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未必重演，但歷史又往往在重演或循環。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國大陸發生學潮，它的內涵不同於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和二十年前的紅衛兵運動，但對家長制「權威政治」的疏遠情結，卻有些相似之處。最令人驚奇的是，學潮前的「言論假期」和學潮後的「秋後算帳」，與三十年前的「鳴放」和「反右」十分相似－－都給人一種「陽謀」的印象。
萬里演講轟動一時
在學潮發生之前，中共「副總理」萬里發表轟動一時的演說，題為「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當我們探討學潮發生的社會背景時，他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傳達政策的話，是必須讓大家瞭解的。他說：
為發展科學理論，首先需要創造一種民主、平等、協商的政治環境。領導者要尊重人們充份發表意見的民主權利，不要害怕別人講不同意見的話，甚至講反對自己的話。過去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是正確的，但還有點消極。積極的說法應該是：「言者有功，聞者受益」。
他又說：為了創造民主、平等、協商的政治環境，必須堅定不移地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但對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實行這樣的方針，對政策研究、決策研究也要實行這個方針；不但對自然科學要實行這個方針，對社會科學也要實行這個方針。……雙百方針提出已經三十年了，可是在過去很長時間內，這個方針基本上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實施，一度甚至把它當作「引蛇出洞」的所謂鬥爭策略，這是十分可悲的。這個方針不能得到貫徹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去往往把政治問題理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個概念帶來了很大的副作用。
萬里的演講發表後不到五個月，中共又重覆三十午前的政策錯誤，從鼓勵知識份子進言，聲稱「言者有功」，到壓制學生溫和的民主呼聲，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名清算知識份子菁英；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活，又陷入了萬里所說的「十分可悲」的「引蛇出洞」的陽謀中。
中共「革新派」代表人物胡耀邦、胡啟立、萬里，鼓勵進言和推動改革的誠意，似乎是無可懷疑的，但中共寧願背上「言而無信」的包袱清算文人；胡耀邦則自身難保而「半下台」，由此可見學潮和「小鳴放」的發生，並非是孤立事件。
現在，大陸的學潮已經平息，正是全面摸清其脈絡的時候。本文將試析學潮和「小鳴放」的社會背景。
「言論假期」的背景
中國大陸的學生示威遊行，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開始於安徽合肥，然後迅速擴大到許多大、中城市，形成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浪潮。學生的政治訴求(期望)有兩種層次，較低的層次，是圍繞自身直接的小利益，諸如要求學校調整收費(漲價太猛)、改善伙食；較高的層次則是面向社會，他們主張儘快推行政治改革，讓社會邁向法治和自由民主軌道；他們還特別呼籲確保新聞自由和人權。
高層次的政治訴求，表達了學生對專制政體弊端的厭惡，顯示他們關懷社會和參與社會改革的理念，也流露了強烈的「超前情意結」－－超越中共現行政策，去啟迪民智和促進政治改革起步的情結。
這次學潮和知識份子的「啟蒙」活動，是八十年代初「思想啟蒙運動」的延續。學潮是自發性的群眾運動，不是當權集團中的「革新派」在幕後策畫，更不是在大學教授有計畫組織下發生的。但「革新派」寬容下的「言論假期」，以及知識份子菁英的革新言論，卻激發學生對現實社會更多的「反思」，這種意識和觀念的影響，無疑是學潮的「催化劑」之一。
一連串的改革文件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擴大，中共在其他行業也逐步試行改革，以糾正「極左」的弊端，適應「經改」的發展勢態。
一九八四年底，「作家協會」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致裡詞，內有「創作必須是自由」之語，這句話被文藝界視為放寬限制文藝活動的訊號。
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共「中央」下達「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聲言「反對濫用行政手段干預學術自由」。它說：「要真正做到尊重科學技術人才，就必須保障學術上的自由探索、自由討論，使人們無所畏懼地去追求真理。」
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中央」又公佈「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規定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可以擴大。
這一連串的會議和文件，對知識界的思潮頗有影響；社會科學界對「學術自由」的呼籲、合肥數間大學試行「民主辦學」，就是受影響的實例。
一九八五年春，具強烈革新意識的知識份子菁英，懷著「突破禁區」的使命感，在報刊上鼓吹「學術自由」。在「論學術自由」一文中，新生代理論家吳曉明把「學術自由」稱為「許多志士仁人為衝破沉悶空氣而發出的急切呼喚」，他用了「志士仁人」的名稱，可以想見爭取學術自由的艱險，以及進言者抱著付出巨大代價的狂熱。
「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教授表示，只要不違背「憲法」和法律，學術自由是應當受尊敬和保護的；但他慨嘆「學術自由」姍姍來遲。他說：學術自由仍然沒有被公開地明確提出，獨立思考、自由探索的創新精神仍然未能破土而出，「雙百」方針沒有真正很好貫徹，其阻力蓋來自長期「左」的影響。
一九八五年三月，上海社會科學界舉行一次集會，廣泛討論了學術自由的必要和迫切，與會者認為，學術自由是「整個社會思想自由的一個組成部份」，「是高度民主的一個重要方向」。
進入「言論假期」
一九八六年三月，大陸文化界才進入相對的「寬鬆期」，亦即「言論假期」。
中共報刊並無言論假期的名稱，而是作者給「小鳴放」格局冠上的別名。自一九八六年三月至十二月，大陸文化界有個「鳴放」的小局面，中共「革新派」高幹和知識份子菁英，都在鼓吹「全面改革」，並嘗試衝破一些禁區；大家議論紛紛，氣氛十分熱鬧。對於知識份子一些「離經叛道」的言論，中共「官方機構」，如「中央書記處」、「中央宣傳部」、「社會科學院」以及「上海市委」，都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它們不僅未清算「敢言」和「敢於創作」者，「中宣部」還替受圍攻者解圍，文藝理論家劉再復和經濟理論研究者馬丁，就這樣擺脫了極左派評論者的「批判」。所以，這段時候，給人「言論假期」的印象。
不過，中共「革新派」仍提醒知識份子不要違背四項原則，不要全盤西化；他們只是把「政治鳥籠」放大一些，讓鳥籠內的知識份子，有略為「寬鬆」的活動空間，他們並不放棄鳥籠。
「言論假期」的引路人之一，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
朱厚澤的「寬鬆論」
這位有革新理想的中共第三代政治新秀，自一九八六年三月起，就熱心宣揚「寬鬆論」。三月間，他參加「出版工作者協會」代表大會時，發表演講－－文化氣氛和文化開放，主張在文化界「創造」比較和諧、協調的氣氛，形成「比較寬鬆的環境」，以利於不同觀點的爭論。他認為，除了科技之外，思想方法也可以「開放和引進」，他說：「在學術思想、文化思想、經濟思想上，我們仍然要吸收外國的好東西。」
四月，朱厚澤插手處理「劉再復事件」和「馬丁事件」，排除文化界極左教條派的干擾。在文藝界的一次集會上，他再次提要「創造融洽和諧的氣氛」。
七月，中共「中宣部」召開全大陸的「文化局長會議」，部署如何「創造」寬鬆環境，朱厚澤在會上的演講「關於思想文化問題的幾點思考」，聲言文化觀念要有突破，對不同的見解和意見不要急於壓制；對不同意見者，採取寬容、寬厚的態度，讓社會環境「寬鬆」一些。
在「文化局長」會議之前，即一九八六年五月，中共報刊紀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三十周年，比較廣泛的討論了學術自由和「文化發展戰略」。在這個月，中共「上海市委」主辦了研究「上海文化戰略」的大會，並制訂「上海文化戰略建議」。這一類會議、討論、文件，都充滿「寬鬆」的論調。
在「文化局長」會議的那一個月，中共召開「全國軟體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萬里代表「書記處」發表政策演講，即引言提到的那一篇。他認為，不僅學術可以自由討論，政治和政策問題也可以討論，知識份子要參與決策的諮詢。
「點火篇」的魅力
更為重要的，是萬里鼓勵知識份子「言無禁忌」，大膽進言，並呼籲高幹結交諍友，「平等地、民主地經常交流思想，溝通信息，討論問題」。他說：「每個領導者都應該有幾個有膽識的親密朋友，特別要有幾個敢於提出不同意見、敢於當面直言不諱的譁友，即使在封建時代，少數賢明帝王還能禮賢下士，結交幾個諫臣密友，我們共產黨員不是應該做得更好些嗎？」
他又說：「只有在高度學術自由的氣氛中，才能才思泉湧，觸類旁通，獨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見。也只有在高度政治民主空氣中，才能言無禁忌，力排眾議，慷慨陳情。軟科學研究應該只尊重客觀事實，崇尚真理，不迷信權威，不屈從個別領導人的意志。」
萬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他的演講，雖帶有些個人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領導風格」，但大體上是傳達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新政策。至少這是中共「中央」在「革新派」推動下營造「寬鬆」環境的試探，當時「僵化派」未必贊同此政策，卻也沒有找到反擊的適當時機。
小規模「廣開言路」
萬里的演講使知識份子感到，中共將一種新的、訊號傳給他們：在「憲法」和法律之下。「黨」允許他們享有學術研究和言論的自由。就這一點來看，它無疑是極富政治魅力的「點火篇」，它使知識份子以為中共鼓勵「鳴放」，因為點燃了心中真誠的火，熱心投入了「鳴放」。
另一方面，萬里的講話，又激發中共報刊放寬言論尺度，作小規模的「廣開言路」試驗。八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員文章，以「政治問題可以討論」為題，呼應萬里的話。過去，政治問題和政策是由「黨」或「黨」的家長決定的，知識份子甚至黨員都不能議論其是非，否則就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之罪(如彭德懷、吳唅)，現在中共權要和黨報說可以「討論」了，當然是比較「寬鬆」了，這是中共政治宣傳上的一項突破。
不過，「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除了對過去的文字獄有「不堪回首」之嘆；對於現實生活中難以消除的「左毒」，也有一種「無力感」。
在「言論假期」中，萬里的政治魅力，不僅在「點火篇」塑造了寬容的形象(「鳥籠」內的寬容)，而且建立和「指導」合肥的「民主辦學」試點。
他在合肥試辦「民主辦學」，已經有相當的時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他在合肥召集當地十二所大學負責人和教授開會，討論「民主辦學」的取向。
「民主辦學」是最重要的堡壘，是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萬里和「國務院教育委員會」、中共「安徽省委」，放手讓校長管惟炎、第一副校長方勵之去推動。這兩位科學家的經驗，於十、十一月獲「人民日報」大力介紹。
方勵之在科大實行教授治校，培植學生的民主意識；這是三十多年來，大陸大學教育的一項最具挑戰的改革。
在培植「民主辦學」的政治試驗品的同時，萬里和「革新派」也支持「民主選舉」的嘗試－－廣東深圳經濟特區蛇口的負責人袁庚，試行「幹部民主選舉」制和「民主批評」。正如對「科大經驗」的贊賞一樣，中共報刊對「蛇口經驗」也採取肯定的態度。
合肥和蛇口的試驗，旨在尋求「權利配給制」下的民主管道。這種「鳥籠」下的政治政革小試驗，卻使具獨立思考能力的大學生，產生了爭取真正民主的意識，以及促成政治改革全面推展的衝動。這自是合肥學潮發生的一個「誘因」。
萬里的講話和試驗，是基於變通馬克思主義；而變通馬克思主義，原是中共「中央」的決定，也是鄧小平、胡耀邦多次說過的。
「九月全會」之後
九月，中共召開十二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表示要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素養，這是提高「人的素質」，加強「軟體建設」的一種計畫，也與人際關係「寬鬆化」的構想有關。
九月以後的兩個多月中，各地報刊發表大量文章，討論各種敏感問題，鼓吹學術自由，實行民主，突破馬列主義；還有知識份子菁英呼籲，放棄「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和政策。菁英份子對社會和制度的「反思」，以及對改革的構思，水準遠超過一九五七年時的「鳴放」。
革新派開放「言論假期」，是因為四個現代化建設需要知識份子的才智，因而必須有「寬鬆」環境，讓他們發揮潛能；「革新派」也想藉他們的思考，改善決策的程序，提高政策決定推行的層次或效益。這原也未脫離「利用」知識份子的舊框框。
就「利用」的層面而言，「革新派」的另一用意，是藉「小鳴放」製造政治改革的「輿論」。中共在去年雖提到要實行政治改革，卻一直未做出正式的決定，實際推動經濟改革的「革新派」發現，政治上不作某些改革，經改就受原來政治理論的牽制，而難以向前發展；所以，「革新派」開放了「言論假期」以圖促進政治改革的起步－－這也是「革新派」和知識份子、學生的一種共識。
儘管有這些共識，但觀念和政治訴求的差距也存在。最突出的是，「革新派」雖寬容知識份子在「鳥籠」下的「鳴放」，支持學生爭取小範圍的民主(如「區人代」的選舉)，卻並不贊同學生上街遊行，也反對知識份子過份「煽情」而使「僵硬派」有機可乘。
「科大」學生因區「人民代表」選舉不公而舉行示威，在方勵之勸阻之下仍上街遊行，然後又在各地學生中引起連鎖反應。這就使形勢急轉直下，在「革新派」對學生「失控」之後，「言論假期」便演變為「僵硬派」的「引蛇出洞」格局，胡耀邦、萬里陷入自身難保的困境，知識份子和學生菁英也就難逃受清算的命運。
(丁望為香港潮流月刊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