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他讓人民公社式的集體經濟成為歷史名詞，而以鄉鎮企業為共產主義農村集體經濟的新面貌。發展到今天，鄉鎮企業不再以當地鄉鎮為唯一舞台、集體擁有也不再是純的所有形式，農村經濟正在產生質變。
一九七九年，大陸人民公社解散後，由各地消息靈通、交際廣泛的農村幹部為首，率領當地農民打起一場場「翻身仗」、「致富仗」，成為鄉鎮企業發展的典型模式。
大連華南集團的領導人張傳貴，最初是大連市郊甘井子村的採石場工人，七八年時當上大隊書記。鄉鎮企業成軍，是靠工程隊承攬工程起家。最早只有村中三千多人的規模，九０年代以來開展迅速，統包工業、建築、房地產、經貿、商業五大產業。九三年進一步成立集團總公司，下轄十三個集團公司，三百多個企業，員工一萬五千多人，已竄升成全國鄉鎮企業第四位。
鄉鎮企業藏富於農
上海郊區馬橋鎮旗忠村的高鳳池，八五年在支部書記任內，從上海市電纜研究所探聽到可以從事電纜工業的消息，隔年開始在村裡建廠生產。去年，工業總產值達十億，占全鎮四分之一。
近年來，鄉鎮企業發展成大陸經濟體系中國營以外的另一隻腳，總數有二千多萬家；吸收的員工已經超過一億人，和國有企業旗鼓相當。「消化吸收大量閒置勞動力，使社會穩定。」一位鄉鎮企業幹部分析。而在國有經濟尚未有好藥方之下，鄉鎮企業在國民財富累積上的作用不可小覷，譬如占全國財政收入，「至少占兩成以上」，一位學者粗略估計。
風潮席捲所及，也改變了農民小農經濟的舊有觀念。曾是上海郊區青浦縣最貧窮地區之一的蒸澱鄉，九二年村長帶頭設了一個「富民私營經濟開發區」，引進上千家私營經濟，刺激當地農民思想解放。現在農戶家家做羊毛衫加工，其中多數擁有織機配套設備，年收入在萬元以上。有些原以加工為業的農戶，甚至開始自己買原料來生產。
為何農民可打敗城裡人？「沾政策的光」，一位鄉鎮企業主說。而所謂政策卻是沒有計畫、任務，一開始，它就擺脫計畫經濟的包袱，不受國家限制，靠地方政府自己賺錢自己花。
依靠計晝經濟打下的工業基礎，以及人民需求增加而國有經濟卻無法顧及的空間，鄉鎮企業以承包、租賃、合夥經營、股份制等各種形式，熱熱鬧鬧地開展起來。
「企業誕生的第一天就是市場經濟，有困難找市場不找國家。」從人民公社生產隊長蛻變為年營業額十億人民幣的上海紫江集團總裁沈雯說。
和其他類型企業一樣，鄉鎮企業也隨著大陸經改腳步，逐漸產生裂變。
與一般印象中小規模的鄉鎮企業不同，一些市場經濟意識超前的企業負責人，逐漸在鄉鎮企業中冒出頭來。這些企業負責人不但經常走出地區、行業、國門，還要要求幹部也出國訪問，以掌握世界趨勢。
善於尋找資源
人才原是鄉鎮企業發展過程的缺陷，隨著國營企業人事包袱愈見沈重，中央開始鼓勵國有機關人才到鄉鎮企業，個人檔案則可以不變，讓想「下海」的人沒有後顧之憂，鄉鎮企業領袖於是開始進行人才爭奪戰。
「大連華南集團的領導班子，有三分之二是招聘進來的。」集團主任曹立民說。李宴清是其中一個代表。他原是國營造船廠總經理，幾年前華南給了他五十萬元、一輛車做資本，到去年，他掌管的子集團收入已達四億多，利潤三千多萬，旗下二十多個企業，成為華南集團的主力。
此外，華南又用住房、汽車、高薪，引進了八百多個工程技術管理人員。「鄉鎮企業機制較好，充分授權，可以實現自己想法。」原是輕工局處級幹部的曹立民不諱言，原來他的收入不到三百元，現在卻有一千多元。
九二年後，許多鄉鎮企業已經度過原始資金積累的階段，正朝向擴大規模邁步；引進新設備的勢頭，愈演愈盛；一些企業更從原鄉移開腳步，向城鎮邁進。
上海紫江集團今年預備從國外進口一千五百萬美元設備，其中一半來源是日本。大連華南集團投資六千多萬人民幣，引進德國海德堡的先進機器，成立了東北第一家彩色印刷公司。
一些鄉鎮企業在技術水準的發展，更令人意外。養鵪鶉、作飼料起家的四川成都希望集團，八六年以兩百萬元自創科技研究所，將全大陸專家、研究人員有機地串在一起。每年，科技人員都要到國外進行學術交流、培訓，科研成果將希望集團實力拉到與外商產品旗鼓相當。
也在成都近郊的神農集團原本做保健用品，最近借力使力，轉而和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合作發展大陸尚屬處女地的通訊零件－－大功率晶體發射管，科大教授則以技術作價入股。
不僅國營企業在轉制，善於尋找資源的鄉鎮企業，也正四方與國營企業、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展開聯姻，企圖突破原有規模小、資金少、技術低的格局。例如紫江集團的十四家生產事業中更有高達十二家是合資的。
資金、人才、技術、市場，鄉鎮企業已非吳下阿蒙。「支撐中國將來的就是鄉鎮企業。」沈雯就口氣甚大地說。
體會競爭壓力
和國有企業相比，鄉鎮企業現在正在好勢頭上。「國營企業做事的人比不做事的人少，」一位作包裝業的鄉鎮企業主就說：「我們這裡每個人都是工廠所有人，都有為自己打拚的意識。」
而比之私營企業，股份制的鄉鎮企業有集體抗衡風險的能力。上海馬橋鎮旗忠村共三二０戶，一千三百多人，去年村民平均所得才分配了六千八百元，而把四千七百萬元的產出利潤，大部分用於再生產。
但也有人敏感地認為，如不抓緊時間衝刺，三、五年內國有企業一發展起來，競爭將會非常激烈。成都國營企業前鋒電子，由軍用品轉而生產民生用熱水器，靠著原有設備、技術能力，與原來排名第一的廣州一家集體所有制熱水器工廠，打得難分難解。
這家集體工廠用的是新設備，技術靠簽訂合同而得，產品成本高，競爭起來就吃虧。
儘管生產偽劣商品、惡性競爭、給回扣、賠錢沒人負責的鄉鎮企業依然充斥大陸，一些企業用嚴格管理企圖改頭換面。
譬如希望集團便禁止員工收受回扣。今年四月，總部將四名侵吞公款、收取客戶「好處費」各一萬餘元的員工，分別開除、留用查看、降薪。「私營企業財產同樣不可侵犯。」董事會嚴正申告。
鄉鎮企業面向農村，雖然彰顯了鄧的農村改革，但農民依然有相對所得差距的挫折感。鄉鎮企業發展後，江浙農田有三分之二被汙染，或因圈地運動而一直處在廢耕狀態；而許多農民被推入市場經濟大海後，改種收益好的經濟作物，使糧食結構改變，限制農業的規模經濟，甚至導致供需不平衡，引起通貨膨脹。
企業所有權的歸屬，更是大陸農村集體經濟目前最難解、敏感的習題。
當初由社隊企業轉變成鄉鎮企業，所用的資金多依靠鄉、鎮、村成員投資，先天缺乏明確的產權所有者。「政企合一」和傳統集體所有制的框架，限制了鄉鎮企業的活力。
勉力維持公有制
有些私營企業則是被安在集體的名下，一旦茁壯後，所在社區更樂於為他掛上集體的帽子。大陸經濟學者戴園晨曾估計，大陸二千多萬家鄉鎮企業中，有一千多萬家是戴著「紅帽子」(掛靠集體)的私營企業。
歷史的因素也罷、主觀的選擇也成，在集體面目覆蓋下的農村企業，一部分仍企圖維持公有制的特質。
初夏陽光下，上海的旗忠村羅列著格式一致的樓房，齊高的行道樹，彷彿為它的「保證社區成員共富」作旁白。旗忠村目前運作形式，村已是虛設，由集團公司統管村及各企業。戶口在旗忠村的人，可買房屋，幹部和農民一視同仁，由村裡代付三萬元，在工作的村民還可依收入獲得補助。
集團公司底下則設專業隊：農業隊負責種田、解決糧食問題，副業隊養殖，果園隊種蔬果。糧食分配，男三十斤、女二十八斤。不夠吃，集團無上限地提供。此外還有免費的幼兒園、小學。
「這裡完全沒有個體經濟，要搞個體經濟到外面去。」旗忠村文化中心總經理張友年說。旗忠村集體積累很多，分配上卻要大家都平均。「否則造成社會不安定因素。」張友年自豪地認為：「旗忠村一下跨越了貧富差距問題。」
股份制是另一個出路。華南集團推行職工入股，中層以上幹部個人所得按利潤分配，拿現金之外，餘下可做股份。基層員工日前也有一萬元的股份放在企業，為將來進一步向股份制發展準備。
「在鄉鎮說私有化，會得罪一大幫子人。」上海一位觀察家說：「要創業，要會做人。」
「現在算什麼主義我們也不曉得，算誰的我也還沒去爭。」紫江集團總裁沈雯坦率地採取「主權擱置」論。
有些鄉鎮地區的私營企業主則透露，目前大範圍上仍是屬於鄉鎮企業，將來終歸還是要畫分出來。
一些專家指出，各地農村經濟絕大部分還在搞個人承包，但走得較快的，卻已把鄉鎮企業股份賣掉了。去年廣東順德的華南空調公司，大膽採行產權移轉，除了保留少部份股權給地方政府、創業的主管，七０%股權都賣給一家義大利公司。
要到達多數人富起來的天堂，哪一種步伐會比較快？大陸當局還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不過，如果鄉鎮企業不再堅守它原來的面貌，公有制社會又將進一步產生質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