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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行經濟奇蹟-創導者鴻爪

文 / 王昭明    
199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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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行經濟奇蹟-創導者鴻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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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是創造人物的成就……創導者的工作要使大多數人朝向某個遠大目標前進。」

~湯恩比「歷史研究」第二十二章

四十年代台灣的經濟成長和當時的一小群創導者有重大關係。今日二千萬人的豐衣足食,就是大多數人在少數創造者的策動之下,共同創造的畫時代成就。現在這些創造者大都已不在人世,少數也功成身退邁入年老歲月,我們撫今追昔,益增對前人的懷思。

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早期關鍵人物,我有幸多有追隨或接觸。為了保留當年遣些人物奮鬥的史蹟,我試著追述一些他們的故事,若有謬訛,尚析相關人士多予指正。

兩位最傑出的人物

對台灣經濟發展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中,嚴家淦和尹仲容兩位先生要算是最為突出了,他們的事功和為人已有很多專文報導,我也有一、二篇小文介紹,此處只指出他人未曾述及的三點:

(1)嚴、尹兩人都僅大學畢業,不但沒有博士、碩士學位,而且未曾出國留學,和今日官場重視高學位的習尚大不相同。

(2)嚴、尹兩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非常好學,不但在學校中學業成績超群(均在一、二名之間),而且堪稱「學貫中西」。我想,這除了好學之外,和他們的語文能力甚強有很大關係。

他們兩人的英文造謂,凡認識他們的人都很瞭解,而中文水準之深則可能反不為人知。仲容先生單單一本「呂氏春秋校釋」,就足以展現他鑽研古籍的功力。而嚴先生一向對文稿要求嚴謹;不久以前,張祖詒兄曾告訴我,嚴先生在聖約翰大學讀書時,主編校刊即曾以古文撰寫發刊詞,可惜我還沒有機會拜讀。

(3)兩位都是學理工的,閱讀的範圍卻廣及文、史、哲、社會科學等領域。由於好學之故,就自然能夠不斷吸收新知。我追隨仲容先生工作的時間較長,經常看到他一手執書,一手插在餅干罐子中那種沉潛在書本中的神態,至為可愛可敬。

仲容先生的特質是他具有「創造」的天性,絕不以維持現狀為滿足。在他擔任公職期間,解決了數不清的經濟問題,最可貴的一點,是懂得正本清源,從根本處求情況的改善,而不僅僅是頭痛醫頭式的求問題的暫緩而已。一九六0年代前後的金融貿易改革,就是一個實例。(寫到這裡,對今日苟安的處世方式不免頗有感觸。)

另一方面,他管理政事的魄力也是政府領導階層中極為突出的一人,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便擇善固執勇往直前,「沒有什麼了不起」是他常說的口頭禪。當他決定發行百元大鈔時,雖然層峰(行政院長)頗為躊躇,民代群起指責,認為將刺激物價上漲,他卻不顧眾議,獨斷獨行,公開宣示如因此使物價失控,願負全責。這種對良知負責的作風,在官場、在社會都是罕見的風範。

嚴家淦先生則為另一截然不同的人物,也許我們可以說仲容先生是「內方外方」,因此容易得罪人。有人說,當年的行政院長陳誠先生曾說過一句話:「仲容在爭論一件事時,好像他人都錯,唯我獨是的氣概,常常使人難以忍受。」(大意如此)而家淦先生則給人的印象是委婉、謙虛、和藹而又誠摯。

他從來不對人做嚴厲的批評,對不認同的意見仍先加以若干褒詞,我想這是他一生沒有遭受強烈反對的基本原因。但千萬不要誤會他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在我的心目中,至少有以下三點感受:

(1)他對創新的觀念總是給予支持,最顯著的例子是在一九六0年擔任財政部長時,在財政人員全力杯葛之下,毅然接受以減稅、退稅和免稅為主要手段的獎勵投資條例,以及准許進口關稅加工出口退稅。那時主持關務的,是自稱為「中國海耶克」的周德偉先生,對主張關稅退稅者嗤之以鼻,極端反對,但嚴先生還是予以接納。

(2)他做事常採溫和而又迂迴的手段,不和人激烈地抗爭,卻總能抓住機會予以推動。記得一九六0年代的前後幾年,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先生常在晚間召集財經首長,討論重大財經決策,許多主張都靠家淦先生的婉轉說明終為當局所接受。他的分析深入淺出,把複雜的專門問題解說得人人都懂,不能不說是一切同明的藝術。

(3)他總是默默地為國家建立新的、好的制度,卻從不居功,而且慧眼識英才。仲容先生的若干抱負得以推行,便是家淦先生大力促成。國鼎先生之能脫穎而出,除了他本身的才華之外,家淦先生的知人和識拔,也為重要的助力。他有識別人才的敏銳能力,卻從不製造派系或集團,這可能是他能夠出任元首的最重要因素。

才華四溢的徐柏園

柏園先生似是以第一屆中山獎學金出國深造的人,我印象中他的中文勝於外文,寫一手秀逸的書法,絕不草率凌亂。記得在五0年代初期,政府播遷來台未久,他尚未挑起財政部和央行的擔子,曾在台北市貴陽街的中央信託局招待所,做過一次專題演講,講的是抗戰期間的貨幣改革。

記得其中曾講到民國二十七年孔祥熙部長召集金融界鉅子商談貨幣改革方案一事。柏園先生那時是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經理,到中央述職,本無與會的資格,孔部長特囑他列席,在各位董事長、總經理發言後,要他也表示意見,結果大獲孔部長及與會者的讚賞。他當時不自禁的有幾分才氣縱橫的姿態。

柏園先生和嚴、尹兩位不同之處,就我粗淺的看法有三點:

(1)比較傾向計畫經濟思想。當時台灣經濟衰蔽,有限的資源總企求作最有效的運用。許多管理制度都出自他的構思,不但如此,連具體方案大都由他親自執筆,由此可知他服務公職的不辭辛勞。

(2)他在官場上對上司、僚屬問的分際比較重視,這也和嚴、尹兩人可以任由屬下以不同意見相抗爭的習慣不同。凡在「柏公」手下服務的人,對這位上司都保持敬畏的態度。記得一九六0年代初期,貿易必須逐漸朝向自由化,柑園先生在自由化的過程中,主張腳步要慢。

有一次在外貿會一他是主任委員討論農產品進口管制措施如何放鬆問題時,在座的除了他之外,有李國鼎、沈宗瀚等人,我也在場列席。宣讀過外貿會準備的草案後,柏園先生間大家有無意見,我曾起立提出部分內容應當修改的主張。當我發言未畢之際,突覺有人拉我衣襟,回首一望,正是當時的外貿會主任秘書紀澤長先生,我立刻會意,停止發言。會後紀先生告訴我:這個草案是「柏公」親筆草擬的,你怎可指其不妥呢?由此一端可知其行事的風格。

(3)柑園先生是一個頗為自負的人物,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是政府中少數才華出眾的官員,至於觀點的不盡相同,本為常事。

工業委員會三傑

工業委員會在存在的五年中(一九五二~一九五八)承擔了推動工業計畫的責任。那時的行政部門多居於靜態被動的地位,對工業建設常以父母官的心態去管制審核,很少主動推動或協助計畫的出生,於是工業委員會就填補了道個使命。

工業委員會設專任召集人,委員分為兼任與專任兩種。兼任委員為有關部會的首長,只是開委員會議時來參加,平時工作的推動則由專任委員負責。專任委員二人,為李國鼎(主管一般工業及礦業計畫)、費驊(主管交通計畫)、嚴演存(主管化學工業計畫)。

三位委員中,李國鼎先生實際上居於首席,因為召集人不在時例由他代理。有關國鼎先生的行車與功績,已為大家所熟知,本文就不再贅述。

費驊先生交通大學畢業,來台後曾先後出任公共工程局局長、台灣鐵路局副局長;到工業委員會後,主管的交通計畫包括鐵路、公路、港埠、航空、電信、航運等,領域相當廣闊。交通組的人員極為精簡,最多時也不過五、六人,費先生對同事的工作要求嚴格,提出的報告常被退回重擬數次,每一個同事工作時都是戰戰兢兢。

費先生自己則學識淵博、反應敏銳,在我印象中屬於精悍型的人物。工業委員會結束後,費先生轉到美援會擔任企畫處長,不久經仲容先生的推薦出任交通部次長。經國先生主持行政院時,他被延攬出任秘書長,繼又出長財政部。

我的印象中,費先生做事精細,也許因此之故,在做決策時就容易猶豫。不知道是否這一型的人總希望把事情辦得非常圓滿周到,而精細的結果卻總覺得有些瑕疵,所以就容易委決不下。因此,和他共過事的人總覺得費先生喜歡挑缺點,相對的則較缺少積極性的作為。

嚴演存先生原在台灣肥料公司擔任協理,為仲容先生延攬到工業委員會主持化學工業組。台灣缺乏天然資源,礦業和重工業在那時尚不具備發展的條件,相對的化學工業較有可為,嚴先生在推動化學工業的發展上,有極為卓越的貢獻,包括非肥皂、塑膠、製紙、人造纖維等,成為以後台灣最主要的產業。

我所瞭解的嚴先生是屬於埋頭苦幹而又極富主動精神的工作者,在他主持工業委員會化學工業期間,多方策畫、推動適合於台灣環境條件的計畫。嚴先生的特色是做事踏實,不尚華表,研擬的計畫內容精實而又簡明扼要。只將要點列出,不作冗長的文字修飾。

中國人有一點和印度人可能相似,喜歡做華麗的文章,我這個做秘書出身的人,對在閩、台兩省府當過主任秘書的錢宗起先生有深刻印象。聽說他在核閱文稿時,常常將原稿刪得只剩原有篇幅之半,但是如果他看到嚴先生的文件時,恐怕就不容易刪節,因為他的文件是「短小精悍」,正和他的體形一樣,已無可再簡了。

嚴先生在工業委員會服務了三、四年,在江杓先生繼仲容先生主持工業委員會時,忽然寫了一封辭職信。我記得他曾要我看看他的信稿有無修訂之處,因此依稀記得其中的大意。他認為江杓先生對計畫的推動過於猶豫不決,浪費了寶貴時光,嚴先生因此認為在工業委員會服務已難有貢獻,故而請辭。這在我國政府機關是頗為突出的辭職書,和官場上常見的那一套大異其趣,予我深刻的印象。

嚴先生後來到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一直到前幾年才退休,這段期間對台灣經濟發展仍寄以深切的關懷,常常抽空來台為政府經濟部門做顧問性工作,也曾協助民間企業推動若干重要投資計畫。由於他不事宣揚的平實個性,雖然為台灣社會做了許多事,卻不甚為人所知。

大陸改採經濟開放路線後,嚴先生也曾數次去大陸考察,提出工業建設的意見,我想他的基本出發點是出於對中國現代化的熱情,希望為明日的中國人盡一些力量。

才俊輩出的財經組

工業委員會除由三位專任委員主持三個計畫組外,還有一個「財經組」,主管工業計畫的財務分析和工業政策的研究。

這個組的主持人為潘鈷甲先生。他在大陸時便在中國石油公司前身的甘肅油礦局擔任會計處長,台灣光復時出任台糖公司的主任秘書。當時台糖不但是最大的公營事業,也是關係台灣經濟命脈的最重要事業,國家外匯收入八、九%靠台糖賺來,而它的經營良窳更牽涉到數十萬蔗農的生活。由此可知潘先生在台灣經濟系統中的重要性。

他奉仲容先生之命籌組財經組,財務方面因當時普遍資金缺乏,投資計畫賀賴美援或政府支助,不像今日財務規畫的複雜性,所以財經組的重點放在經濟研究上。無論就當時的環境而言,或當時的經濟主持人而言,都有必要考慮到政策的取捨,經濟研究正是決策者必須參考的基礎。

在財經組負責經濟研究的人物,便是今日大家都很熟知的王作榮先生。他在經濟政策方面提供了很多點供仲容先生參採,而由於仲容先生對他的器重,也就有「士為知己者捨身」的氣概。作榮先生為了做好經濟研究工作,網羅了很多剛出學校的經濟系學生,其中主要來自台灣大學,包括後來出任財政部長的錢純先生、現在擔任國防部長的孫震先生、主持台灣經濟研究院多年的劉泰英先生、在世界銀行擔任專家的林景源先生、現在澳洲執教的柳復起先生等。那時他們多數都是二十多歲初出茅蘆的小伙子,但從研究報告內容看來,很早就窺知他們以後必然出類拔萃。

這個組到了經合會時期,由於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成立,工作較前縮小,但仍保持相當人才,成為今日經建會的經濟研究處,仍為政府機構中品質較高的部門。

財經組人員中,有一位不能不特別提及的是葉萬安先生。他在工業委員會創立時便由台糖公司轉來服務,那時他應只有二十五歲上下,身體健碩、活力充足,每日最早上班最遲下班,努力奉公的服務精神極令人欽敬。他的工作為建立各種資料檔,並從事分析、整理和出版,現在繼續由經建會每年出版的Data Book,便是他手創的統計資料。三十多年來,Data Book為我國赴外工作人員所必備,也為許多從事經濟研究的學者專家所珍視。

萬安先生擔任資料工作有許多特點:

(1)用最快的速度提供最新的資料給決策者和研究人員參考。我國傳統統計部門往往要長達一年之久,才肯提出上一年資料,據說是恐數字不夠正確,因此予人有明日黃花之感。萬安先生針對此點作了大膽的改革,每月、每周都有統計快報,使我們有最新經濟資料,進而能夠掌握最新的經濟情況,遠在我國不能不算是一件創舉。

(2)他將原始資料加以分析,從分析中理出一些經濟徵象,可產生預警功用,對決策者幫助甚大。

(3)他嚴格地就資料本身做判斷,和一般官場上故意利用資料做有利自我的宣傳者大不相同。

(4)建立了長期連續性的資料檔案,只要看他的資料幾乎便可看出一部台灣經濟發展史。

因為有上述的作用,四十年來經濟首長或研究人員幾乎都少不了萬安先生,使他成為一個大忙人。後來,他升任經建會的經濟研究處長和副主任委員,近來退休擔任一些顧問的工作。

本文出自 1994 / 06 月號

第096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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