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維斯法則，推翻所有舊假設
第一次小規模作戰後，卡蘭尼克開始花更多時間於華盛頓特區。說客瑞斯說，在市議會所在地的賓夕法尼亞大街威爾遜大樓和市議員一對一會談時，這位Uber 執行長溫文悅人且有說服力。然後，9 月時，市議會要卡蘭尼克到瑪麗契所屬的環境、公共工程與交通委員會會議上作證，持續一整天；林頓的計程車管理委員會再度提議一批新限制，包括禁止旗下少於二十部車輛的禮車車行，這似乎是另一支箭，瞄準為Uber 服務的獨立司機。
去議會作證前，卡蘭尼克的說客給了他很多忠告：坦率誠實；不要離題，不要反覆說理，真正的倡議辯護得在別的論壇上；在公聽會上，你應該溫和且尊重他人。
他的作證從下午一點十五分開始，早上現身作證的人包括林頓、多名司機、布瑞格曼。穿西裝、打領帶的布瑞格曼在公聽會上指出，Hailo 在倫敦和都柏林，都和監管當局和諧共事，也計劃在華盛頓特區這麼做。但是卡蘭尼克不想溫文承歡，他的武器是事實與論證說理，不是溫文悅人，而且不同於布瑞格曼，他還不打算奉承任何政治人物。穿著藍色單品西裝外套和白色襯衫的卡蘭尼克，唐突的打斷瑪麗契提問的第一個問題：
「我不同意這種特性描述，」從這裡開始，局面就每況愈下了。
「妳想確保我們的服務有個最低價格，這樣就只有富人能使用Uber，中間收入的人用不起，」卡蘭尼克告訴她。
瑪麗契指出，原本提案卻遭廢棄的最低價格條款，旨在確保和平過渡至一個更持久性的安排，「我知道你喜歡把這塑造成一種開戰，」她說，「你了解嗎？我並不是在跟你開戰。」
「當妳告訴我們該如何做生意，妳告訴我們，我們不能索取更低費率，不能以最好的價格提供高品質服務時，妳就是在向我們開戰，」卡蘭尼克回答。
「你仍然想開戰！」瑪麗契生氣的說。談話轉換至加成計費這個主題，「我想知道，這是不是一種哄抬價格，」她說。「若有更多需求，乘客為何不該付更多錢？」卡蘭尼克說。
接著，他開始解釋蘇聯時期經濟，人們如何在商店大排長龍購買衛生紙之類的民生必需品，「那是因為衛生紙價格太低，供給不足，人人得買得起衛生紙，但他們買不到，因為太多人想要，但沒有足夠的人願意供應它。所以，當你無法變動價格時，就會導致這種情況發生，」他說。
「所以，他們沒有任何衛生紙囉，」瑪麗契以嘲笑式的詫異說道。
「那是很艱困的狀況，」卡蘭尼克回答，「聽著，政府控制價格，未必是好事。事實上，我會說，99% 有文獻記載的這種情形，都沒好結果。」
「但我要弄清楚的是，為何得到好處的是你們呢？」瑪麗契說。她回憶，1968 年甘迺迪（Robert Kennedy）遇刺後，人們大排長龍，準備瞻仰其遺容，她也在列。當時天氣熱，賣水的商販抬高價格，令人反感。「我不認為我完全贊同你的觀點，說這真的是一種使人人都快樂的經濟機制！」
在舊金山那頭，Uber 新任不久的法務長劉莎莉（Salle Yoo，韓裔美國人）正在觀看這場公聽會的網路直播。據瑞斯說，約莫此時，劉莎莉開始傳送簡訊給人在現場上的他，叫他想辦法盡快讓卡蘭尼克從作證席上下來。瑞斯回傳簡訊：他正在公聽會進行中，我不能就這樣走上前去，對他說你必須下來！
支持計程車的六十七歲市議員葛拉罕穿著灰褐色西裝配金黃色蝴蝶領結，坐在瑪麗契右手邊，「我要強調一點，」他斥責卡蘭尼克，「我要強調的這點是，若你們繼續不受監管，而計程車繼續受到更多監管，這基本上就是不公平。」他敦促卡蘭尼克重新考慮最低費率條款，「我不想見到這個城市變得全都是Uber，我真心不想，因為我們的計程車業歷史悠久。」
「如果你們容許競爭，就會獲得一個更好的計程車業，」卡蘭尼克說。
「一方無拘無束，可以為所欲為，而另一方被綁手綁腳，就不可能有競爭，這不叫競爭，」葛拉罕說。
「這意謂，司機可以獲得更好的生計，乘客可以獲得更好的服務，」卡蘭尼克說，「這在我看來是不錯的。」
葛拉罕說，在華盛頓特區，許多計程車業者是小型事業。
卡蘭尼克打斷他的話，說：「這是好事，這是我們想要保護和滋長的，不是我們為了整併成一家大公司而想摧毀的。」葛拉罕厲聲說：「請你讓我當這個委員會的委員，行嗎？可以嗎？」
卡蘭尼克笑道：「請便。」
卡蘭尼克離開作證席後，明顯被激怒的葛拉罕提議恢復原提議的最低價格條款，甚至把最低價格提高。市長葛雷的副幕僚長傑克森（Janene D. Jackson）走到瑞斯和貝利面前，說出令人難忘的評論。據瑞斯回憶，傑克森當時這麼說：「永遠別再帶那傢伙回到這裡！」傑克森本人已經無法具體記得她當時講過這話，但她告訴我：「那場公聽會應該是很糟糕，因為我已經想不起內容，只記得他令幾乎所有人都氣炸了。」
但是，到了12 月，Uber 已經如野火般蔓延首府地區，瑪麗契和她的同僚看出不祥之兆，他們知道，Uber 使用者隨時樂意為它辯護。因此，12 月4 日，在沒有辯論下，華盛頓特區市議會全體無異議通過「公共受雇車輛創新修訂法」，連葛拉罕也投贊成票。該法明確定義一種新類型的轎車，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派車，可以按行車時間及距離收費。 幾年後，卡蘭尼克告訴我：「真正問題在於，政府是否領會與接受人們的發展進步，問題不在市議會或政府，問題在於既有產業是否強力勸說它們去做—嗯，這麼說吧—做我認為錯的事。」他又說：「華盛頓特區政府很能領會與接受，但他們花了些時間才看到、感受到。」
Uber 首次施展了它的政治力量，並且獲勝。Uber 的教戰手冊增加了一種新戰術：當傳統的倡議辯護手段無效時，Uber 可以動員它的使用者，把他們的激情導向民選官員施壓。Uber 不是第一家使用這種戰術的，但它很快就成為最擅長運用這種戰術的公司。它後續的第一波政治戰役中，在麻州劍橋、費城、芝加哥等地，Uber 都將號召顧客聲援，且通常都獲得勝利。
卡蘭尼克違反了倡議辯護指南的每一條法則。儘管如此，那些懇求他妥協和謙遜作證卻鎩羽的Uber 律師與說客，現在反倒開始私下以敬畏口吻，議論一種與他們所有舊假設相牴觸的新政治重點原則：崔維斯法則。
我們的產品如此顯著優於現狀，因此，若我們讓人們有機會看到它或嘗試它，那麼，在政府必須至少某種程度回應人們的任何地方，人們將會要求擁有它，並捍衛它的存在權。
本文節錄自：《Uber與Airbnb憑什麼翻轉世界》一書，布萊德‧史東（Brad Stone）著，李芳齡譯，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