互動有閉關自守的傾向。部分高層領導人剛愎自用、唯我獨尊、缺少靈活性與現代人權觀念，對民族問題的解決也將有百害而無一利。
中央過分把香港人追求經濟利益的慾望誇大，同時也忘記為了維持經濟上的財富，大陸必須提供政治上的保障。
經過六四，香港人害怕了，他們不相信一國兩制，中共隨時有可能把坦克車開到香港；台灣也一樣，只要中共老一輩的人還在，台灣若宣布獨立，大陸即使犧牲兩千萬或一億人，即使導致經濟崩潰、政權淪為游擊戰，也一定會對台宣戰。
問：你認為鄧後的兩岸關係會有什麼變化？
答：我相信只要第一代的領導人，一些比較執著但素質不高的軍事領導人還健在，就不要指望中共會接受現代的國際法理論。他們只接受自己提出的「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這一種解決模式。
下一代的領導人較有理性，也吃過苦，現代理念比上一代強。但對台灣本土化傾向，他們仍會發出恫嚇和抨擊，但不會像上一代那樣輕易地訴諸武力。
依我看只有再等三十年，烏托邦的理想主義逐漸淡化，有一批真正追求人權自由、並充分受到西方完整教育、具有良知的政治家出現，才不會為了個人尊嚴犧牲成千上萬人的幸福，才真正可能和平解決兩岸關係。
未來兩岸的關係可能是通過聯邦制、邦聯制或其他可選擇的模式解決。毛澤東早年提出各省獨立、聯省自治，現代西方先進國家美國實行聯邦制，英國、法國實行邦聯制，前蘇聯為聯邦制與邦聯制的統一。中華民族的問題也應借鑒國際通行方式，理性地解決。未來兩岸問題肯定會有解決的一天。但還需要漫長的時間。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平民，都應學會等待。
(溫曼英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