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守著大膽島，就是保衛中華民國的生存！」
「沒有金門，就沒有台灣！」
「我特別在離開行政院之前，來這裡向大家道別。」
「一月的驕陽在台灣本島無法露面，在晴空無雲的離島金門，可以曬得人汗流浹背。但是，這樣的熱浪抵不過行政院長郝柏村一字一句發自肺腑的熱忱。
一寸一地，都有心血
面對四十多年來建設的金門，他向官兵說：「在金門，每走一地，有形無形的設施，都覺得有我的心血，以及過去袍澤們流血流汗的奮鬥犧牲。」
三十五年前，郝柏村戍守小金門，「八二三砲戰」期間，中共對小金門就發射二十二萬發砲彈，打了四十四天，「樹都打光了，只剩下樹根，」車行路上，他手指著又長出木麻黃的沙地說。
小金門，這個中共迫擊砲就可以打過來的地方，當年每一平方呎就落下十三發砲彈；金門砲戰中有一半的砲彈是落在小金門。他帶領戍守的第九師傷亡最慘重，五百七十八位將士陣亡。
當年，讓郝相村數秒間可能喪命的碉堡還在；救命的洗手間如今已整修，但桌椅、床舖依舊。戶外手植的九重葛出奇茂盛，已成蔭頂遮陽。
郝柏附任師長時代就是鄉長的洪福田，端著酒杯對郝院長說：「八二三砲戰時，你堅守小金門。我敬你，希望你繼續維護中華民國的國號。」洪老先生今年已七十二歲。
二年九個月的行政院長任期，郝柏村堅守的，正是這個中華民國和國號。他待別在離任前到金門，也在期勉金門不僅是中華民國的軍事堡壘，「更是中華民國促進民主的政治堡壘。」
沒有金門，就沒有台灣
兩位蔣總統對金門都有深厚的情感。經國先生前後到過金門一百二十三次；先總統蔣公在金門砲戰時，雖被勸阻未赴第一線，卻每天在澎湖隔海遙望金門。
經國先生離世的前半年，仍抱著病軀到金門，最後一別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把經國先生紀念館建在金門，也成為郝柏村的心願。
建館時一草一木一物，他都親自設計監督。從進門的銅像和大石頭上的八個字「觀切、自然、奉獻、犧牲」都要能「表現經國先生的樸實、自然、親切的性格，」踏在灰白石板上，郝院長細說他的構思。
「把經國紀念館放在這裡最放心，不會有人來拆，」他抬頭望著前方黃色琉璃瓦頂、灰色四怡院式的建築。
沒有金門，沒有先總統蔣公，沒有經國先生，就沒有後來的郝柏村院長。沒有金門，就沒有台灣。
治軍到從政
一生從軍的郝柏村，從來沒想到會以文職結束公務生涯；一生忠黨愛國的郝柏村，也從來沒有想到會有人給他戴上「出賣台灣」的帽子。
八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點，行政院長交接完成，他走出政院大門，面對夾道向他告別的同仁及路旁向他致意的民眾，再堅強的郝柏村，也不禁眼眶潤濕。
軍人本色
在台灣，只有陳誠同時任過總長及閣揆。三十年來，郝柏村是另外一位。
不同的是，他內缺黨主席的強力支持，外有反對黨的猛烈攻擊。內外交夾中，他展現了一貫強烈的企圖心和堅定的目標與理念。
當李登輝總統在政局紛爭、治安惡化、投資意願低落、中產階級也想出走的混亂氛氳中，出人意外地提名他由國防部長轉任閣揆，郝柏村一秉軍人本色：「國家要我到那裡去，我就到那裡去。」
軍人不能打沒有把握的仗，面對混沌的政局與立院生態，加上外來「軍人干政」的叫囂，他都毫不畏懼，他事後對人說：「我做行政院長，並不是拿了槍桿子逼著李總統提名我，也不是拿了槍桿子到立法院逼他們同意我，還為此放棄了一級上將的頭銜，終身與軍隊脫離關係，這算什麼軍人干政呢？」
他真正考慮的是：在這個職位上，能不能真正做些事。
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從不缺少企圖心與魄力；他自己則清楚：個性太剛直，缺少從政者在政壇與議會間的圓熟。
任內極少稱讀他的李總統，在八十二年二月三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郝揆請辭案後，也以黨主席身分公開推崇他的「公正廉明、貢獻卓著」；郝柏村接受媒體訪問時更坦然承認，執政二年九個月。「良知、抱負、智慧並不差，但藝術差一點。」
從強將到良相，從治軍到從政，郝柏村思考二者、三間是否有相同之處。想通了這點，他才能確定自己在閣揆職務上能真正做點事。
他認為治軍和從政的道理是相通的。
兵學領政
他說：「在軍隊帶兵是為士兵服務，一定要得兵心；在社會從政是為民眾服務，一定要能夠得民心。」
郝柏村舉曾國藩選將條件為例，將要「才堪治民」，可見治軍將領需具備治民的政治才幹，也證明二者相通的道理。
在總長任內，他特別重視軍事教育。他提出「將領應具備武德」，武德就是孫子兵法中所言「將者，智、信、仁、勇、嚴」。
一個將領應具備智慧，有求勝的判斷力和知己知彼的洞察力；要得到士兵的信仰、長官的信任和自己的信心；一個將領也必有仁愛之心，愛兵、愛國家才能不借犧牲生命護國護民；勇敢才能領兵作戰；嚴，就是精確遵守一定規格，分秒不差、絲毫不誤的品質管制。
他相信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也必對世界潮流、歷史興替有深入洞察力」；政治人物更應取信於民，種種措施以愛為出發點；更要有道德勇氣，「有所為而後有所不為」，大公無私，在施致上訂定高標準。
軍事上用兵雖以科學為基礎，郝柏村則覺得「人格是用兵至高無上的要義」更顯重要。
他說：「高級將領的人格必須能為三軍所信服、能團結三軍，才能邁向勝利成功。」
在接任後的第一次記者會中，果然就有記者問他：「行政院今後的決策過程，是否受到軍人性格的影響？」他的答覆是軍事決策過程是最符合科學精神的：確定目標、評估主客觀條件、擬訂對策及方案、分析利弊得失、制定執行步驟，然後順序推動，軍人的性格就是「無私、無懼地全力貫徹，建成目標」。
在以後近三年的院長任內，他就以這一套思維架構與行為模式推動政務，並時刻強調：「決策錯誤比貪污更可怕」、「浪費時間等於貪污」。
行政院長是全國最高行政首長，他體驗到推動政務的關鍵因素是執政黨的政策方向；個人的從政理念如果與這些政策符合時，不僅產生黨內的與全民的共議，也產生一股內在動力，願意為推動政務全力以赴。
在二年九個月的院長任內，郝柏村曾清晰地規畫出他的施政理念，並強力推動為政策。理念是以五大主軸相互支撐：安定、民主、法治、建設、統一。
安居．安定．安全
郝柏村甫一接任閣揆，即設定「三安」施政目標－－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國家安全。
高掛在他辦公室的「禮運大同篇」，被他視為人民安居樂業的最高境界。他在對大專學生演講時也背誦：「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請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十七歲從軍的郝柏村，深受三民主義教育，他說：「三民主義的建國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現代他的民主國家。」
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更在強調一個公平均富的社會。
他解釋，「公平是要每個人發揮潛能，形成整個社會的創造力。」
差距是應該有的，「否則就變成齊頭式的假平等，」但是差距要如何合理的縮短，則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他更強調，社會上總有一些弱勢人員，總有一些災變困難不能照顧自己，「因此要用社會的力量來幫助他們。」
對於台灣公平社會的兩個基石：教育機會均等、就業機會均等，他相當驕傲。
他常舉例，過去讀書人是一個階級，書是財產；現在有錢也不見得能念大學，而因為沒錢上不了大學的都極少有，「這就是社會的進步。」
然而在追求公平社會中，自有重重阻礙。任行政院長期間，他認為社會不公平的絆腳石至少有三個：
一是「大家把保險和社會福利的觀念混在一起」。這對政府的施政和社會的公平常帶來問題。
「大家以為出了錢，就要把錢拿回來」，「自己要少出錢，政府要多出錢」的想法，使勞保、農保虧損累累，「最後還是靠納稅人的錢來彌補，」他說政府財政出了問題，反而造成了不公平社會。
憂心金權政治
另一個是社會救濟應該以弱勢團體為重點。
他在院長任內，幾乎每一個周末都在全省各地跑，沒有一位院長像他這樣勤跑基層，每到一處，都要參觀地方建設與民眾相關的福利機構。他指示台北市政府全力照顧所有植物人，到每個醫院都要求增加收容精神病患。他說：「一家只要有植物人或精神病患，全家都非常痛苦，政府如能把他們集中療養，就可以解決許多家庭的負擔。」
在他的觀察，最嚴重影響社會不公的，是「土地政策與稅收公平性」。
「如果納稅不公平，競爭也就不公平，」他指出，政府的責任在查稅，但查稅必定引起當事人反彈。
尤其是遺產稅、贈與稅，一般認為是「典型的不勞而獲」，但逃漏得厲害。
當財政部長王建瑄任內，曾查出好幾位大企業主都個別需要補交幾億、甚至幾十億的稅款時，郝柏村心裡有數「這些家喻戶曉重量級的大企業家，有他們直接的通天管道，有他們無所不在的人脈，更有他們控制的一些媒體，一定會直接與間接來打擊王建瑄。
「打擊王建瑄，就是打擊我，」他相當清楚地表示。一位民意代表好意地提醒郝院長：「只有傻瓜才敢碰他們。」
他卻一點也不遲疑，繼續支持財政部嚴格執行「愛心查稅」。
八十一年十月七日。王建瑄還是從財經鬥士變成財經烈上，他向郝院長辭職時，據說「聲淚俱下」，不願牽累郝院長。
對於選用為財政部長前只正式見過一次面的王建瑄，郝柏村覺得他「不和稀泥、認真做事」竟得這樣的結果，深為台灣金權和特權介入政治的低品質痛心。
他對這件事的心情可從這段話顯現：「今天我們在金權政治的陰影下，所受到的阻力，必須依賴這個社會和知識分子的正義力量！」
堅抗金權政治的王建瑄，後來決定參選立法委員，雖未得國民黨支持，且受黨內同志打壓，終在八十一年十二月的立委選舉中以全省得票率最高、台北市選票最多的雙重榮譽當選立法委員。
這樣的結果，至少給公平正義的社會留下一絲曙光，可借沒有引起國民黨的反省。
法治路遙遠
郝柏村常常轉述這一則吳伯雄朋友的故事。
有一次，吳伯雄坐友人車，經過第一個紅燈，車子「咻」一下衝過去；經過第二個紅燈，車子又「咻」一聲開過去；經過第三個，是綠燈，車子停了下來。
吳伯雄就問這位朋友：「這是綠燈，你怎麼反而不走了呢？」友人答說：「我怕別人闖紅燈啊！」
台灣的人民不守交通法規早已成為世界笑話。郝柏村從紀律嚴明的軍旅跨入五花八門的政壇，對法律不健全、不合理，體會更深。
民主政治，不打折扣
在他的思考架構中，民主與法治是國家發展的準繩，也是維護全民尊嚴的天秤。在推行的時候，不能打折扣。
在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推行民主與法治時，首先要克服的是．眼前「有民主、少法治」的失衡現象。在這一失衡之下，社會上就容易產生群眾脫序事件、金權勢力蔓延、利益團體突出。這種情況就進一步影響了社會的安定，更損害了社會的公平。
他認為：「法治可以從生活周邊的事例開始。」有一回，他對路邊停了報廢車，警察不處理很不理解。後來同仁告訴他，法律規定：要過三個月或六個月才能處理，否則警察就違法。
另一個例子是台北仁愛路和敦化南路口的遠東百貨公司，多年來竟是一個違章建築的公司，月月要接受「違法營業」罰單。
郝院長去查這件事，發現這個區是住宅區，不是商業區，他就問：「這個地段不做商業區做什麼？」
原來台比市都市規畫訂定商業用地只能占八%，在這麼一個商業都會，「靈然是不合理！」
他試圖將傳統的情、理、法次序，改變成法、理、情，使「法」有其功能、使「理」有其準繩、使「情」有其分寸。
他上任四個月，就宣布KTV營業只准至凌晨三點的命令，這件事讓他認清在這多元化社會中，推行一項小小的政策都不易。命令是根據違警罰法，但引起了業者的強烈反彈。在他的想法中，半夜三點還不回家是極不尋常的事，當時正逢整頓治安戶，KTV被列入特定注意的十八種行業之一。
台北市地攤為患，交通違規罰單堆積如山，過去是追了一次不交，就不再追交；他知道以後，立刻下令「追出結果」。
「解嚴以前，就該把所有的相關法律修訂好，」郝柏村不諱言法律的嚴重落後。
立法院爭吵不斷，法案大塞車，需要配合現代社會運作的法令不能及時修正，常常使得行政部門乾著急，甚至根本束手無策。
對立法院二讀通過的法案，他在閣揆任內曾二次引用憲法五十七條覆議案，創下了行政與立法部門公開較勁的紀錄。
儘管在當時微妙的政治生態中，要求覆議，可能引起倒閣，他仍然無懼。這二個案子，一是勞基法八十四條修正案，一是立法院擁有調查權案。
對於法治精神，郝柏村另有一番詮釋，他舉日本、德國為例，守法相守紀律是生活品質的一部分。日本、德國產品品質好，是整個社會品質好下的產物，守法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他常說：「品質的提升不是只靠技術，還靠倫理和紀律。」他所謂的紀律，其實就是法；守紀律，就是守法，法治也就是制度化。
制度不周，釀成心結
也正因為制度的不周延，產生了府院權責關係的模糊，演變成李登輝與郝柏村的心結之一。
八十一年春夏之際，總統府副秘書長邱進益為李總統訪問中南美洲，可能「順道」訪問美國、日本做高層次的安排，外交部內或有人知，行政院長則毫無所悉。後來中南美洲訪問取消，主要是因為日本與美國對中華民國總統的訪問不能做合適的禮遇。
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國防部長陳履安被提名為監察院長時，身為行政院長的郝柏村也是從當天報紙的大號標題上獲悉。早已被告知的陳履安則在當天上午才親向郝柏村說明。
這個命令是否依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長副署，郝柏村一無所知，至今也是個謎，郝院長並未去追查，只深覺中華民國距離現代化制度太遠太遠。
八十二年一月十九日，郝柏村辭職前夕，繼論情西餐廳燒死了三十三人之後，另一場KTV縱火案又燒死了七人。
由於違規營業，台北市長黃大洲引咎辭職，一位立委私下建議郝院長：「辭職照准，或者記他大過一次，」郝院長說：「正因為我要離開這個職位，我不能這樣做，」
無慾則剛
在眾多場合，郝柏村一再說：「己意即民意」的時代已經過去，要締造一個法治社會，必須要有三方面的配合：健全的法制、行政人員的執法能力，以及人民守法的精神。
郝柏村特別要求擔任公職的行政人員，面對金權與特權的壓力，須有執法的勇氣與執法的能力，公務員必須要在法律的公平原則下，執行公權力，使守法者不吃虧，使玩法者不能僥倖。
只有嚴格執行公權力，才能推動施政進度表，才能增加民眾對政府的信賴度，以及反應社會的公平感，如果公務員不把自己的利害、得失、毀譽做優先考慮，就能成為一個「面對壓力，仍能堅持立場」的公務員。
郝柏村相信，「無私無我」就會「無慾則剛」。
殘缺的民主
是對李總統(李主席)「獨自裁決」有特別切身的體驗，也深切感受民主是擋不住的趨勢，郝柏村近年來在各種場合強調民主化、法治化和制度化。
他譬喻民主政治是單軌行駛的火車，只能向前，不能後退。辭職之後，為了國民黨十四全的「當然代表」問題，他率直地說：「民主是和諧的基礎，不能為了和諧而犧牲民主。」
他在二月辭去閣揆事件的思考中，也是以尊重立院選出的新委員的權利為考量，他認為：「民主制度要建立，民主政治要實踐，」
在他任內，對所屬部長的充分授權與信賴，更為歷任閣揆所罕見。例如他對經建會主委郭婉容草擬的「六年國建」、教育部長毛高文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財政部長王建瑄批准十五家新設銀行、經濟部長蕭萬長推動的經貿政策，儘管都有敏感性與爭議性，他的想法卻是公務員應該「多做不錯，少做多錯，不做大錯。」
賄選是黨紀問題
在他從政的二年九個月中，親身體驗到民主政治的黑暗面：金錢和地方派系介入選舉、國家認同出現危機和殘缺的政黨政治。
他常拿「槍彈與銀彈」作比喻，他說，過去大家擔心「軍人干政」，以槍彈取得政權；現在銀彈賄選，「無異於槍彈」，金錢介入選舉、參與政治，「是一樣的可怕」。
他認為「賄選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黨紀問題」，賄選花招防不勝防，政黨要確立乾淨選舉的決心和政策，才能使社會有品質良好的選舉。
參與八十一年底立委黨內提名作業，他對陳癸淼提名事件記憶深刻。
陳癸淼是澎湖縣的國民黨立委，素來表現不錯，照理應該只提名他一人，穩定當選沒有問題。但是黨內提名時，冒出來一個林炳坤。據說他家財很大，又有張榮發、陳重光等企業人士替他助選；層峰也對他頗為器重。
但深入瞭解，林炳坤在澎湖灑下巨資，送相機、買選票，被認為是「金牛加賄選」，提名這樣的人選，對執政黨的形象絕對不利。
國民黨內部在這件事上卻意見不一，郝柏村主張「提名陳癸淼一人」，黨中央決定「開放競選」。最後連總統府祕書長蔣彥士協調都未有結果，仍採「開放競選」。
選舉中又有「軍隊介入」、「軍隊中立」的傳聞，到底參謀總長是否曾親赴澎湖督陣，到底國防部總政戰部有沒有下達指示，然後收回，繼而又再下達指示協助林炳坤，至今還說法不一。
不過最後林炳坤落選，陳癸淼當選，四個月後中油弊案爆發，林炳坤因涉案被警方扣押；李總統在革命賣錢研究院內部談話中承認「被騙了」。這都足以證明金權和特權介入選舉過深。嚴重到是非不分，使國民黨的形象再次受到重傷。
除開台獨意識不談．郝柏村對民進黨要求被提名人士乾淨競選，甚至不惜除名有賄選跡象的黨員林文朗，「我是很佩服的，」他相當肯定。
他也對幾位民進黨員，如陳水扁、彭百顯、謝長廷的認真問政，相當尊敬。
在他眼裡，除了乾淨的選舉，更要有成熟的政黨政治以及黨內民主，他任內首開「黨政協調會議」，每周把行政院的議案向立法院做一報告溝通，取得立法委員的支持。
不循私，反特權
「在立法院內，反對行政部門的往往是執政黨的黨員，這是一件很不正常、一般民主國家少有的事，」他深深體會到立法院，尤其是執政黨立委，要共同協助推動政務，千萬不能浪費公務員的時間，浪費老百姓的金錢。
他堅持總質詢不超過十次。七十九年他上任第一次總質詢，因不滿程序發言過久，「我們走，」手臂一揮，率全體閣員一起退席。
這件事引起立委不滿，卻博得民眾的喝采。
行政院與立法院間的關係緊張，是和郝柏村是非分明、不循私情、反對特權關說，有極大的關係。
過去，民意代表關說，行政部門「忍氣吞聲、敢怒不敢言」；藉包工程、搞特權施惠迎合立委的官員也不少；「甚至養成立委予取予求，」一位政治記者長期觀察。
郝揆主政，他的「不討好、不買帳」性格，「使得任內沒有收到過一封關說信，」他自承：「我天生對特權有反感，任何人休想在我這裡使用特權。」
擁有五十七年黨齡的國民黨員郝柏村對黨自有殷切期望。他認為影響政黨政治正常這件和民主品質的二大問題是：國民黨的金權掛勾和民進黨的國家認同。
他說，如果國民黨員不是以思想、三義相結合，而變成利益結合，「不可能有精神上的團結」。他也直言：國民黨兩次的挫敗，包括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都不是敵人如何強大，而是自己不爭氣。」
深被省籍情結當做箭靶的郝柏村，經常呼籲「大家都是台灣人，大家都是中國人」。
他說，中國人地域觀念．一向很強。當年國父遺教明定中華民國首都為南京。但民國三十五年制定憲法時，北方人要定都北京，南方人要定都南京，最後爭執不下，憲法中就省略了這一項。郝柏村說：「這就是地域觀念，但不論存那裡，還是屬於中國的。」
「現在，把地域觀念和國家認同視為一體，就變成了省籍情結。」他認為，要把一個地域變成一個國家，就形成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
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不同的政黨可以有不同的內政理念和政策，但絕無不認同這個國家的，「反對黨不認同這個國家－－中華民國，這給我們政黨政治帶來嚴重的危機，」他說，美國有兩大黨，還有共產黨，但「沒有任何一黨是要革命推翻國家的。」
建設台灣才愛台灣
「真正愛台灣的人，是要以實際行動來建設台灣，而不是靠口號說愛台灣」，這是郝柏村推動「六年國建」的一項最基本的信念。
上任半年，於整頓治安、掃除地下經濟、查稽逃漏稅一連串的行動後，都柏村展開了建設台灣的重大工程。民國八十年二月，他在立法院宣布進入民國八十年代「他要將西方人稱為「焦慮的年代」，在中華民國變成「脫胎換骨的年代」。
「六年國建的基本思想是和我八年參謀總長建軍的思想一致的」，這位大半生在軍旅的軍事專家常常拿軍事的例子來比喻政治，軍隊建軍不是今天有錢買飛機、明天有錢造軍艦，臨時作決定，而要有長遠的判斷，至少二十年。
他認為「建軍思想如果錯誤，整個計畫都將自費」；他舉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人認為只要建堅固陣地，德國人就打不過來，他們花了二十年．建馬奇諾防線，結果大敗；這和中國人建萬里長城防匈奴一樣，是錯誤思想。
二次大戰時，日本建了兩艘最大主力艦－－太和、武藏，也就是「巨艦大砲主義」，沒想到英美航空母艦的發展，改變整個海戰思想。
不做就是零分
六年國建的最終目漂，是要建設台灣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地區，而鎖定「六年」，也是郝柏村希望藉此彰顯李總統六年任期中的建樹。
在進行過程中，當然阻力重重。不過郝院長總是舉經建會主委郭婉容的「七十八分主義」來勉勵大家。
郭主委說，我們許多政策都要做到一百分才滿意，其實權衡一下，能做到七十八分就可以了。
郝院長則認為，誰敢保證一百分，但不做就是零分，「能做到七十分，甚至六十五分我就滿意了」。
過去基隆河的截彎取直工程吵了十多年；台北市的捷運系統，地下與高架也爭了二十年，結果「大家怕批評，沒有道德勇氣，沒有承擔，那就不做，不做最後是零分！」
他對外一再強調，「六年國建，不是錢的問題，而是行政效率的問題，」實則是貫徹執行的決心問題。
在深入基層瞭解地方的過程中，他發現過去的建設，零零碎碎，缺乏整體。
他常以永和市為例，「總是在挖馬路，」因為今天弄水管，明天裝瓦斯，沒有一個整體長程的規畫。
柴契爾夫人來訪，第二天就問郝院長台灣都市規畫的問題，郝院長一方面佩服這位鐵娘子的敏銳觀察力，一方面更為台灣都市計畫汗顏。
他深覺，六年國建其實就是「一個大的都市規畫」：台灣南北長三百多公里，縱用高速鐵路，橫由十二條快速公路，把台灣畫成十八個生活圈。
「這個計畫完成，住在台灣的任何家庭，半個小時車程內，可以就業、可以上學、可以就醫、可以休閒……。」他為台灣未來畫出一個理想的藍圖。
這個規畫要達到幾個基本目標，一是均衡區域發展，二是提升生活品質，三是提供有利的投資環境，四是增加國民所得。
「六年國建並不表示六年內都要完成，」他解釋，只要開始，就有成果，總有完成的一日。這也就是他一貫「不做就是零分」的哲學。
面對「六年國建」遭受好大喜功、華而不實的批評，他經常利用多種場合，反覆說明推動國家建設的四大效益：
．用全球競爭觀點，來樹立發展標竿。
．激發全民對長期建設的關心。
．以整體觀念及前瞻眼光規畫藍圖。
．一切施政必須落實到基層。
他再進一步指出，「六年國建」是一個綱要性的列舉，細都計畫必須再經預算程序後核定施行；也是一個需要隨預算及實際執行狀況而逐年修正的計畫。
郝院長原先希望有六年的時間來推動這些重大計畫，可以在李總統任內逐步使台灣成為西太平洋地區國際金融中心，交通轉運中心及科技重鎮。
隨著郝院長與郭主委離職，六年國建正面臨著另一波的考驗。
統一的道路步步艱
有人形容郝柏村的政治理念，就像當年美國雷根總統一樣－－簡單明瞭，黑白分明。
所不同的是，即使雷根做錯了什麼，還獲得美國輿論的容忍，而郝柏村即使做對了很多，仍然受到一些反對人士的嚴厲批評。
嚴厲的批評，甚至惡意的攻擊，主要是針對他不能容忍「台獨」和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
一位民進黨人士形容：「像鬥牛場一樣，只要亮出「台灣獨立」的紅旗，郝柏村就會不顧一切地衝過去。」
郝柏村黑白分明的性格在這件事上尤其清楚，他說：「國家認同的事一定要清清楚楚，不允許模糊。」
憂台灣，反台獨
他在接受訪問時，一再重覆：「我反台獨，才是愛台灣。」因為台獨會帶給台灣最大的災難，「這個問題很清楚，沒有辯論價值。」
因此，他從未接受「碰到這種問題，就找內政部長吳伯雄及外交部長錢復去答」的建讓，議場如戰場，他認為統帥不能臨陣退怯，總是自己站在第一線。
「一個中國」更是郝柏有的基本信念，
「一個中國政策與原則，是目前維持海峽軍事安全最重要的基礎，」不論在國統會，或是公開演請，他總是這麼明確地表示。
深諳四十年來兩岸政治與軍事對壘的郝柏村認為。過去中華民國已為「一個中國」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包括不惜退出聯合國；現在，中共並未承認台灣是一政治實體，也未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如果我們不堅持「一個中國」，給予中共「一中一台」的誤會或藉口，後果將會影響二千萬人的福祉。
他對「一個中國」的涵義，在國統會中曾有明確的註解：「現在是分裂的中國，將來是自由均富統一的中國。」
他也深知，兩岸關係存在著兩個結：一是中共與我們對等原則的結，一是島內的省籍情結。
自八十年五月取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我們已承認中共是一政治實體，但是中共至今並不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政治實體的地位，「我想這個結一時解不開」兩岸官方接觸或三通，都還相當遙遠，」他說得很清楚。
台灣內部把省籍和統獨區分為兩個壁壘，是令郝柏村及很多人擔心的。
在他院長任內成立了陸委會、海基會，他個人又是國統貪的副主任委員，但是郝柏村卻很少對大陸政策公開表示意見。
不發表意見並不表示他沒有意見，他卸任後曾公開說，「我知這因為我是一個外省人，如果我做得積極一點，獨派分子一定會說我出賣台灣；如果做得消極一點，主張統一的人又說太消極了。」因此，他認為在內部尚未建立共識之前，「多說話或多指示，都沒有意義。」
失望，但依然容忍
他對陸委會與海基會之間的摩擦時有所悉，深知李登輝總統欽定的陸委會主委黃昆揮所加予海基會的各種限制，有些他本人並不同意；對陸委會副主委之一的高孔廉的一些發言，更認為「有失分寸」。
當陳長文辭海基會秘書長時，他告訴陳長文：「我同意你辭去秘書長。」這個「同意」是惋惜，也是無奈。他已意識到，在兩岸關係上，省籍的懷疑動機論已使出生福州的陳長文難以施展長才。
當接任的本省籍陳榮傑秘書長再提辭呈時，郝院長是「請求陳榮傑不要辭職」；行政院直屬的陸委會，連行政院長也管轄不了，其中內情真不足為外人道。
八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海基會董事會通過決議，要求行政院褒獎對創建海基會有功的陳長文秘書長，這個決議文要經陸委會轉呈行政院長核定。雖經秘書長王昭明關切詢問，這個公文至今始終沒有出陸委會。
基於對陸委會權責的尊重，雖然郝柏村失望，但依然容忍。
或許是有從大陸戰台灣、半世紀為護衛中華民國而戰的體驗，郝柏村對兩岸關係較有歷史的觀察和務實的看法。
三百多年前閩南同胞來台，中日甲午戰爭割台予日，以至四十多年前國民黨自大陸撤台。
他說，假使民國三十八年，老總統沒有帶著六十萬國軍與一批有才幹的知識分子到台灣，沒有經過金門古寧頭戰役、八二三砲戰的勝利，「今天台灣同胞老早就同大陸同胞受到同樣的命運。」
「台灣的中國人命運，都是由於中國大陸情勢變化產生的，」台灣和中國不可能脫離而不產生任何關係。
「對於大陸，你可以想把它甩掉，可是他有力量讓你甩不掉！」他解釋兩岸關係不同於德國和韓國。
他曾在國統會上，對主張參考兩德與兩韓模式的康寧祥說，中國的分裂基本上和他們不一樣，「他們分裂是國際因素造成，我們是內戰的結果。」兩德、兩韓的人口、土地面積相差不大，台灣的土地面積不到大陸的三百分之一、人口是他們的六十分之一，「在對比上，中共政權一直到今天不認為我們是一個政治實體，就是基於這種心態。」
由於這種態勢，他認為國統綱領主導兩岸關係發展過程，要有彈性，因為每件事都是錯綜複雜，「不是我們一廂情願的訂出步驟，就能逐步實現」。
不計權位，但論是非
在海基會與海協會對「一個中國」形諸文字意見不同，而請國統會討論時，他更清楚表示：「無論在任何文件上，我們不能讓別人、讓對岸、讓海外，對我們「一個中國」的政策有所猶疑。」
當時坐在右手的李登輝總統，始終低著頭，不時皺著眉，表情嚴肅，也顯得有些不耐。
「一個中國」的政策，不僅畫清了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綱，也因為國民黨內當權派與非當權派對這個政策解釋的不同，而減少了彼此的互信。
當有人告訴郝柏村，北京方面私下透露，曾有好幾位大家熟悉的海外學者自稱是代表李總統去傳信，告訴他們：(一)李總統不會搞台獨，北京可以放心；(二)郝柏村雖然反台獨，但更反共；(三)主導大陸政策的是李總統，不是郝柏村。郝柏村從不置評，也絕不允許任何人代他傳話。
每每遇到「一個中國」的爭論，郝柏村的一些民間朋友就會勸他：「不要為這種一時無法解開的中國結，引起與李登輝總統的誤會。」郝柏村的答覆總是：「不要計較權位，要計較是非。」
不成功的命運
府院之間，一開始就注定了不會成功的命運。
李總統，一心要走出經國先生的陰影「他有自己的治國理念；郝院長深信，支持李登輝就是追念蔣經國，他期望李總統行事、待人一如經國先生。
李登輝選擇郝柏村，是過渡，是不得已；郝柏村承命組閣，卻要實在能做事，絕不和稀泥。
二年九個月期間，李總統得到天時、地利及大部分人和，郝柏村想做事，都有孤掌難鳴的落寞。理性贊同郝的人不少，感情上支持李的人更多。
肝膽相照，理應共同為建設台灣而努力，可惜心結重重埋下疑忌的火種。二人有足夠的溝通時機，都未開誠布公地論事，終至不可收拾。
在是非不明、敵友不分的權力結構中，郝柏村講求大是大非；在省籍情結陰影籠罩下，郝柏村爭取憲法內閣精神；在民進黨致力鼓吹「台灣獨立」下，郝柏村孤軍奮鬥「一個中國」。
郝柏村的離職是個人悲劇？是國民黨的悲劇？還是中國的悲劇？也許不出三年，就會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