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時候，母親四十歲，父親四十六歲。在幼年懵懂的記憶裡，對父親沒有什麼印象，只記得他早出晚歸。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向祖母請安，希望她不要因為久候而生氣，可是隔天他還是一樣早出晚歸。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忙，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麼，更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家裡停電，他總是立刻放下手邊的事，趕忙去打電話。然後就匆匆忙忙地趕出門。
母親似乎是最瞭解父親的人，不管多晚，母親一定等到父親回家以後才一塊就寢。睡前，他們兩人一定要吱吱喳喳地講上好一陣子「體己」話。這件事二姊和我最清楚，因為小時候我們兩人每天晚上都和父母擠在台電宿舍的同一房間裡睡，可是我都從來不知道他們聊了多久，因為我沒有一次能醒著聽他們把體己話講完。
小時候我的衣食住行全是母親一手包辦，父親似乎無暇管我。我對父親的印象，幾乎全部是透過母親轉述，我是說「幾乎全部」不是「全部」，因為每個月不管願不願意，我都必須面對父親一次，那就是發月考成績單的日子，這也是我每個月最痛苦的時候。
父親可以把照顧小孩的責任請母親代勞，可是唯有學校成績一事，父親絕不假他人之手，他一定與小孩兩人面對面解決。父親認為考得好是應該的，沒有獎勵；考得不好，尤其是粗心大意的錯誤，父親則是深惡痛絕，其結果免不了是被叫到牆角，面對著鐘，自己看時間罰站。至今，二十五年以後，我對那座鐘的形狀，鐘面的字形，以及長短針的樣子，依然記得清清楚楚。
父親愛我們
我粗心大意的毛病，在那些年父親的管教下，漸漸改掉了，這對我日後的工作影響甚大。可是對二姊，父親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標準，理由是男孩將來要立業，而女孩則是以家庭為重。那個時候的我，真的懷疑父親是不是很愛我們，一直到我隨父親到奈及利亞住了三年以後，才知道我完全錯了。
父親應世界銀行之聘，到非洲奈及利亞工作三年。母親決定將兩個小的孩子(二姊和我)一起帶去。剛開始，我和二姊是一千個一萬個不願意，因為我們必須離開熟悉的環境、我們的好朋友，以及我們所生活的三代同堂大家庭。可是現在回想起來，我才發現幸好自己去了，因為在那三年中，我們生活在一個休戚與共的小家庭裡，父親、母親能有較多的時間和注意力放在我們的身上。
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在非洲那三年，父親曾每個周末陪我們逛街，每天晚餐後，我們一家四口一邊散步，一邊聊天。在那三年裡，我感受到小家庭的溫馨，我感受到父親對我們的愛和關心，我也第一次發現到父親非常喜歡帶我在他身邊。
父親受聘到奈及利亞擔任奈國電力公司總經理，是負責整頓其電力系統。他剛到奈電時，發現奈電的同仁非常不團結，內部又有派系的衝突，因此想藉著踢足球 奈國最風行的運動，來達到團結奈電的目標。他不只每場球賽都帶著我這個小么仔到球場加油，甚至還親自到奈國偏僻的鄉下，三顧茅廬去請一位好的守門員。
親和力與生俱來
父親的苦心沒有白費，奈電的足球隊在兩年後打入全國的前三名，奈電同仁欣喜若狂，都以自己是奈電的員工為榮，自然融合了各派系。我也第一次感受到父親做一個領導人所展現出的魅力與親和力。
那種魅力與親和力溶入他的生活裡，不論是他的長官、他的朋友、他的部屬，甚至和他毫不相識的高雄六和夜市(以前沒有電和水)的攤販，我相信，都曾感受到。他的親和力與魅力，完全不是為了事業上的需要而用心表現出來的，那是他與生俱來、發自內心對周遭人的關切所促成的。
父親從奈及利亞返國之後，到交通部服務，日子又恢復了正常，再也沒有黃昏的散步，也沒有周末的逛街。父親在交通部的一年半，以及在經濟部的八年半中，我的印象似乎是一片空白。那些年中，父親一直力行著一個原則，那就是我們家人絕不准過問他的任何公事。
我記得在他經濟部長任內，經歷能源危機的時候，大家都在猜油電價格什麼時候會調高，以及調整的幅度有多大，但是父親絕對不透露任何玄機給我們。就算在父親借了我的計算機，和中油、台電以及經濟部的同仁在家中客廳裡密商四個小時之後，也只能問出個「明天看報就知道了」的答案。
這種有關民生的重大決定，不只是我們小孩子，就是母親也無從過問。父親並不是不相信母親，他只是要求他的家人要和一般的老百姓有相同的待遇。
民國六十七年，報上說父親可能受命組閣，我們私下追問父親，也和過去一樣，問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唯一察覺到父親不同的地方，是他花很多時間去閱讀一本淡綠色封面、平裝、厚厚的書 「行政院組織法」。父親並不是不關心我們的感受，在報上正式發表他擔任行政院長以後，他才召集他的兒女，告訴我們他的決定、接受任命的原因，以及他在未來六年中最需要的事－－我們家人的支持。
君禮臣忠
父親說，他接受任命最大原因是報答故總統蔣公的知遇之恩，以及感動於蔣經國總統禮賢下士的胸懷。那些年中，我看到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對父親的禮遇，我更感受到父親對他的忠誠。我記得父親在行政院長任內幾次從國外官式訪問返國，一下飛機，必定直赴七海－－總統官邸，報告訪問的經過，然後才回家。我在他們兩位的交情中，感受到論語中的「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父親甚少在家談公事，可是他偶爾也會告訴我們感動他的事。我記得當初在籌組內閣時，父親有意延攬當時的少棒之父謝國城先生擔任政務委員，謝國城先生考慮數天之後，婉拒了父親的邀請。謝先生說他自己在經營一個家族企業，他要求自己如果出任閣員，全家人都必須完全離開這個企業，可是他和家人商量後，無法卸下對這個事業的責任，更不願意見到自己在擔任閣員後，遇到和自己企業有衝突時，犧牲任何一方面的利益。因此，他向父親說明他的苦衷，並希望得到父親的諒解。
父親回家告訴我們，他不但不以為意，反而對謝先生更為尊敬，也希望我們子女學習謝先生的風範。
父親在行政院長任內，常常到鄉下走走，並不完全是為了公事，因為他自己喜歡到處走、到處看，父親同時又非常喜歡和家人在一起渡假，因此想出了個兩全其美的辦法－－那就是讓我們一同陪他去鄉下，使我們有機會看到那些完全不在政冶圈裡活動，也不關心政治的民眾，對父親發自內心的愛戴。
父親有時候會十分感動地跟我說，無論在台北政治圈裡的政治人物如何地變戲法、如何地玩弄手腕，其實都瞞不過老百姓雪亮的眼睛，難怪父親當時對於選舉是那麼重視，他並不認為那是黨與黨的鬥爭，而認為那是老百姓給政府打的成績單。
以身作則
我在大學畢業之後到部隊服役，第一次踏入社會，自然遇到許多挫折，這個時候父親才開始和我談到處世的原則。我記得當時我在部隊裡碰上一些事情，與長官的看法不一樣，我不知道是應該堅持己見，還是服從長官。在困惑之下，我問父親應如何處理。
父親告訴我，這種事情是正常的、健康的，並不是只有我碰到這種困惑。他說他的經驗是：做部屬的一定要用盡一切辦法說服對方，並證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因為自己的看法同長官不一樣就完全不提；另一方面，做長官的也絕對要用開闊的心胸，聽部屬的不同意見，然後做最後的決定；一旦做了決定，那不論是否和自己的意見一致，做部屬的一定要匯集力量，依長官的意見行事，因為要負最後成敗責任的是長官。和父親的這一席話，使我對於長官與部屬之間的關係，豁然開朗。
當我寫完這篇文章時，我才發現，父親其實是隨時隨地教我做人處世的方法，可是他即常常不是很直接明白地告訴我。他都是自己去做，以身作則，然後希望我能用心去體會。
(孫一鴻為柏克萊加大土木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