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附近的一個小地方，一群古生物學家花了整整三十年，研究二疊紀(二億八千萬到二億二千五百萬年前)的生物。他們蒐集了四百種脊椎和無脊椎物種的樣本，詳細地做了紀錄。可是，他們完全沒法預料，這四百種生物在接下來的三疊紀(二億二千五百萬年到一億九千萬年前)期間，居然會蹤影全無。換句話說，研究了老半天的化石紀錄，大家仍然無法預測到底哪些物種是被選中的幸運兒，將會活到下一個世代裡。
有一位德國吉生物學家曾經指出：「天擇無法說明宏觀演化的各種重大事件。」他並且說：「翻開一八五九年之後的德國歷史，你會發現跟其他地方一樣，對達爾文主義發生狂熱的古生物學家都是些年輕人。而這分狂熱也很快便退燒，因為你無法應用達爾文主義來說明化石紀錄。」
達爾文理論甚至沒有吸納當時已經發現的許多數據，而只是選擇性地考慮了某些生物學家認為重要的部分。著名的演化生物學家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如此形容他那些傲慢的同行：「如果有哪些古生物學家膽敢嘗試在演化理論方面提出意見，研究基因的生物學家會告訴這一些人：「去多找幾塊化石，不要來打擾大人工作！」」
演化是生命的歷史
他們忘記了，演化其實就是生命的歷史。我有許多同行都無法明白這個簡單的事實，很多時候我只好給他們打個譬喻。
我告訴他們說，演化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樣是個歷史事實。我們不知道金字塔是怎樣蓋起來的，但它們的確就在眼前。如果某個工程師硬要說必須靠機械才能建金字塔，大概沒幾個人會理睬他。因為，大家都相信歷史學家及考古學家的話，即古埃及人還沒有發明出使用機械動力的工具。然而，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寧願相信生物學家所說的一套，而不聽聽古生物學家推論出來的生命發展史。
許多曾經出現過的物種，現在都滅絕消失了。事實上，物種的滅絕跟物種的出現，同樣都只是生命史的一部分而已，達爾文都把一切都歸咎於化石紀錄的謬誤而不嘗試解釋「滅絕」這個現象，滅絕被達爾文形容為弱者在競爭中不敵條件較優者的必然結果。
在達爾文之後的百多年來，大滅絕的證據愈來愈確定無疑。不過，許多生物學家依舊像達爾文一樣，把物種間的互動關係看作為緩慢演化過程中最重要的驅動力。
史密斯很驚訝地發現：「古生物學家對化石數據的看法，是那麼不一樣。他們相信恐龍的滅絕，並不是跟哺乳類競爭的結果。他們認為，哺乳類動物跟恐龍共存有一段日子，只不過是在恐龍滅絕之後，哺乳類動物才突然轉盛，填補真空而已。古生物學家認為其他的世代交替也是採用同樣的模式。」
達爾文之所以提出天擇的生物互動說，主要是因為他老是不相信大規模滅絕真的發生過。他犯了三個錯誤：(一)他把大規模滅絕現象歸咎於地質紀錄的不完整；(二)他假設物種的多元會隨著時間無限制地增多；(三)他把生物之間的互動列為物種滅絕的主要原因。達爾文基於這幾項錯誤假設，提出「不適者滅絕」的想法。這項想法無法跟已有的數據契合，甚至無法滿足成為科學理論的最低要求。
達爾文主義為何風行？
任何已被否定的科學理論總是很快便被遺忘，那麼，為什麼當達爾文主義彈明顯地與觀察到的數據不符，這種思想都依然享盡盛名，絲毫不墮呢？答案就在於他的理論很受世人歡迎。
攻擊達爾文學說中的「萬物同種」的許多宗教狂熱分子可說是搞錯目標了。「萬物同種」並不是達爾文主義的中心思想，事實上，這種想法甚至也並非源自達爾文，而早在他寫出他的巨著之前的好幾年便已出現，隨後，生物學家恩加(Franz Unger)在一八五二年提出：「藻類是有機生命的原始。」
達爾文主義的大受歡迎，和他接受「萬物同種」的想法兩不相干。他的成功，只不過在於提出了「天擇」是演化的機制，而「適者生存」是一種自然定律。
達爾文主義並不是從科學數據歸納出來的邏輯推論，而是受到那個年代精神的感染。
達爾文告訴我們說：「一八三八年十月，也就是我展開研究十五個月之後，完全出於好玩的心理，我拿起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來讀。透過觀察動植物的習性，我早已接納了掙扎求存的想法，因此當時我立刻想到的是，在這種情況之下，較優的變種會被保留下來，較差的被淘汰毀滅，結果，新的物種就此形成。到了這時，我終於找到了一種理論，作為研究的基礎。」
二十年後，在地球另一端的華萊士(Alfred Wallace)也受到馬爾薩斯的啟發。
他寫道：「那時(一九五八年二月)我住在摩鹿加群島的特那地(Ternate)，染病在床，斷斷續續發著高燒，每天有數小時全身冰冷，然後又全身發熱。在驟冷驟熱之間，我重新思索物種原始這個問題，其中片段讓我想起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我十年前讀過這本書……)，突然間我醒悟到適者生存這個概念 就是說，被淘汰掉的大體上一定是比存活者弱，然後……整套物種變更的方法就愈來愈明顯了。在我發病那兩個小時內，我便把理論的重點釐清整理出來了。」
適合當時社會心理
跟達爾文同一時代的學者也注意到達爾文理論缺乏科學基礎此一事實。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在一八七五年寫道：
「達爾文的適者生存論只不過是把社會轉換成大自然，換句話說，把霍布士(Hobbes)的教條跟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結合在一起。玩弄過這手法之後，……同一套理論又從有機的大自然搬回來應用在歷史上，而且他們還宣稱這是人類社會的金科玉律。整個過程的幼稚愚昧是那麼明顯，實在是不屑一提。」
達爾文理論的一夜成名，並不是由於他的科學論據。他的成功是一種社會現象，而這跟那個年代的整體心態有關。
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曾說：「大企業的成長只不過是自然定律的實踐。」馬克斯(Kar Marx)對達爾文的說法也深表欣賞，他在一八六一年寫道：「達爾文的書很重要，它也正好從自然科學的角度支持我提出的歷史鬥爭的觀點。」社會主義者也「展開雙臂歡迎達爾文」，而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則說達爾文「運氣真好，每個手拿刀斧的人都讓他哄得很開心」。
諾貝爾獎得獎人錢恩(Ernst Chain)則勇敢地發出呼號：「提出適者生存的假設……我覺得是毫無根據的，而且與事實不符……，我很驚訝這麼多科學家就這樣不加思索照單全收，毫無異議地全吞下去了。」
如果錢恩是位社會科學家，他便會知道原因了，就像馮伯特蘭菲(Von Bertalanffy)說：「我想，像這樣模糊、缺乏驗證的理論之所以會變成一種教條，只能從社會學的觀點來解釋。社會和科學長期沈湎在機械、功利主義以及自由競爭等經濟概念裡面之後，大家就替「天擇」－－而不是「神」，戴上桂冠，把它封為最後的真理了。」
相信達爾文理論的人很聰明地把宗教狂熱分子設計成代罪恙羊。他們利用大家攻擊「物種同原」化石紀錄的同時，扭轉歪曲了真正的議題，譴責一切批評天擇理論的聲音。正如達爾文同時代的人所大聲疾呼：「這些達爾文信徒總是極力鎮壓那些不相信達爾文以及赫胥黎會永垂不朽的人。」
與宗教無關
傲慢的生物學家則相信「天擇不單是無可避免、物種演化的一種有效率的機制，它並且是唯一有效率的演化機制」。因此，當眾多同行因為我攻擊達爾文主義而排斥我時，我絲毫也不意外。他們以為，攻擊天擇理論就是支持完全相信聖經的正統派基督徒。
到底達爾文主義是不是科學呢？
奧華頓法官(見本刊九一期「達爾文理論算科學嗎？」一文)認為科學必須符合五項要求：
(一)由自然定律主導。
(二)必須是有關自然定律的解釋。
(三)必須能跟現實世界相互驗證。(四)必須是能被「否證」的。
(五)結論只是暫時性的，不一定是最後的定論。
達爾文理論之所以被當作科學，因為它由天擇的「定律」所主導，依照這「定律」也可說明很多現象。然而，天擇是否是一條自然定律呢？達爾文只不過借用馬爾薩斯的想法而已，他沒有提供什麼歷史事實，過去一世紀以來古生物學家也沒找到什麼支持「天擇為自然定律」的證據。
達爾文理論也不能跟現實世界相互驗證，因為他提出的演化機制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比我們的一生長久得多。而做為解釋歷史的理論，已被化石紀錄否證了。
依我看來，達爾文主義就像中古世紀時托勒密(Ptolemy)的「地心說」。在那個時代，托勒密的理論是真正的科學，但自從伽利略觀察到新的數據之後，「地心說」就只能成為一種教條罷了。達爾文主義曾經是一種科學推想，但到了二十世紀，它只剩下「主義」的部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