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廣場上，豎有一座報喪鐘，靜靜地控訴著槍枝氾濫、人命低賤的悲劇。
這個電子告示牌五秒鐘顯示一次全美槍械生產數目，每十四分鐘更新一次槍下喪生的亡魂者。前年，共有二萬四千位受害者，比當年越戰的年平均死亡人數還多出五倍。美國總統柯林頓曾沈痛地表示，犯罪的陰影如影隨形，是「今日美國最深的精神危機」。
二十四小時保鏢不離身的柯林頓，大概很難體會，相對於他的精神危機，美國大眾早已喪失「免於恐懼」的自由。在一項美國司法部的民意調查中，高達八九%的民眾認為治安日益惡化，五五%常常擔心自己變成受苦者。
犯罪經濟學家指出，一個犯罪行為的產生，源自潛在犯罪者成本效益的考量；效益，指犯案後能滿足所求；成本，則是他可能付出的代價，例如坐牢，兩相權衡下，若是效益大於成本，一樁案件便可能成立；相反地，若是犯罪者認為不划算，判斷被抓的風險性很高，也許便會按捺犯罪的衝動。
然而，沒道理的是，罪犯付出成本是咎由自取，社會大眾卻必須共同分攤歹徒強予加諸社會的成本，
經濟學家試著量化這些犯罪行為的後遺症，發射一顆子彈的代價知多少？也許子彈市價不到一美元；但當廿六歲的羅賽爾射死路人喬治頓，它的成本就非三兩下能計算出來。
小案一樁兩百萬美金
以美國為例，喬治頓的急救醫療費用是六萬五千美元；由於他是因公出差死亡，保險公司將支付他年薪(六萬五千美元)五倍的理賠金－－三十二萬五千美元給他的受益人；每年，他的家人還可從社會安全福利局(Social Security)領到四萬六千美元的撫卹金；他的同事捐出二萬二千美元，作為他二個小孩的教育基金。
此外，警方整個辦案行動花了一萬八千美元；少年犯量刑公聽會用去了一萬五千美元；羅賽爾因殺人入獄八年，在這段期間，納稅人必須付出，十萬美元幫他改過自新，而且，若以六十五歲的退休年限為準，四十三歲的喬治頓應該還有二十二年的生產力，累計年薪超過百萬美元。將這筆鉅額的帳單加加減喊，美國為羅賽爾的罪行總共付出二百萬美元左右。
美國司法部估計，二秒鐘發生一樁的不法案件，讓美國一年平白損失一千六百三十億美元，這數字大約是三分之二而國防經費，五倍的聯邦教育預算。
剛從景氣谷底翻身的美國，如想重整國力，打擊犯罪是當務之急。
將壞人一網打盡常是政府處理犯罪的直覺反應，不過，把犯人關進大牢，成本很高，而且刑期愈長，社會的負擔愈重。美國「商業週刊」的調查指出，二十五歲的犯人若被判無期徒刑，他的一生大概要花掉納稅人六十萬到一百萬美元的血汗錢，要是健康出了問題，社會還要為他免費治病。
一九八０年以來，美國受刑人數已經增加三倍，「如果把人關進牢裡是實現社會正義唯一的手段，那麼蓋再多的監獄都不夠。」金史密斯在印第安那州擔任十二年的檢察官，他不以為然地表示，不管罪刑輕重，「關愈久愈好」的時代過去了；再者，終身監禁為政府赤字雪上加霜，遺留給下一代沈重的財政包袱。
儘管如此，監獄還是絕不了跡。目前各監獄由於胃納有限，只好以放「舊人」關「新人」的方式度難關，因此每年有超過六萬名的要犯得以假釋出獄。許多刑期未滿的慣犯，尚未感化成功便能逍遙法外；由於犯錯得不到應有的處罰，有案在身的歹徒覺得划得來，治安當然一敗塗地。
忍無可忍的德州決定打破這個惡性循環，還給州民安全的權利。
德州九三年公民投票否決社區大學的設立，卻通過追加十億美元的監獄經費，顯示全州同仇敵愾打擊犯罪。本身曾是搶案受害者的參議員懷麥爾斬釘截鐵地表示：「我們一定要讓因犯得到應得的懲罰，絕不能因牢房不夠，就輕易放他們一馬。」
今年年底，德州將完成耗資二十五億美元的監獄擴建工程，設計十五萬四千個床位，比目前的容量大三倍。除了量的增加，為了讓安全監控滴水不漏，重刑犯的床，一個造價二萬四千美元。屆時，德州的監獄規模將居西方各國之冠。
百姓自求多福
蓋監獄的錢，原本可以用來辦教育，為求能安心走在路上，德州人民覺得很值得。他們相信，只要假釋犯愈少，德州愈安全。過去二年，德州首府達拉斯的暴力犯罪，果然減少三一%，是全美主要城市最大的降幅，更堅定他們的作法。
遺憾的是，並非每個人都有幸住在德州，既然政府無力遏止犯罪，老百姓只好自求多福。
「大家都對環境缺乏安全感，」保全業協會理事長。Security Industry Association)格藍泰(John Galante)說出小市民的心聲，「而且，暴力犯罪的本質也在改變，好像無論何時何地，人們都可能遇害。」
不想坐以待斃的小市民，開始自力救濟，為自家安全投下大筆銀子。
「我叫它安全稅，不花不行。」擁有一百家速食連鎖店的老闆波狄婁(Frank J. Portillo)無可奈何地說，去年一月八日，歹徒闖入波狄婁的一家分店行搶，七名員工當場慘死。意外發生後，波狄婁在每家分店加裝監視器，有些犯罪率高的地區更雇用警衛站崗。
波狄婁的作法並非特例。保全業協會指出，一千五百萬個監視系統在全美各地待命中，一年為製造商賺進二十一億五千萬美元的「社會難財」。當汽車的失竊率(每二十秒丟掉一輛)愈高，拐杖鎖賣得愈好，九０至九二年的銷售額成長了近五倍，成為社會治安的反指標。
暴力猖獗，社會大眾承擔的外部成本不只是錢，還有民心。美國「錢」(Money)雜誌報導指出，由於對生活環境失去信心，每年約有二十五萬美國人移民國外。而且，大學畢業、年薪超過五萬美元的知識分子疏離感尤其嚴重，每四個就有一個想要外移。出走的原因或許不盡相同，犯罪卻加快他們離家出走的步履。
民眾的情緒，執政當局不能再漠視了。
看到青少年持槍上學，「許多嬰兒潮代的父母，不想在這樣病態的美國，撫養下一代。」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莫雷表示，「以前他們逃到淳樸的奧勒岡州或蒙大拿州，現在他們遷居溫哥華，或其他更遠的地方。」
不能掉以輕心的是，高級人才的出走，是未來產業升級的隱憂，再者，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將使治安更形惡化。
犯罪，這個令各國政府束手無策的世紀末惡疾，是否真的無藥可救？
美國市長會議(U.S. Conference of Mayers)主席亞伯拉森(Jerry Abramson)認為，「打擊犯罪，不只要抓犯人，關鍵是去防止有人變成罪犯。」前美國司法部長賀曼(Philip Heymann)也強調，貧窮與絕望是孕育罪犯的溫床，倘若規規矩矩做人得不到什麼好下場，許多人自然會想－－不如大幹一場。所以，運用犯罪經濟學的觀念，讓想作案的人覺得犯罪不划算，才是等底抽薪之道。
台灣目前的犯罪規模。每十萬人有一百九十一位受刑人、與美國六十萬人中四百五十人一相較，從數字上來看，也許情節尚輕，然而，暴力猖獗、黑道橫行卻已是國人心中的痛。以美國為鑒，前進中的台灣，真禁不起誤入歧途的社會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