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台灣天氣陰晴不定，司法院的上空也紛亂不堪。
從3月14日，前總統馬英九被地檢署以教唆洩密案起訴，到3月31日，台北地院對「太陽花」學運22名被告作出一審無罪判決，兩個司法案件隨即引來正反兩派激戰。
就在各種網評火花四射的同時，3月30日卻有一樁司法判決的新聞被淹沒、遺忘了。
這起發生在1996年7月，懷孕八個月的空姐性侵案，慣竊沈男在2006年經檢方比對精液DNA後，確定他就是犯罪者，但台北地院卻以「已過十年追訴期限」而判決免訴。
今年的3月30日，高等法院終於還給空姐遲來的正義：認為「一審誤用罪名又算錯追訴期」，空姐受辱適用舊法強姦罪而非強制性交罪，更重要的是追訴權時效是20年，還有五個月才超過追訴期，將沈男改判刑期八年。
對民眾來說，根本分不清什麼是強姦罪？什麼是強制性交罪？但是法官卻可將原先的強制性交罪改為適用舊法強姦罪，因此讓追訴期限變成20年，才得以將沈男繩之以法。
同案件不同判決，令人不勝唏噓，只因法官認定的罪名不同，最後判決天差地別。
很多人一定會對刑法的法律追訴期感到疑惑，這就是指犯罪行為人，自犯罪行為起，法律會規定一段時間，對其起訴論刑。若超過所規定期限，依法不得對犯行人起訴論處。
而制訂追訴期的主要理由是，認為當事人逃避通緝一段長時間後，已盡力與社會和好，長期安分守己而不再犯罪，對其犯罪當時行為的處罰實益，也會隨時間而消逝。
但法律卻輕忽了受害者的傷痛是永遠且無法彌補的。
以上述的性侵案為例，1996年7月加害人沈男於凌晨時分，在台北市民生東路一棟公寓，破壞鐵窗翻入行竊。離開前發現熟睡中的女屋主貌美，不顧女子苦苦哀求，性侵得逞。當時女屋主懷有8個月生孕待產中。
同年12月，沈男再度入侵一處民宅行竊，發現屋內一對小姊妹正在熟睡，竟然起了淫慾，強行脫去姐姐內褲，以下半身磨蹭這對姊妹，雖強姦未遂，但當時妹妹才五歲，姊姊還在讀小學。
案件爆發後，警方在現場採集到沈男精液，也驗出DNA，但因指紋一直比對不出來，無法定罪。
就這樣過了19年，刑事局指紋科重新分析，才比對出因竊盜案落網的沈男，也從遭性侵姐妹的檢體，驗出相符的DNA，全案宣告偵破。但是空姐部分，按當時檢察官依刑法「強制性交罪」起訴來算，追訴期僅10年；小姊妹部分，為「強制猥褻罪」，追訴期也是10年，一審法官因為二者都已過了法律追訴期，判決沈男免刑，意思就是罪犯完全不用對其罪刑，付出任何代價。
但沈男卻已摧毀三位受害者的一生，當初懷孕的空姐飽受身心煎熬，性侵陰影不僅讓她無法與當時的未婚夫結婚，精神瀕臨崩潰，幾乎日日以淚洗面，後來獨自養育孩子長大，工作、生活坎坷不順。
直到今年3月30日，二審高等法院認為，沈男所犯應是刑法在1999年修正後的「強姦既遂罪」，追訴期從犯案當時算起應為20年，因此將一審的免刑，改判8年有期徒刑。至於小姐妹的部分，因適用刑法修正前的「強制猥褻罪」，已經過了法律追訴時效，仍維持原判，免於刑責。
即便法院終於還給受害空姐一個公道，但對小姐妹的傷害，卻因過了追訴期，無法對沈男加以制裁。
相比今年70歲的嫌犯逍遙法外近21年，三位受害者不僅長期活在性侵陰影下，已逝去的花樣年華，又能叫誰來補償？
如果「太陽花」被視為是台灣重要學運，所以可贏得社會大眾的關注，甚至還讓台北地院合議庭法官許泰誠、張少威與文家倩絞盡腦汁，他們聲稱是依據立委黃國昌等人提供的資料，以及自己另外蒐集的資料，再綜合國內外學說後，認定22名被告符合「自創」的「公民不服從」七要件，因而判定無罪。
請問，法官能不能也用同樣的辦案精神，幫其他的受害者討回公道。
如果說司法是人民的最後一道防線，試問法律追訴期保障的到底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以目前智慧型犯罪猖獗來看，想要逃過法律追訴期並不困難，現行的追訴期限到底合不合理，是否也能比照「太陽花」，得到同樣的關注，成為新政府司法改革的議題之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