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西方文明史，我們看到在文藝復興之前，許多手握天主教義、掌控眾多教徒命運的教皇，最後還是無法撲熄叛逆精神的星星之火。哥白尼掀起的一場革命，顯示了任何人都可能會犯錯；伽里略也許被迫保持緘默，可是他始終沒有像許多中國人那樣屈服於權威之下。
是什麼令中國人那樣的尊重權威？像牛頓這樣的人物為什麼沒有生在中國？這是歷史的必然性，抑或不過是個偶然發生的事件？到底科學是不是歷史發展的其中一種結果而已呢？
利於權威流傳
我覺得，權威之所以能在中國傳統中占有那麼崇高的地位，跟中文的發展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不知為了什麼原因，中國人發明了圖像式的文字，並且一路沿用至今，但西方人則發展出使用字母以及音標的語文。個人認為，這是使得中國與西方歷史發展方向迥然不同的最基本原因。
遠在文字出現之前，人類便已經在使用語言了。基本上語言只是我們發出的聲音。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文字大概是蘇美人(古代幼發拉底河下游地區的居民)在公元三千年前留下來的象形文字，每個圖像都是單音節發音，文字和語言傳遞同樣的訊息。例如，附表裡第一個圖象的發音為「安」，意思為「天堂」。第十六個圖象是一個牛頭，它的發音為「梗」，代表的就是「公牛」。埃及人最早期的文字也是象形文字。而當然，中文也是以象形文字為基礎。
然而，中國語文跟世界其他語文分道揚鑣的起點；就在於中國人固守著各個圖像的發音。不管是「耳口鼻」或「可口」，「口」字的發音都不會改變。蘇美人採用的是另一套作法。表一第八個圖象是一個頭，加上垂直線之後，則代表「口」，發音為「卡」。但同樣的圖象也代表了「說話」這動作，但這時發音則變成「德」，而不是「卡」了。
據我所知，近代語言均沒有採用這種一字多音的作法，中國人更不會這樣做了，我們喜歡用不同的圖像來形容差不多的事物，而且每個圖像各有不同發音。例如，除了「紅」之外，我們還有「赤」、「丹」、「朱」等字。
一字多義
在著重發音的語言中，同一個字可被用於代表完全不同的物件或概念。英語中「seal」這個字就同時代表了一種動物、圖章或封起來的動作。中文裡也有差不多的處理方式，我們稱之為「假借」。「來」這個字最初是用來代表小麥的，可是最後只用於動詞「來這裡」的意思。
從蘇美語蛻變出來的語言，全都往「假借」的方向發展，圖象最初的意義逐漸模糊消失，語音的地位日重，慢慢發展出使用字母的希臘文及羅馬文等，最後演變成近代的西方語文，語文中的字母本身完全不具任何重大意義。
中文則走上另一條路。中國人喜歡給每個字獨有的意義及獨有的發音。「來」這個字最後也只用於形容「來這裡」這個動作，而不再跟小麥有任何關聯了。此外中文也使用「轉注」的方式來創字。例如「老」跟「考」，原先發音相同，但現在寫法及發音都稍有不同，各自獨立。
最理想的情況，是每個字都有不同的發音，但這是不可能的。中文大約有五萬字，平常使用的為三千到四千字之間，但我們能夠發出的不同聲音頂多只有數百種，因此中文又採用了「形聲」這個方法。例如有七十多個中文字的音都是「衣」。總之，似乎中國人極力要維持中文的圖象化以及單音節的特性。
我有幾位觀察入微的朋友曾經指出，中國人傾向於把中文看成一種書寫的東西，我們的中文就是文字。但對西方人來說這是一種「語文」，是出之於口的。我也很不習慣這種想法，所以當我的妻子說她想學國語，但不想學寫中文時，我為之大驚失色。對我來說，中文就是用寫的，根本沒有單用說的中文！
同化外族
「形聲」的出現，讓中文得以保留它的特性，這可能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入侵中國的外敵經常都沒有自己的文字。而為了統治中國，他們必須學會一種文字，就是中文了，到了最後，他們都會忘記了自己的母語，學會書寫中文，以及說眾多方言中的其中一種。這些化外之人全都被他們征服的人同化了，像北魏、遼等都是，蒙古人也差不多走上同一命運，不過由於他們待在中國的時間不夠久，因此，蒙古文反而得以保留下來。滿州人在中國統治了三百年後，不只忘記了自己的文字，連滿洲話也不會說了。
另一方面，使用音標系統的西方則朝另一個方向發展。當日耳曼遊牧部落入侵羅馬帝國時，儘管也出現沿用被征服者語文的情形，可是原來的拉丁文逐漸被各種近代語言所取代，例如像法文等，又或者發明出自己的音標系統，創出新的語言。於是，他們更不必對其他人卑躬屈膝了。
人類歷史清楚顯示，著重語音的語文有「分離」的作用。使用這種語文形式的人互相疏離，沒有什麼「同文同種」的感覺，拉丁文在歐洲衰微後，各國也就各自為政，分頭發展。
就這樣，歐洲人的反權威精神就自然而然的產生了。當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與眾不同的尋找真理的方式時，他不會有任何背叛別人的罪惡感。哥白尼提出行星運行的說法時，也不用擔心因為與偉大的托勒密提出的理論相違背而犯了褻瀆之罪。我也有類似的親身經驗；我提出的一項嶄新、有點反叛味道的理論被歐洲地質界所接納，卻在中國地質界處處碰壁，中國的權威就像五指山一樣，教人無法突破。
不為中文所困
因此，由於歷史上的偶然性，中國發展出一套有別於西方的語文邏輯，逐漸構築出一種威權架構，無可避免的接受了孔夫子的學說。從此大家再不可以質疑「先生」的教誨，語文的發展歷程使得牛頓沒有生在中國。
不過，諾貝爾得獎人楊振寧在國立中央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說過，他預測二十一世紀的牛頓，將會是來自台灣的中國人。他相信曾經牽絆中國科學發展的儒家學說，在這島國之上將造就奇蹟，再加上優越的經濟環境，台灣將趕過美國、日本及德國，走到科學的最前端。
楊振寧的預測也不無道理：今天的中國學者再也不會被困於古老的中文之中，中央研究院院士中，三分之二是拿著美國或歐洲各國的護照的，他們都學會了第二、第三甚至第四語言的。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讓二十一世紀告訴我們答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