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變英雄。反共義士的獎金縮水。立委跳上主席台。大家樂逼退了愛國獎券。女學生跟「西瓜皮」說拜拜。選美開禁了。戒嚴告終。可以赴「匪區」探親。總統不再姓蔣。最「忠黨愛國」的老兵走上街頭。飆車、飆股票、飆房地產。黑衣墨鏡的羅大佑嘶吼著「台北不是我的家」。龍應台憤憤地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一九八0年代,一個「不可能」變「可能」的年代,一個顛覆歷史的年代。
一九七九年,八0年代的前一年,台灣發生了四件具歷史性的大事--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宣布台灣成為新興工業國,以及開放出國觀光,極富象徵意味地為八0年代揭開序幕。接下來十年的台灣,外交務實化、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陸續登場,同台演出。蓄積數十年的社會力迸發四濺,舊台灣土崩瓦解。
彈性外交vs.本土政治
失去了美國的邦交,讓台灣在危機中重新認識自已。
許多人都還記得,自己聽到中美斷交那一刻的反應。政大廣告系副教授孫秀蕙,當時還在台南念高一,那時覺得台灣要完了,她翻過手掌來看自己的生命線,「滿長的嘛!台灣熬不過去,我可能熬得過去。」一時間,旁邊的同學都紛紛端詳起自己的掌紋。
八0年代的第一天起,「中美防禦條約」終止,台灣離開了山姆大叔的保護傘。丟過了雞蛋,唱啞了「中國一定強」,人們開始意識到一切只有靠自已。中央社社長施克敏,當時正擔任聯合報駐華府特派員,他清楚記得電視新聞主播華特克朗凱之言:「台灣終於打落牙齒和血吞。」
台灣此後開始彈性外交政策,政黨外交、經貿外交、國民外交、甚至教會外交相繼出籠;一九八七年,我國向荷蘭訂購的「海龍號」潛艇抵達,分散武器來源的努力初見成績。一九八八年,部分經貿官員及業者組團前往蘇俄考察商務,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沈昌煥,手捧「蘇俄在中國」一書,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怒斥經濟部「欠缺敵我意識」;不久後,這位「外交教父」辭去總統府秘書長一職,象徵舊時代的外交政策畫下句點。
一九八九年,李登輝以「台灣來的李總統」訪問新加坡,是政府遷台後元首第一吹踏出國門。
外交逆境加深了人民對「一個中國」政策的質疑,進而回身正視腳下的這片島嶼,這也恰與八0年代政治本土化的走勢相應。
七0年代啟蒙的本土意識,在八0年代化為行動;美麗島事件的衝擊有如巨石入水。
八名被告在軍法大審中的答辯書,經由報紙刊載,震撼人心;當時在中影工作的吳念真認為,「國民黨誤判了台灣民情,不知道台灣人已鬱積到什麼程度,幫了黨外的忙。」
本土作家宋澤萊描述台灣文學所受美麗島事件的影響:「它在那一刻被劃了一刀,歷史的血脈崩開,文學的作家第一次發現,文學竟不是用置於桌上的墨汁去醮寫,而是用拋灑在社會、土地的血漬去醮寫。」作家碧竹過去寫作大量抒情散文,事件後改筆名為林雙不,文風丕變。小說家李昂也說,若非美麗島事件,她寫不出反抗威權的「殺夫」。出生眷村的資深軍事記者張友驊,也從那時「開始思考上一代的對與錯」。
與過去二二八、自由中國事件等政治案不同,美麗島事件及後來的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並未壓抑、反而激化了民主化運動。
人民發動當權讓步
一九八0年的增額中央民代選舉,周清玉、許榮淑、黃天福等美麗島受刑人家屬紛紛當選,辯護律師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人後來也相繼當選民代,等於獲得了選民的「平反」。當時入獄的陳菊感受到,「坐牢不再是種恥辱,政治犯被許多人視為「良心的貴族」,台灣的價值觀改變了」。
關注台灣問題的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教授羅賓森指出,世界各國民主化過程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草根性的,力量由下而上,逼使在上者崩潰;第二種是出了聖君賢相,主動開放;台灣則是特殊的第三種,先由人民發動,當權者到了某一程度也配合鬆手。
「蔣經國高明之處在於,他懂得在太遲之前退讓。」美麗島受刑人呂秀蓮說。蔣經國在病痛纏身的晚年說出「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和「我也是台灣人」,表示他終於聽到了人民的聲音。
後美麗島時期,國民黨內鷹派雖曾有意反撲,但在人民、海外僑胞與國際輿論的壓力下,顯然後來鴿派占上風,八0年代處處可見默許式的民主。
一九八六年,民進黨非法成立(當時被媒體稱作「所謂的民進黨」或「民X黨」),黨員原有坐牢的心理準備,排好了被抓的梯次名單,結果無事,之後也能公開活動,甚至在那年底的三項公職選舉中大有斬獲。黨外雜誌不斷在印刷廠被抄、在街頭被沒收,但還是無礙生存。政大東亞所教授李英明,當時正在唸博士班,眼看國民黨從獨大到默默讓反對力量組織化,「時時覺得驚奇,感受到台灣正在經歷大變」。
陳菊在一九八六年假釋出獄後,發現社會比七0年代寬鬆多了。過去國外人權工作者與她會面,都要喬裝掩護;她與海外聯繫時,常把寫得密密麻麻的薄紙塞進衛生棉中,夾帶出國。她出獄後,看到人權運動人士直接與海外傳真聯繫,「嚇死了」。
台灣錢淹人心
戒嚴、黨禁、報禁終於沒人歷史。「我們在七0年代提出問題,八0年代則是尋找答案的關鍵年代。」民進黨現任文宣部主任陳芳明,滯留美國十五年,隔海參與島內的統獨論戰,一九八九年他獲准返台,「抓到了八0年代的尾巴」,當飛機飛臨台灣上空時,他掉下了眼淚。
整個台灣在那個時代被翻了一次,政治如此,經濟活動亦然。
台灣錢淹沒了社會舊貌。經濟學者石齊平指出,台灣經貿走過五0年代的大逆差、六0年代的小逆差、七0年代的偶有出超,八0年代陡然跳到大出超,外匯存底激增,貨幣擴張,「錢衝到到哪裡,哪裡就出毛病;房地產、股票、工資、治安,各種問題層出不窮,絕無冷場」。
股票加權指數衝出一萬兩千點,又跌破三千點,牽扯著萬千灼熱的發財夢;公務員、教師、甚至出家人時時戴著耳機聽行情。朱天心的短篇小說「新黨十九日」中的家庭主婦,因炒股票而走出廚房、走上街頭,當不知情的家人看到她在街頭竄逃的照片,瞠目結舌。
大家樂、六合彩盛行時,工廠找不到勞工,每逢開獎日,電話線路幾乎癱瘓;玩家為求明牌,「透早起來解籤語;中午電子計算機;暗頭問童乩;半暝夜浮墳地(研究墳土上浮現的圖案字形)」。
有限的投資管道無法宣洩錢的洪流,地下投資公司釀造了許多悲劇。提供個人理財資訊的「錢」雜誌一九八六年創刊,反映出社會新需求,第一期就發行了三萬份,創下至今未打破之紀錄。參與創刊的陳照旗說,國人向來忌諱談錢,但他們想面對現實,提供理性的理財觀念,所以直截了當用了「錢」這個名字。而這個名字好宣傳,也幫他們「省了不少錢」。
八0年代中美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美國巨掌來台扣關,要求公平貿易。中美菸酒談判對台灣經濟和人民心理都造成衝擊;而當被迫開放火雞肉進口時,國內雞農手中的雞蛋丟到了當時國貿局長蕭萬長的身上。
政經結構劇轉,社會利益重新分配,各種利益團體跳彈出來爭取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工運、農運、婦運、學運、消保、環保、老兵、無殼蝸牛、原住民運動蜂起,經常見到群眾舉著大大的「怨」字上街頭,有些不識字的老人還拿反了牌子。八0年代是社會運動的「黃金十年」。
一九八六年,彰化鹿港掀起了長達四百多天的「反杜邦運動」,以一個小鎮之力搏鬥跨國大企業。
當時的領導人之一粘錫麟表示,西部海域污染嚴重,漁源耗竭,怨懟已久的漁民成為反杜邦的主力。某次他們動員三百多人,聲稱「北上到陽明山揀垃圾,去中正紀念堂訴苦」,然後化整為零向總統府前進。這是示威團體第一次逼近總統府,當他們走到介壽路口時,總統府才警鈴大作,憲兵衝下來時,有的還在慌忙穿鞋。
粘錫麟說,一九八七年三月,杜邦宣布放棄在鹿港設廠的計畫時,他們很意外,還有七、八個行動方案尚未派上用場,「當初我們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但後來證明有些事並非全不可為。」
破禁忌成夢想
許多禁忌等著被打破,許多夢想等著成真,四十年沒能做的事,都壓縮在那一刻急急想完成。
湖北人何文德想家想了四十年。他在軍中時,每年十月三十一日都要向蔣介石總統祝壽;蔣母王太夫人百歲冥誕時,有的黨政軍要員還磕頭拜壽。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總統發表除夕談話時,背後掛著年幼的他在王太夫人懷中的相片。這種種刺激著何文德,「他們有父母,我沒有?我只想寫封信回家都不行。」
一九八七年三月,何文德在立法院門口張起了大字報,公開站出來推動「外省人返鄉探親運動」。為了保護妻小,他事先與妻子辦了離婚手續,子女歸母親監護。除了睡覺,他時時身穿寫著「想家」兩個大綠字的白襯衫;在情治人員的盯梢下,他每晚仍睡得很安穩。經過何文德和一群同道及民進黨人的努力,那年年底,蔣經國宣布開放大陸探親;第二年一月十四日,蔣經國逝世的次日,第一個回鄉團成行了。
「爭取開放的第一波,最有吸引力。」一九八七年搶先突破禁忌,與李永得同赴大陸採訪的自立晚報記者徐璐說。當時國內各報都已派人等在各國首都,準備搶進大陸,但他倆拔得頭籌。他們抵達北京時,中共的接待人員說:「我們等你們這客人已經等了三十八年了。」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長閻明復稱徐璐是「海峽兩岸的第一隻春雁」。徐璐回想說,八0年代是突破禁忌的年代,很容易製造英雄,但並不是真英雄,只是時代的必然產物,「我只是有幸參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想起來是很榮幸的」。
「台灣的社會條件(經濟、教育水準等)和政治制度有落差,八0年代就是那落差的衝突與拉近。」民進黨國代、當年學運健將李文忠指出。
社會爆發力洶湧撲來,政府也遭逢前所未有的考驗。幾乎一切過去適用的都已技窮,只能苦苦追著民間的快步,以免落後太多;政府內部保守力量也不時反彈。
「解嚴前一天,我必須想一百個理由解釋為何要戒嚴;一解嚴,我又必須立刻想一百個理由解釋為何要解嚴。」一九八七至九一年間擔任新聞局長的邵玉銘,對那段日子點滴在心頭。
邵玉銘表示,他個人主張放寬對廣電、出版品的許多管制,但最大的困難是「政府內部有人希望我從嚴,社會希望我從寬,雙方都對我不滿意。」他舉例,當年他根據社會人士開會的意見,准許電影「悲情城市」上演,但後來國民黨選舉受挫,行政院院會中就有大老怪罪他未查禁「悲」片,讓民進黨拿了四處放映,打擊國民黨。
歷史會留下一筆
風起雲湧的八0年代,說遠不遠,說近不近。那初開放時的無限驚喜和憧憬,似乎已遠;那些有意無意埋下的種子,卻在九0年代的今天逐漸收割。
目前忙於外交活動的立委呂秀蓮,肯定八0年代至今的民主化成績。她形容,美麗島大審時台灣正處於漫漫長夜;八0年代後期她出獄,是清晨四點鐘;如今已到了六、七點曙光初露的時分。
如今專注學術工作的邵玉銘也說,蔣經國晚年的幾大開放措施,是「值得加冠冕的成就」,時機也掌握得恰好,「早幾年,社會承受不了;晚幾年,又來不及了」。
然而,撰寫社論多年的石齊乎則認為,八0年代是台灣「由盛而衰的關鍵」。他舉例,日本的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和經濟自由化,分不同階段循序發生,社會自有平衡機能處理新生問題。台灣則不然,先是經濟自由化帶出了多元社會,而遲來的政治改革對社會劇變的因應能力不足。
石齊平總結八0年代的台灣,「有的科目九十分(如財富增加),有的卻只有五十分、四十分(如社會公平、生活素質),算起總帳不及格,而歷史就是算總帳的。」
或許,那就是一個既光明又黑暗、有機會也有陷阱的年代。但是,在打造新台灣的工程中,八0年代的衝撞、突破,絕對會在歷史上留下大大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