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困惑……」，哼著電視劇「渴望」主題曲時，做了二十年右派、牙齒在牢裡都掉光的一位北京老知識分子，突然怔了怔，幽幽地說：「當年文革我困惑，現在改革我迷惑。」
作為一個總數四千四百萬的社會群體，知識分子在十二億平均受教育年齡只有五年半的大陸社會，不過滄海一粟，要造反作亂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但過去四十年中，他們如深囚暗室命途多舛，五七年反右運動，數百萬知識分子或為階下囚或被迫下鄉勞動；接著六六年文革，他們再次歷劫，被當作資產階級牛鬼蛇神，過了十年黑暗歲月。
撕下反革命臭老九標籤，改革開放後，「老九升了天」，知識分子無疑該春風得意馬蹄急，高唱自由凱歌；矛盾的是，許多知識分子們心自忖，社會是如願進步開放了，再也不會被揪出來當眾批鬥，但他們好像得意不起來，反而成為九大階層中最失落、迷惘的一群。
這享有大學學歷、主要分布在學術圈或文化界的大陸文人，迷惘來自自身定位與環境對他們定位的落差。一句「搞原子彈的，比不上賣茶葉蛋的」，道盡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中酸溜苦澀的心境。社會早已捲進向「錢」看的漩渦，經濟地位看跌，標榜傲骨固窮的文人特質，和社會整體奔俗奔富的反差顯得格外刺眼。
「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和清潔工差不多了。」說到錢，社科院博士生導師余敦康感慨萬千，十年前一級大學教授一個月掙三百多元，日子過得舒舒服服；現在國民每年平均收入已經翻幾翻到兩千一百多元了，教授月薪六百多塊，過得實在有些左支右絀。
上海一群大學教授有次搭出租車，在車上聊到彼此待遇，但見司機意氣風發地回頭對他們微笑道：「你們的工資是我的三分之一。」原本有說有笑的教授頓時啞了喉嚨。
扭扭捏捏下海
反諷的是，經濟愈發展，社會對知識分子的知識資本就愈渴求，但經濟、社會地位顯然沒有配上套，他們處境尷尬。
在日常生活上，他們和市井俚人別無二致，也得為分房、小孩上幼兒園和人爭得臉紅脖子粗，「知識分子可以和別人區別的地方，只剩下語言而已。」上海作協作家孫甘露一語道出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
市井凡人從商，開門見山坦承是為掙錢，知識分子下海就扭扭捏捏，說是改善經濟地位，被「逼良為娼」，只好跳海自救。
「只有發展經濟實力，才能在政治上發言。」一位過去在大學教外國文學、現在上海經商的教授按下腰間BP機(呼叫器)連忙解釋，知識分子首先要解決經濟依附於人的地位，才能有獨立自主的見解。西裝筆挺的他回憶，當初掙扎了一年半，才決定下海經商，跟朋友借錢時，漲紅了臉坐半天說不出「借錢」兩字。
黃土高原風沙漫天，沿海下海風漸西吹內陸。大熱天坐在空盪盪的研究室，西安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任大援搧著手上講義分析，改革速度大於知識分子心理準備速度，在商品經濟風暴下，人生志向動搖，部分教授不是「孔雀東南飛」，到沿海去尋找經濟上的尊嚴，就是努力開發第二、第三收入，否則連起碼的尊嚴都撐不下去。
「外面聲音槽雜啊。」一個剛從海裡爬上岸的的年輕知識分子激動地說，兩年前他拿到文學博士學位，留校擔任講師，一個月三百塊工資，不夠買孩子奶粉，他熬不過老婆當面鑼、對面鼓地叨念，就到海南島開訊息公司，半年後又狼狠地從海裡爬起來，重回研究單位。他對外宣稱是不能忍受粗鄙的商場文化，其實是賠了所有老本。「只有失敗再回學術圈的，沒有賺大錢回來的，一切理由不過是裝潢。」三十三歲的他忍不住心酸。
比起其他社會階層，知識分子對下海的兩極化矛盾更激烈，要不趨之若騖，要不極端仇視。
社會角色邊緣化
兩年前，上海一批知識分子高豎人文精神大旗，企圖以精神關懷抵抗知識界排山倒海的投筆從「錢」風。「連知識分子都棄械投降，諷刺自己的精神追求，完全失掉理想。」當初參與發起人文運動的上海大學副教授朱學勤抨擊。
「以前知識分子一坐下來就談政治，現在屁股還沒坐下就急急忙忙談錢、錢、錢，好像除了錢以外沒別的東西可談。」上海一位年輕講師在他十五平方米、燈光暗弱的房間裡，對那些忙著賺錢的同僚嗤之以鼻。
岸上曬著的知識分子看下海的人如芒刺在背，下海的人看岸上的也如砂粒在眼，反譏他們是「眼紅，發嗲，有罵的嘴、沒跳的膽」。
在這樣你爭我嚷、競相逐利的大環境中，知識分子更難安心做學問。他們自我調侃，大陸有一千五百萬人從事科學研究，擺算命攤的就有五百萬人，用不了幾年，算命的就要比算方程式的多。
經濟生活窘困或許還可以忍受，社會角色邊緣化則是知識分子「不能承受的輕」。
站過舞台中心的知識分子還記得八０年代的黃金歲月，那時他們在各個領域獨占鰲頭，只要發表一篇文章瞬間即成台灣名流，同儕競相走告。但不幸被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言中，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不斷邊緣化，能掀起的影響力愈來愈弱。
「即使扮演悲壯角色，都變成自說自話」，八０年代中期頗受文化界矚目的一位史學者黯然地說，對最在乎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而言，唱戲沒人聽最是難過。
發展健康的中產階級
長期觀察知識分子轉變的作家王安憶剖析，大陸知識分子一下子從中心被擠到邊緣，是「大人物遭到小人物冷落，挺難受的」。她更直言不諱，當今價值體系不斷變動，知識分子不是不夠堅決，對商品經濟太順應，就是還在渾渾噩噩摸索自己的定位，同時和現實、理想漸行漸遠，能發揮的社會作用微不足道。
西安作家賈平凹兩本暢銷一時的長篇小說「浮躁」和「廢都」，特別能象徵知識分子在改革大潮中的撒手無力。改革初期他們磨刀霍霍、躍躍欲試，竄流著一股浮躁之氣，打算抓緊機會拚出一番事業；但在認清自己想做的和可做之間的差別後，他們只能像頹廢的莊之蝶(「廢都」主人翁)，磨了雄心壯志，縱情聲色。
持平而論，改革開放一方面挑戰知識分子的局限，另一方面卻又提供他們更多揮灑空間，有無限可能。
有人說過去知識分子吃誰家飯說誰家話，筆桿子和嘴巴都是別人的，現在第一次有機會真正自己發聲，是時代給他們最好的機會，他們也正是左右改革成敗最關鍵的力量。將知識視為產業，利用學術專業發展經濟、文化的「後知識分子」也逐漸孕生，參與經營文化產業、企業，為改革打下扎實的基礎。
知識分子辦私人書院、開講座，或創立民間刊物、雜誌，影響也比搖筆桿為文臧否時事更深更廣。一個造了二十幾年原子彈的科學家放棄科研去辦管理學院，他認為將理念傳播給更多有決策能力的企業人士，比埋頭造核彈、寫論文還有意義。
知識資本與生產資本結合，更創造知識分子一個自由發揮的廣大天地。一年前創辦私人書院吸引一萬三千人報名的的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樂觀地分析，知識分子走入社會有助發展健康的中產階級勢力，政治、社會結構可能將因此發生變化。
一部「假如我是真的」竄紅文壇的劇作家沙葉新肯定，過去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將他們貶為附庸、傳聲筒的依附性角色，「不論捧或是打，都是閹割知識分子」，沙葉新堅定地說，目前政治對知識分子的影響較小，市場經濟將知識分子擺在最正確的社會地位。
未來將受倚重
不再被政治玩弄，對政治的參與狂熱也比過去冷靜許多，這對知識階層發展為穩定的社會力量，有正面效用。「第三隻眼睛看中國」作者王山剖析，大陸的知識分子還不算是成熟的社會集團，在政治上「幼稚得如頑童」。他認為，知識分子只有在與生產資本結合後，才能逐步接近國家的權力，並按照自己的要求，改造權力。
政治形勢對擁有知識資產的階層也是利多。在老人淡出政壇、資源重分配之際，中央的技術官僚多半受過高等教育，比起過去，知識階層將擁有較多支配權。
歷史上知識分子始終是官方最想籠絡的群體，籠絡不成就必然加以打壓。在政治高度控制情況逐漸鬆解後，過去慨嘆百無一用是書生，現在卻可以有許多用處等待書生去開發。根據美國國防部的研究報告指出，影響大陸未來發展三股重要力量之一，就是擁有專業技術的知識階層。
在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動中，知識分子或許迷惑彷徨，但這樣詭譎的變遷，卻也正是驗證知識分子撥亂反正能力的最佳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