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無國界，任何人無所遁逃於全球的環境變遷。在台灣，糾結難開的環保問題，卻常從惡質的地方政治中引爆。
年初，北縣樹林垃圾焚化廠才因民眾抗爭，使耗資近五十億的焚化爐束諸高閣，不到兩個月，彰化溪州鄉又為了焚化廠破土，爆發三千警力與上千民眾的對峙衝突。
而九五交年之際，環保團體也反諷地票選出九四年十大負面環保人物，其中桃園縣長劉邦友、台南縣長陳唐山、新竹縣長范振宗三位地方首長名列榜上。事蹟不外縣長結合地方利益團體企圖通過水源區開發案、不能抗拒財團開發濕地、超挖高球場……。
心存僥倖
不論是因受害意識而本能地自救抗爭，還是基於生態關懷而拒絕不當開發，各地方的環境沉病，就像承受不住壓力的氣泡，到處炸開。
執行第一線環保任務的地方政府，面臨迫切的危機，究竟如何揮耍這面環保大纛？
中研院民族所教授蕭新煌曾在一場「河川保護、地方自治與民眾參與」研討會中評析：地方政府平時對環保的注意和關切，未因環保抗爭運動興起而明顯提升，心存應付的僥倖心理普遍存在；對地方產業發展熱中，也鼓吹有餘，但對環保維護，著力卻明顯不足。
早在民國八十二年縣長選戰，潛藏的環保問題便挑戰著競逐的百里侯，但是，「處理環保議題動輒得咎，候選人均有意淡化或避而不談。」一位環保記者觀察。
地方首長的認知與態度，牽動著地方自然生態。
縣長選舉結果，反對黨席位減少，對若干企業而言，確實鬆了一口氣。儘管大型開發案由中央部會主導，關鍵仍取決於地方首長的配合。
事實證明，縣市長就任才一年多，執政黨主政縣分無不以「全縣就靠這一次機會翻身」的心情，迎接各種大型開發案(包括重汙染工業)，例如雲林麥寮的六輕、花蓮和平水泥專業區，而彰化的彰濱工業區則加速動工，甚至有闢建國際機場的呼聲。
向來標榜重現環保的民進黨主政縣市，迎拒開發與保育之間，不是顯得踟躕，就是無力抗拒。如台南縣長陳唐山對濱南工業區的態度，遭致環保團體強烈質疑；台北縣長尤清儘管帶頭反核四，還是輸給了中央的強勢作為；范振宗掌政的新竹縣，縣內擁有二十三座高球場，居全國之冠。
長期投入保育工作，去年甫當選省議員的大甲溪生態環境維護協會會長郭俊銘便認為，重視環保與否，無關意識型態。在他看，現任縣市長無論是環保觀念、認知，還是常識，都相當欠缺。
在多數縣市長的觀念裡，只要能解決當前的垃圾問題，就是「績優」的環保縣長，遑論即使卸任後也看不到政績的生態保育。
彰化縣府堅持在大肚溪口保護區旁設垃圾掩埋場，縣長阮剛猛就表示：「維護鳥類生態雖然重要，但解決垃圾問題也不可忽視，」其幕僚環保局良黃勝發甚至說：「水鳥不來這裡，還會到別的地方生存嘛。」
垃圾問題確實讓一縣之長棘手，也使各級地方政府師老兵疲，不過值得深究的是，在部分縣市，垃圾處理已陷入惡質地方政治的泥淖－－地方政客、民代、財團、派系、黑道的共犯結構。
根據「廢棄物清理法」，清運垃圾是鄉鎮的責任，縣府往往據此而不願出面協調，「因縣長與鄉鎮量都背負選舉包袱，誰都不願撕破臉，而互相推諉責任。」一位環工系講師分析。
垃圾變「金礦」
以垃圾問題堪稱「災難」的桃園縣為例，全縣十三鄉鎮市去年有七個是以轉運方式處理垃圾，為了取得垃圾場用地，曾發生大溪鎮民代表與里長互毆，以及楊梅鎮長宋明雄因購地弊案被起訴。
所謂垃圾轉運，是將垃圾從甲地搬到乙地，最終去處可能化整為零進入其他鄉鎮或縣市，也可能違法傾倒在河川地、沿海、施工空地或偏僻的私設垃圾場。由於轉運的垃圾下落不明，常衍生弊端。
依規定，轉運垃圾的包商必須擁有甲級廢棄物處理執照，但桃園縣內沒有一家合格，因此各鄉鎮對投標的廠商並未做資格設限，黑道「帶槍投標」時有所聞。
一位桃園地方記者調查，轉運價格往往從每噸七、八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由於有暴利可圖，得標的包商必須打通沿路的關節，如覬覦的黑道人物、轉運地區的民眾、負責取締的人員，以及發包的鄉鎮行政人員和民意代表。
因此能獲得轉運權利的包商，背後往往有一股力量支持，轉運價格因而不斷攀升，龐大的「共犯結構」於焉生成。
而桃園地方法院審理中的楊梅購地弊案，楊梅鎮長宋明雄等人被起訴的理由，是他們透過利益集團先以低價購買垃圾場預定地，再以高價轉賣給鎮公所(每公頃一千三百萬買進，六千一百七十二萬元賣出)，而且在預算未通過前，即提前函請縣府撥發補助款六千二百萬墊付，以圖利地主。
地方無力解決垃圾，因此桃園垃圾可能流入台北縣，也可能被五鬼搬運到新竹。而垃圾轉運站沒有防汙排水設施，汙黑毒水汨汨滲進大漢溪、流入淡水河，腐臭垃圾則奔竄在各縣的山巔、水岸、溪床、廢耕農田。
中央為協助地方解決垃圾問題，特別於八十一年在環保署成立焚化爐興建工程處，推動設置區域性焚化廠。然而這樁「美意」落實到地方，卻變成派系角力、濫用回饋金……。
在高雄，前縣長余陳月瑛任內將焚化廠定址在仁武鄉，同屬「黑派」的前鄉長吳進村大力配合；改朝換代後，縣長余政憲仍為黑派，鄉長卻變成「白派」的劉龍泉。新鄉長就任後，乃求助白派重要領袖，包括立法院副院長王金平、縣議長吳鶴松、前縣長林淵源，企圖翻案。派系角力之下，焚化廠遲遲不能整地動工。
面對焚化爐興建一再受阻，環保署焚化廠興工處副處長蔡惠民無奈地說：「學工程的人腦袋就像concrete(混凝土)一樣，做事一板一眼，怎麼可能了解誰是黑派，誰是白派？」
而焚化爐建廠經費全由中央補助，窮困已久的地方好不容易見到金主，近乎「需索無度」地要求回饋－－興建公園、運動場、圖書館、果菜市場、垃圾車專用道，甚至要求水電半價等非環保署權責的項目。
上無政策，地方亂搞
環保署興工處處長張晃彰強調，焚化爐用地取得每公頃兩百萬、工程發包五%的回饋金，以及運轉後的營運收入，都有使用規定。
但一位環保署官員透露，環保署曾經撥下一筆六千餘萬的「廠址用地取得階段獎勵金」，地方竟用來招待出國旅遊考察，每里各分一百萬，剩餘的錢則意圖存入行庫孳息，籌措老人年金。而一處與焚化爐興建無關的工程，地方也要求回饋五千萬，發十個包，分別由十位民代包攬。
解不開的地方怪象，除了困擾焚化爐工程處，也發生在第一線的稽查工作。
由於地方環保單位飽受人情關說，取締環保案件不力，吃案、公害糾紛不斷，四年前，環保署臨時編組成立中央環保督導大隊(分成北中南三個環保稽查隊)，直接介入地方執行稽查任務。
站在前鋒的基層環保稽查員，得在事業單位、檢舉民眾與有力人士之間，承受工廠威脅、民眾懷疑、民代關說，以及上級的壓力。
一位東部的稽查員面對縣內一家大型工廠成天排放廢氣，不禁反問：「地方有志難伸，我們也想徹底取締，但環保局長總不能和縣長作對，這家工廠可養幾千人，多少縣議員？」
就在惡性循環的地方政治生態中，台灣的自然生態點滴被銷蝕終結。
綠色消費者基金會秘書長方儉形容：「全省三０九鄉鎮就像三０九個棄兒，自生自滅，當各地汙染泡泡炸開，最終問題仍會彈回中央。」
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林俊義也把矛頭指向中央：「當中央沒政策，地方就亂搞。」他認為根本解決之道，還是中央有政策嚴格管制，地方確實落實自治。
回歸問題原點，制衡地方政府，仍在於人民草根力量的發揮。台灣生態研究中心負責人陳玉宰相信，當前社會已經累聚足夠的「環保勢能」，必須透過管道釋放。
中央不應再是一條鞭地箝制地方，而是結合地方政府、環保團體及人民力量，使環保在政治領域裡，獲得合理而有效的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