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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文,注定產生不了牛頓?

文 / 許靖華    
1993-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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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文,注定產生不了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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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西方文明史,我們看到在文藝復興之前,許多手握天主教義、掌控眾多教徒命運的教皇,最後還是無法撲熄叛逆精神的星星之火。哥白尼掀起的一場革命,顯示了任何人都可能會犯錯;伽里略也許被迫保持緘默,可是他始終沒有像許多中國人那樣屈服於權威之下。

是什麼令中國人那樣的尊重權威?像牛頓這樣的人物為什麼沒有生在中國?這是歷史的必然性,抑或不過是個偶然發生的事件?到底科學是不是歷史發展的其中一種結果而已呢?

利於權威流傳

我覺得,權威之所以能在中國傳統中占有那麼崇高的地位,跟中文的發展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不知為了什麼原因,中國人發明了圖像式的文字,並且一路沿用至今,但西方人則發展出使用字母以及音標的語文。個人認為,這是使得中國與西方歷史發展方向迥然不同的最基本原因。

遠在文字出現之前,人類便已經在使用語言了。基本上語言只是我們發出的聲音。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文字大概是蘇美人(古代幼發拉底河下游地區的居民)在公元三千年前留下來的象形文字,每個圖像都是單音節發音,文字和語言傳遞同樣的訊息。例如,附表裡第一個圖象的發音為「安」,意思為「天堂」。第十六個圖象是一個牛頭,它的發音為「梗」,代表的就是「公牛」。埃及人最早期的文字也是象形文字。而當然,中文也是以象形文字為基礎。

然而,中國語文跟世界其他語文分道揚鑣的起點;就在於中國人固守著各個圖像的發音。不管是「耳口鼻」或「可口」,「口」字的發音都不會改變。蘇美人採用的是另一套作法。表一第八個圖象是一個頭,加上垂直線之後,則代表「口」,發音為「卡」。但同樣的圖象也代表了「說話」這動作,但這時發音則變成「德」,而不是「卡」了。

據我所知,近代語言均沒有採用這種一字多音的作法,中國人更不會這樣做了,我們喜歡用不同的圖像來形容差不多的事物,而且每個圖像各有不同發音。例如,除了「紅」之外,我們還有「赤」、「丹」、「朱」等字。

一字多義

在著重發音的語言中,同一個字可被用於代表完全不同的物件或概念。英語中「seal」這個字就同時代表了一種動物、圖章或封起來的動作。中文裡也有差不多的處理方式,我們稱之為「假借」。「來」這個字最初是用來代表小麥的,可是最後只用於動詞「來這裡」的意思。

從蘇美語蛻變出來的語言,全都往「假借」的方向發展,圖象最初的意義逐漸模糊消失,語音的地位日重,慢慢發展出使用字母的希臘文及羅馬文等,最後演變成近代的西方語文,語文中的字母本身完全不具任何重大意義。

中文則走上另一條路。中國人喜歡給每個字獨有的意義及獨有的發音。「來」這個字最後也只用於形容「來這裡」這個動作,而不再跟小麥有任何關聯了。此外中文也使用「轉注」的方式來創字。例如「老」跟「考」,原先發音相同,但現在寫法及發音都稍有不同,各自獨立。

最理想的情況,是每個字都有不同的發音,但這是不可能的。中文大約有五萬字,平常使用的為三千到四千字之間,但我們能夠發出的不同聲音頂多只有數百種,因此中文又採用了「形聲」這個方法。例如有七十多個中文字的音都是「衣」。總之,似乎中國人極力要維持中文的圖象化以及單音節的特性。

我有幾位觀察入微的朋友曾經指出,中國人傾向於把中文看成一種書寫的東西,我們的中文就是文字。但對西方人來說這是一種「語文」,是出之於口的。我也很不習慣這種想法,所以當我的妻子說她想學國語,但不想學寫中文時,我為之大驚失色。對我來說,中文就是用寫的,根本沒有單用說的中文!

同化外族

「形聲」的出現,讓中文得以保留它的特性,這可能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入侵中國的外敵經常都沒有自己的文字。而為了統治中國,他們必須學會一種文字,就是中文了,到了最後,他們都會忘記了自己的母語,學會書寫中文,以及說眾多方言中的其中一種。這些化外之人全都被他們征服的人同化了,像北魏、遼等都是,蒙古人也差不多走上同一命運,不過由於他們待在中國的時間不夠久,因此,蒙古文反而得以保留下來。滿州人在中國統治了三百年後,不只忘記了自己的文字,連滿洲話也不會說了。

另一方面,使用音標系統的西方則朝另一個方向發展。當日耳曼遊牧部落入侵羅馬帝國時,儘管也出現沿用被征服者語文的情形,可是原來的拉丁文逐漸被各種近代語言所取代,例如像法文等,又或者發明出自己的音標系統,創出新的語言。於是,他們更不必對其他人卑躬屈膝了。

人類歷史清楚顯示,著重語音的語文有「分離」的作用。使用這種語文形式的人互相疏離,沒有什麼「同文同種」的感覺,拉丁文在歐洲衰微後,各國也就各自為政,分頭發展。

就這樣,歐洲人的反權威精神就自然而然的產生了。當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與眾不同的尋找真理的方式時,他不會有任何背叛別人的罪惡感。哥白尼提出行星運行的說法時,也不用擔心因為與偉大的托勒密提出的理論相違背而犯了褻瀆之罪。我也有類似的親身經驗;我提出的一項嶄新、有點反叛味道的理論被歐洲地質界所接納,卻在中國地質界處處碰壁,中國的權威就像五指山一樣,教人無法突破。

不為中文所困

因此,由於歷史上的偶然性,中國發展出一套有別於西方的語文邏輯,逐漸構築出一種威權架構,無可避免的接受了孔夫子的學說。從此大家再不可以質疑「先生」的教誨,語文的發展歷程使得牛頓沒有生在中國。

不過,諾貝爾得獎人楊振寧在國立中央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說過,他預測二十一世紀的牛頓,將會是來自台灣的中國人。他相信曾經牽絆中國科學發展的儒家學說,在這島國之上將造就奇蹟,再加上優越的經濟環境,台灣將趕過美國、日本及德國,走到科學的最前端。

楊振寧的預測也不無道理:今天的中國學者再也不會被困於古老的中文之中,中央研究院院士中,三分之二是拿著美國或歐洲各國的護照的,他們都學會了第二、第三甚至第四語言的。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讓二十一世紀告訴我們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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