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變英雄。反共義士的獎金縮水。立委跳上主席台。大家樂逼退了愛國獎券。女學生跟「西瓜皮」說拜拜。選美開禁了。戒嚴告終。可以赴「匪區」探親。總統不再姓蔣。最「忠黨愛國」的老兵走上街頭。飆車、飆股票、飆房地產。黑衣墨鏡的羅大佑嘶吼著「台北不是我的家」。龍應台憤憤地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一九八０年代，一個「不可能」變「可能」的年代，一個顛覆歷史的年代。
一九七九年，八０年代的前一年，台灣發生了四件具歷史性的大事－－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宣布台灣成為新興工業國，以及開放出國觀光，極富象徵意味地為八０年代揭開序幕。接下來十年的台灣，外交務實化、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陸續登場，同台演出。蓄積數十年的社會力迸發四濺，舊台灣土崩瓦解。
彈性外交vs.本土政治
失去了美國的邦交，讓台灣在危機中重新認識自已。
許多人都還記得，自己聽到中美斷交那一刻的反應。政大廣告系副教授孫秀蕙，當時還在台南念高一，那時覺得台灣要完了，她翻過手掌來看自己的生命線，「滿長的嘛！台灣熬不過去，我可能熬得過去。」一時間，旁邊的同學都紛紛端詳起自己的掌紋。
八０年代的第一天起，「中美防禦條約」終止，台灣離開了山姆大叔的保護傘。丟過了雞蛋，唱啞了「中國一定強」，人們開始意識到一切只有靠自已。中央社社長施克敏，當時正擔任聯合報駐華府特派員，他清楚記得電視新聞主播華特克朗凱之言：「台灣終於打落牙齒和血吞。」
台灣此後開始彈性外交政策，政黨外交、經貿外交、國民外交、甚至教會外交相繼出籠；一九八七年，我國向荷蘭訂購的「海龍號」潛艇抵達，分散武器來源的努力初見成績。一九八八年，部分經貿官員及業者組團前往蘇俄考察商務，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沈昌煥，手捧「蘇俄在中國」一書，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怒斥經濟部「欠缺敵我意識」；不久後，這位「外交教父」辭去總統府秘書長一職，象徵舊時代的外交政策畫下句點。
一九八九年，李登輝以「台灣來的李總統」訪問新加坡，是政府遷台後元首第一吹踏出國門。
外交逆境加深了人民對「一個中國」政策的質疑，進而回身正視腳下的這片島嶼，這也恰與八０年代政治本土化的走勢相應。
七０年代啟蒙的本土意識，在八０年代化為行動；美麗島事件的衝擊有如巨石入水。
八名被告在軍法大審中的答辯書，經由報紙刊載，震撼人心；當時在中影工作的吳念真認為，「國民黨誤判了台灣民情，不知道台灣人已鬱積到什麼程度，幫了黨外的忙。」
本土作家宋澤萊描述台灣文學所受美麗島事件的影響：「它在那一刻被劃了一刀，歷史的血脈崩開，文學的作家第一次發現，文學竟不是用置於桌上的墨汁去醮寫，而是用拋灑在社會、土地的血漬去醮寫。」作家碧竹過去寫作大量抒情散文，事件後改筆名為林雙不，文風丕變。小說家李昂也說，若非美麗島事件，她寫不出反抗威權的「殺夫」。出生眷村的資深軍事記者張友驊，也從那時「開始思考上一代的對與錯」。
與過去二二八、自由中國事件等政治案不同，美麗島事件及後來的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並未壓抑、反而激化了民主化運動。
人民發動當權讓步
一九八０年的增額中央民代選舉，周清玉、許榮淑、黃天福等美麗島受刑人家屬紛紛當選，辯護律師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人後來也相繼當選民代，等於獲得了選民的「平反」。當時入獄的陳菊感受到，「坐牢不再是種恥辱，政治犯被許多人視為「良心的貴族」，台灣的價值觀改變了」。
關注台灣問題的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教授羅賓森指出，世界各國民主化過程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草根性的，力量由下而上，逼使在上者崩潰；第二種是出了聖君賢相，主動開放；台灣則是特殊的第三種，先由人民發動，當權者到了某一程度也配合鬆手。
「蔣經國高明之處在於，他懂得在太遲之前退讓。」美麗島受刑人呂秀蓮說。蔣經國在病痛纏身的晚年說出「時代在變，潮流在變」和「我也是台灣人」，表示他終於聽到了人民的聲音。
後美麗島時期，國民黨內鷹派雖曾有意反撲，但在人民、海外僑胞與國際輿論的壓力下，顯然後來鴿派占上風，八０年代處處可見默許式的民主。
一九八六年，民進黨非法成立(當時被媒體稱作「所謂的民進黨」或「民X黨」)，黨員原有坐牢的心理準備，排好了被抓的梯次名單，結果無事，之後也能公開活動，甚至在那年底的三項公職選舉中大有斬獲。黨外雜誌不斷在印刷廠被抄、在街頭被沒收，但還是無礙生存。政大東亞所教授李英明，當時正在唸博士班，眼看國民黨從獨大到默默讓反對力量組織化，「時時覺得驚奇，感受到台灣正在經歷大變」。
陳菊在一九八六年假釋出獄後，發現社會比七０年代寬鬆多了。過去國外人權工作者與她會面，都要喬裝掩護；她與海外聯繫時，常把寫得密密麻麻的薄紙塞進衛生棉中，夾帶出國。她出獄後，看到人權運動人士直接與海外傳真聯繫，「嚇死了」。
台灣錢淹人心
戒嚴、黨禁、報禁終於沒人歷史。「我們在七０年代提出問題，八０年代則是尋找答案的關鍵年代。」民進黨現任文宣部主任陳芳明，滯留美國十五年，隔海參與島內的統獨論戰，一九八九年他獲准返台，「抓到了八０年代的尾巴」，當飛機飛臨台灣上空時，他掉下了眼淚。
整個台灣在那個時代被翻了一次，政治如此，經濟活動亦然。
台灣錢淹沒了社會舊貌。經濟學者石齊平指出，台灣經貿走過五０年代的大逆差、六０年代的小逆差、七０年代的偶有出超，八０年代陡然跳到大出超，外匯存底激增，貨幣擴張，「錢衝到到哪裡，哪裡就出毛病；房地產、股票、工資、治安，各種問題層出不窮，絕無冷場」。
股票加權指數衝出一萬兩千點，又跌破三千點，牽扯著萬千灼熱的發財夢；公務員、教師、甚至出家人時時戴著耳機聽行情。朱天心的短篇小說「新黨十九日」中的家庭主婦，因炒股票而走出廚房、走上街頭，當不知情的家人看到她在街頭竄逃的照片，瞠目結舌。
大家樂、六合彩盛行時，工廠找不到勞工，每逢開獎日，電話線路幾乎癱瘓；玩家為求明牌，「透早起來解籤語；中午電子計算機；暗頭問童乩；半暝夜浮墳地(研究墳土上浮現的圖案字形)」。
有限的投資管道無法宣洩錢的洪流，地下投資公司釀造了許多悲劇。提供個人理財資訊的「錢」雜誌一九八六年創刊，反映出社會新需求，第一期就發行了三萬份，創下至今未打破之紀錄。參與創刊的陳照旗說，國人向來忌諱談錢，但他們想面對現實，提供理性的理財觀念，所以直截了當用了「錢」這個名字。而這個名字好宣傳，也幫他們「省了不少錢」。
八０年代中美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美國巨掌來台扣關，要求公平貿易。中美菸酒談判對台灣經濟和人民心理都造成衝擊；而當被迫開放火雞肉進口時，國內雞農手中的雞蛋丟到了當時國貿局長蕭萬長的身上。
政經結構劇轉，社會利益重新分配，各種利益團體跳彈出來爭取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工運、農運、婦運、學運、消保、環保、老兵、無殼蝸牛、原住民運動蜂起，經常見到群眾舉著大大的「怨」字上街頭，有些不識字的老人還拿反了牌子。八０年代是社會運動的「黃金十年」。
一九八六年，彰化鹿港掀起了長達四百多天的「反杜邦運動」，以一個小鎮之力搏鬥跨國大企業。
當時的領導人之一粘錫麟表示，西部海域污染嚴重，漁源耗竭，怨懟已久的漁民成為反杜邦的主力。某次他們動員三百多人，聲稱「北上到陽明山揀垃圾，去中正紀念堂訴苦」，然後化整為零向總統府前進。這是示威團體第一次逼近總統府，當他們走到介壽路口時，總統府才警鈴大作，憲兵衝下來時，有的還在慌忙穿鞋。
粘錫麟說，一九八七年三月，杜邦宣布放棄在鹿港設廠的計畫時，他們很意外，還有七、八個行動方案尚未派上用場，「當初我們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但後來證明有些事並非全不可為。」
破禁忌成夢想
許多禁忌等著被打破，許多夢想等著成真，四十年沒能做的事，都壓縮在那一刻急急想完成。
湖北人何文德想家想了四十年。他在軍中時，每年十月三十一日都要向蔣介石總統祝壽；蔣母王太夫人百歲冥誕時，有的黨政軍要員還磕頭拜壽。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總統發表除夕談話時，背後掛著年幼的他在王太夫人懷中的相片。這種種刺激著何文德，「他們有父母，我沒有？我只想寫封信回家都不行。」
一九八七年三月，何文德在立法院門口張起了大字報，公開站出來推動「外省人返鄉探親運動」。為了保護妻小，他事先與妻子辦了離婚手續，子女歸母親監護。除了睡覺，他時時身穿寫著「想家」兩個大綠字的白襯衫；在情治人員的盯梢下，他每晚仍睡得很安穩。經過何文德和一群同道及民進黨人的努力，那年年底，蔣經國宣布開放大陸探親；第二年一月十四日，蔣經國逝世的次日，第一個回鄉團成行了。
「爭取開放的第一波，最有吸引力。」一九八七年搶先突破禁忌，與李永得同赴大陸採訪的自立晚報記者徐璐說。當時國內各報都已派人等在各國首都，準備搶進大陸，但他倆拔得頭籌。他們抵達北京時，中共的接待人員說：「我們等你們這客人已經等了三十八年了。」當時的中共統戰部長閻明復稱徐璐是「海峽兩岸的第一隻春雁」。徐璐回想說，八０年代是突破禁忌的年代，很容易製造英雄，但並不是真英雄，只是時代的必然產物，「我只是有幸參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想起來是很榮幸的」。
「台灣的社會條件(經濟、教育水準等)和政治制度有落差，八０年代就是那落差的衝突與拉近。」民進黨國代、當年學運健將李文忠指出。
社會爆發力洶湧撲來，政府也遭逢前所未有的考驗。幾乎一切過去適用的都已技窮，只能苦苦追著民間的快步，以免落後太多；政府內部保守力量也不時反彈。
「解嚴前一天，我必須想一百個理由解釋為何要戒嚴；一解嚴，我又必須立刻想一百個理由解釋為何要解嚴。」一九八七至九一年間擔任新聞局長的邵玉銘，對那段日子點滴在心頭。
邵玉銘表示，他個人主張放寬對廣電、出版品的許多管制，但最大的困難是「政府內部有人希望我從嚴，社會希望我從寬，雙方都對我不滿意。」他舉例，當年他根據社會人士開會的意見，准許電影「悲情城市」上演，但後來國民黨選舉受挫，行政院院會中就有大老怪罪他未查禁「悲」片，讓民進黨拿了四處放映，打擊國民黨。
歷史會留下一筆
風起雲湧的八０年代，說遠不遠，說近不近。那初開放時的無限驚喜和憧憬，似乎已遠；那些有意無意埋下的種子，卻在九０年代的今天逐漸收割。
目前忙於外交活動的立委呂秀蓮，肯定八０年代至今的民主化成績。她形容，美麗島大審時台灣正處於漫漫長夜；八０年代後期她出獄，是清晨四點鐘；如今已到了六、七點曙光初露的時分。
如今專注學術工作的邵玉銘也說，蔣經國晚年的幾大開放措施，是「值得加冠冕的成就」，時機也掌握得恰好，「早幾年，社會承受不了；晚幾年，又來不及了」。
然而，撰寫社論多年的石齊乎則認為，八０年代是台灣「由盛而衰的關鍵」。他舉例，日本的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和經濟自由化，分不同階段循序發生，社會自有平衡機能處理新生問題。台灣則不然，先是經濟自由化帶出了多元社會，而遲來的政治改革對社會劇變的因應能力不足。
石齊平總結八０年代的台灣，「有的科目九十分(如財富增加)，有的卻只有五十分、四十分(如社會公平、生活素質)，算起總帳不及格，而歷史就是算總帳的。」
或許，那就是一個既光明又黑暗、有機會也有陷阱的年代。但是，在打造新台灣的工程中，八０年代的衝撞、突破，絕對會在歷史上留下大大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