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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大非-郝柏村的直言

文 / 王力行    
199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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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大非-郝柏村的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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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守著大膽島,就是保衛中華民國的生存!」

「沒有金門,就沒有台灣!」

「我特別在離開行政院之前,來這裡向大家道別。」

「一月的驕陽在台灣本島無法露面,在晴空無雲的離島金門,可以曬得人汗流浹背。但是,這樣的熱浪抵不過行政院長郝柏村一字一句發自肺腑的熱忱。

一寸一地,都有心血

面對四十多年來建設的金門,他向官兵說:「在金門,每走一地,有形無形的設施,都覺得有我的心血,以及過去袍澤們流血流汗的奮鬥犧牲。」

三十五年前,郝柏村戍守小金門,「八二三砲戰」期間,中共對小金門就發射二十二萬發砲彈,打了四十四天,「樹都打光了,只剩下樹根,」車行路上,他手指著又長出木麻黃的沙地說。

小金門,這個中共迫擊砲就可以打過來的地方,當年每一平方呎就落下十三發砲彈;金門砲戰中有一半的砲彈是落在小金門。他帶領戍守的第九師傷亡最慘重,五百七十八位將士陣亡。

當年,讓郝相村數秒間可能喪命的碉堡還在;救命的洗手間如今已整修,但桌椅、床舖依舊。戶外手植的九重葛出奇茂盛,已成蔭頂遮陽。

郝柏附任師長時代就是鄉長的洪福田,端著酒杯對郝院長說:「八二三砲戰時,你堅守小金門。我敬你,希望你繼續維護中華民國的國號。」洪老先生今年已七十二歲。

二年九個月的行政院長任期,郝柏村堅守的,正是這個中華民國和國號。他待別在離任前到金門,也在期勉金門不僅是中華民國的軍事堡壘,「更是中華民國促進民主的政治堡壘。」

沒有金門,就沒有台灣

兩位蔣總統對金門都有深厚的情感。經國先生前後到過金門一百二十三次;先總統蔣公在金門砲戰時,雖被勸阻未赴第一線,卻每天在澎湖隔海遙望金門。

經國先生離世的前半年,仍抱著病軀到金門,最後一別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把經國先生紀念館建在金門,也成為郝柏村的心願。

建館時一草一木一物,他都親自設計監督。從進門的銅像和大石頭上的八個字「觀切、自然、奉獻、犧牲」都要能「表現經國先生的樸實、自然、親切的性格,」踏在灰白石板上,郝院長細說他的構思。

「把經國紀念館放在這裡最放心,不會有人來拆,」他抬頭望著前方黃色琉璃瓦頂、灰色四怡院式的建築。

沒有金門,沒有先總統蔣公,沒有經國先生,就沒有後來的郝柏村院長。沒有金門,就沒有台灣。

治軍到從政

一生從軍的郝柏村,從來沒想到會以文職結束公務生涯;一生忠黨愛國的郝柏村,也從來沒有想到會有人給他戴上「出賣台灣」的帽子。

八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點,行政院長交接完成,他走出政院大門,面對夾道向他告別的同仁及路旁向他致意的民眾,再堅強的郝柏村,也不禁眼眶潤濕。

軍人本色

在台灣,只有陳誠同時任過總長及閣揆。三十年來,郝柏村是另外一位。

不同的是,他內缺黨主席的強力支持,外有反對黨的猛烈攻擊。內外交夾中,他展現了一貫強烈的企圖心和堅定的目標與理念。

當李登輝總統在政局紛爭、治安惡化、投資意願低落、中產階級也想出走的混亂氛氳中,出人意外地提名他由國防部長轉任閣揆,郝柏村一秉軍人本色:「國家要我到那裡去,我就到那裡去。」

軍人不能打沒有把握的仗,面對混沌的政局與立院生態,加上外來「軍人干政」的叫囂,他都毫不畏懼,他事後對人說:「我做行政院長,並不是拿了槍桿子逼著李總統提名我,也不是拿了槍桿子到立法院逼他們同意我,還為此放棄了一級上將的頭銜,終身與軍隊脫離關係,這算什麼軍人干政呢?」

他真正考慮的是:在這個職位上,能不能真正做些事。

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從不缺少企圖心與魄力;他自己則清楚:個性太剛直,缺少從政者在政壇與議會間的圓熟。

任內極少稱讀他的李總統,在八十二年二月三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郝揆請辭案後,也以黨主席身分公開推崇他的「公正廉明、貢獻卓著」;郝柏村接受媒體訪問時更坦然承認,執政二年九個月。「良知、抱負、智慧並不差,但藝術差一點。」

從強將到良相,從治軍到從政,郝柏村思考二者、三間是否有相同之處。想通了這點,他才能確定自己在閣揆職務上能真正做點事。

他認為治軍和從政的道理是相通的。

兵學領政

他說:「在軍隊帶兵是為士兵服務,一定要得兵心;在社會從政是為民眾服務,一定要能夠得民心。」

郝柏村舉曾國藩選將條件為例,將要「才堪治民」,可見治軍將領需具備治民的政治才幹,也證明二者相通的道理。

在總長任內,他特別重視軍事教育。他提出「將領應具備武德」,武德就是孫子兵法中所言「將者,智、信、仁、勇、嚴」。

一個將領應具備智慧,有求勝的判斷力和知己知彼的洞察力;要得到士兵的信仰、長官的信任和自己的信心;一個將領也必有仁愛之心,愛兵、愛國家才能不借犧牲生命護國護民;勇敢才能領兵作戰;嚴,就是精確遵守一定規格,分秒不差、絲毫不誤的品質管制。

他相信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也必對世界潮流、歷史興替有深入洞察力」;政治人物更應取信於民,種種措施以愛為出發點;更要有道德勇氣,「有所為而後有所不為」,大公無私,在施致上訂定高標準。

軍事上用兵雖以科學為基礎,郝柏村則覺得「人格是用兵至高無上的要義」更顯重要。

他說:「高級將領的人格必須能為三軍所信服、能團結三軍,才能邁向勝利成功。」

在接任後的第一次記者會中,果然就有記者問他:「行政院今後的決策過程,是否受到軍人性格的影響?」他的答覆是軍事決策過程是最符合科學精神的:確定目標、評估主客觀條件、擬訂對策及方案、分析利弊得失、制定執行步驟,然後順序推動,軍人的性格就是「無私、無懼地全力貫徹,建成目標」。

在以後近三年的院長任內,他就以這一套思維架構與行為模式推動政務,並時刻強調:「決策錯誤比貪污更可怕」、「浪費時間等於貪污」。

行政院長是全國最高行政首長,他體驗到推動政務的關鍵因素是執政黨的政策方向;個人的從政理念如果與這些政策符合時,不僅產生黨內的與全民的共議,也產生一股內在動力,願意為推動政務全力以赴。

在二年九個月的院長任內,郝柏村曾清晰地規畫出他的施政理念,並強力推動為政策。理念是以五大主軸相互支撐:安定、民主、法治、建設、統一。

安居.安定.安全

郝柏村甫一接任閣揆,即設定「三安」施政目標--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國家安全。

高掛在他辦公室的「禮運大同篇」,被他視為人民安居樂業的最高境界。他在對大專學生演講時也背誦:「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請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十七歲從軍的郝柏村,深受三民主義教育,他說:「三民主義的建國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現代他的民主國家。」

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更在強調一個公平均富的社會。

他解釋,「公平是要每個人發揮潛能,形成整個社會的創造力。」

差距是應該有的,「否則就變成齊頭式的假平等,」但是差距要如何合理的縮短,則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

他更強調,社會上總有一些弱勢人員,總有一些災變困難不能照顧自己,「因此要用社會的力量來幫助他們。」

對於台灣公平社會的兩個基石:教育機會均等、就業機會均等,他相當驕傲。

他常舉例,過去讀書人是一個階級,書是財產;現在有錢也不見得能念大學,而因為沒錢上不了大學的都極少有,「這就是社會的進步。」

然而在追求公平社會中,自有重重阻礙。任行政院長期間,他認為社會不公平的絆腳石至少有三個:

一是「大家把保險和社會福利的觀念混在一起」。這對政府的施政和社會的公平常帶來問題。

「大家以為出了錢,就要把錢拿回來」,「自己要少出錢,政府要多出錢」的想法,使勞保、農保虧損累累,「最後還是靠納稅人的錢來彌補,」他說政府財政出了問題,反而造成了不公平社會。

憂心金權政治

另一個是社會救濟應該以弱勢團體為重點。

他在院長任內,幾乎每一個周末都在全省各地跑,沒有一位院長像他這樣勤跑基層,每到一處,都要參觀地方建設與民眾相關的福利機構。他指示台北市政府全力照顧所有植物人,到每個醫院都要求增加收容精神病患。他說:「一家只要有植物人或精神病患,全家都非常痛苦,政府如能把他們集中療養,就可以解決許多家庭的負擔。」

在他的觀察,最嚴重影響社會不公的,是「土地政策與稅收公平性」。

「如果納稅不公平,競爭也就不公平,」他指出,政府的責任在查稅,但查稅必定引起當事人反彈。

尤其是遺產稅、贈與稅,一般認為是「典型的不勞而獲」,但逃漏得厲害。

當財政部長王建瑄任內,曾查出好幾位大企業主都個別需要補交幾億、甚至幾十億的稅款時,郝柏村心裡有數「這些家喻戶曉重量級的大企業家,有他們直接的通天管道,有他們無所不在的人脈,更有他們控制的一些媒體,一定會直接與間接來打擊王建瑄。

「打擊王建瑄,就是打擊我,」他相當清楚地表示。一位民意代表好意地提醒郝院長:「只有傻瓜才敢碰他們。」

他卻一點也不遲疑,繼續支持財政部嚴格執行「愛心查稅」。

八十一年十月七日。王建瑄還是從財經鬥士變成財經烈上,他向郝院長辭職時,據說「聲淚俱下」,不願牽累郝院長。

對於選用為財政部長前只正式見過一次面的王建瑄,郝柏村覺得他「不和稀泥、認真做事」竟得這樣的結果,深為台灣金權和特權介入政治的低品質痛心。

他對這件事的心情可從這段話顯現:「今天我們在金權政治的陰影下,所受到的阻力,必須依賴這個社會和知識分子的正義力量!」

堅抗金權政治的王建瑄,後來決定參選立法委員,雖未得國民黨支持,且受黨內同志打壓,終在八十一年十二月的立委選舉中以全省得票率最高、台北市選票最多的雙重榮譽當選立法委員。

這樣的結果,至少給公平正義的社會留下一絲曙光,可借沒有引起國民黨的反省。

法治路遙遠

郝柏村常常轉述這一則吳伯雄朋友的故事。

有一次,吳伯雄坐友人車,經過第一個紅燈,車子「咻」一下衝過去;經過第二個紅燈,車子又「咻」一聲開過去;經過第三個,是綠燈,車子停了下來。

吳伯雄就問這位朋友:「這是綠燈,你怎麼反而不走了呢?」友人答說:「我怕別人闖紅燈啊!」

台灣的人民不守交通法規早已成為世界笑話。郝柏村從紀律嚴明的軍旅跨入五花八門的政壇,對法律不健全、不合理,體會更深。

民主政治,不打折扣

在他的思考架構中,民主與法治是國家發展的準繩,也是維護全民尊嚴的天秤。在推行的時候,不能打折扣。

在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推行民主與法治時,首先要克服的是.眼前「有民主、少法治」的失衡現象。在這一失衡之下,社會上就容易產生群眾脫序事件、金權勢力蔓延、利益團體突出。這種情況就進一步影響了社會的安定,更損害了社會的公平。

他認為:「法治可以從生活周邊的事例開始。」有一回,他對路邊停了報廢車,警察不處理很不理解。後來同仁告訴他,法律規定:要過三個月或六個月才能處理,否則警察就違法。

另一個例子是台北仁愛路和敦化南路口的遠東百貨公司,多年來竟是一個違章建築的公司,月月要接受「違法營業」罰單。

郝院長去查這件事,發現這個區是住宅區,不是商業區,他就問:「這個地段不做商業區做什麼?」

原來台比市都市規畫訂定商業用地只能占八%,在這麼一個商業都會,「靈然是不合理!」

他試圖將傳統的情、理、法次序,改變成法、理、情,使「法」有其功能、使「理」有其準繩、使「情」有其分寸。

他上任四個月,就宣布KTV營業只准至凌晨三點的命令,這件事讓他認清在這多元化社會中,推行一項小小的政策都不易。命令是根據違警罰法,但引起了業者的強烈反彈。在他的想法中,半夜三點還不回家是極不尋常的事,當時正逢整頓治安戶,KTV被列入特定注意的十八種行業之一。

台北市地攤為患,交通違規罰單堆積如山,過去是追了一次不交,就不再追交;他知道以後,立刻下令「追出結果」。

「解嚴以前,就該把所有的相關法律修訂好,」郝柏村不諱言法律的嚴重落後。

立法院爭吵不斷,法案大塞車,需要配合現代社會運作的法令不能及時修正,常常使得行政部門乾著急,甚至根本束手無策。

對立法院二讀通過的法案,他在閣揆任內曾二次引用憲法五十七條覆議案,創下了行政與立法部門公開較勁的紀錄。

儘管在當時微妙的政治生態中,要求覆議,可能引起倒閣,他仍然無懼。這二個案子,一是勞基法八十四條修正案,一是立法院擁有調查權案。

對於法治精神,郝柏村另有一番詮釋,他舉日本、德國為例,守法相守紀律是生活品質的一部分。日本、德國產品品質好,是整個社會品質好下的產物,守法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他常說:「品質的提升不是只靠技術,還靠倫理和紀律。」他所謂的紀律,其實就是法;守紀律,就是守法,法治也就是制度化。

制度不周,釀成心結

也正因為制度的不周延,產生了府院權責關係的模糊,演變成李登輝與郝柏村的心結之一。

八十一年春夏之際,總統府副秘書長邱進益為李總統訪問中南美洲,可能「順道」訪問美國、日本做高層次的安排,外交部內或有人知,行政院長則毫無所悉。後來中南美洲訪問取消,主要是因為日本與美國對中華民國總統的訪問不能做合適的禮遇。

八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國防部長陳履安被提名為監察院長時,身為行政院長的郝柏村也是從當天報紙的大號標題上獲悉。早已被告知的陳履安則在當天上午才親向郝柏村說明。

這個命令是否依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長副署,郝柏村一無所知,至今也是個謎,郝院長並未去追查,只深覺中華民國距離現代化制度太遠太遠。

八十二年一月十九日,郝柏村辭職前夕,繼論情西餐廳燒死了三十三人之後,另一場KTV縱火案又燒死了七人。

由於違規營業,台北市長黃大洲引咎辭職,一位立委私下建議郝院長:「辭職照准,或者記他大過一次,」郝院長說:「正因為我要離開這個職位,我不能這樣做,」

無慾則剛

在眾多場合,郝柏村一再說:「己意即民意」的時代已經過去,要締造一個法治社會,必須要有三方面的配合:健全的法制、行政人員的執法能力,以及人民守法的精神。

郝柏村特別要求擔任公職的行政人員,面對金權與特權的壓力,須有執法的勇氣與執法的能力,公務員必須要在法律的公平原則下,執行公權力,使守法者不吃虧,使玩法者不能僥倖。

只有嚴格執行公權力,才能推動施政進度表,才能增加民眾對政府的信賴度,以及反應社會的公平感,如果公務員不把自己的利害、得失、毀譽做優先考慮,就能成為一個「面對壓力,仍能堅持立場」的公務員。

郝柏村相信,「無私無我」就會「無慾則剛」。

殘缺的民主

是對李總統(李主席)「獨自裁決」有特別切身的體驗,也深切感受民主是擋不住的趨勢,郝柏村近年來在各種場合強調民主化、法治化和制度化。

他譬喻民主政治是單軌行駛的火車,只能向前,不能後退。辭職之後,為了國民黨十四全的「當然代表」問題,他率直地說:「民主是和諧的基礎,不能為了和諧而犧牲民主。」

他在二月辭去閣揆事件的思考中,也是以尊重立院選出的新委員的權利為考量,他認為:「民主制度要建立,民主政治要實踐,」

在他任內,對所屬部長的充分授權與信賴,更為歷任閣揆所罕見。例如他對經建會主委郭婉容草擬的「六年國建」、教育部長毛高文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財政部長王建瑄批准十五家新設銀行、經濟部長蕭萬長推動的經貿政策,儘管都有敏感性與爭議性,他的想法卻是公務員應該「多做不錯,少做多錯,不做大錯。」

賄選是黨紀問題

在他從政的二年九個月中,親身體驗到民主政治的黑暗面:金錢和地方派系介入選舉、國家認同出現危機和殘缺的政黨政治。

他常拿「槍彈與銀彈」作比喻,他說,過去大家擔心「軍人干政」,以槍彈取得政權;現在銀彈賄選,「無異於槍彈」,金錢介入選舉、參與政治,「是一樣的可怕」。

他認為「賄選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黨紀問題」,賄選花招防不勝防,政黨要確立乾淨選舉的決心和政策,才能使社會有品質良好的選舉。

參與八十一年底立委黨內提名作業,他對陳癸淼提名事件記憶深刻。

陳癸淼是澎湖縣的國民黨立委,素來表現不錯,照理應該只提名他一人,穩定當選沒有問題。但是黨內提名時,冒出來一個林炳坤。據說他家財很大,又有張榮發、陳重光等企業人士替他助選;層峰也對他頗為器重。

但深入瞭解,林炳坤在澎湖灑下巨資,送相機、買選票,被認為是「金牛加賄選」,提名這樣的人選,對執政黨的形象絕對不利。

國民黨內部在這件事上卻意見不一,郝柏村主張「提名陳癸淼一人」,黨中央決定「開放競選」。最後連總統府祕書長蔣彥士協調都未有結果,仍採「開放競選」。

選舉中又有「軍隊介入」、「軍隊中立」的傳聞,到底參謀總長是否曾親赴澎湖督陣,到底國防部總政戰部有沒有下達指示,然後收回,繼而又再下達指示協助林炳坤,至今還說法不一。

不過最後林炳坤落選,陳癸淼當選,四個月後中油弊案爆發,林炳坤因涉案被警方扣押;李總統在革命賣錢研究院內部談話中承認「被騙了」。這都足以證明金權和特權介入選舉過深。嚴重到是非不分,使國民黨的形象再次受到重傷。

除開台獨意識不談.郝柏村對民進黨要求被提名人士乾淨競選,甚至不惜除名有賄選跡象的黨員林文朗,「我是很佩服的,」他相當肯定。

他也對幾位民進黨員,如陳水扁、彭百顯、謝長廷的認真問政,相當尊敬。

在他眼裡,除了乾淨的選舉,更要有成熟的政黨政治以及黨內民主,他任內首開「黨政協調會議」,每周把行政院的議案向立法院做一報告溝通,取得立法委員的支持。

不循私,反特權

「在立法院內,反對行政部門的往往是執政黨的黨員,這是一件很不正常、一般民主國家少有的事,」他深深體會到立法院,尤其是執政黨立委,要共同協助推動政務,千萬不能浪費公務員的時間,浪費老百姓的金錢。

他堅持總質詢不超過十次。七十九年他上任第一次總質詢,因不滿程序發言過久,「我們走,」手臂一揮,率全體閣員一起退席。

這件事引起立委不滿,卻博得民眾的喝采。

行政院與立法院間的關係緊張,是和郝柏村是非分明、不循私情、反對特權關說,有極大的關係。

過去,民意代表關說,行政部門「忍氣吞聲、敢怒不敢言」;藉包工程、搞特權施惠迎合立委的官員也不少;「甚至養成立委予取予求,」一位政治記者長期觀察。

郝揆主政,他的「不討好、不買帳」性格,「使得任內沒有收到過一封關說信,」他自承:「我天生對特權有反感,任何人休想在我這裡使用特權。」

擁有五十七年黨齡的國民黨員郝柏村對黨自有殷切期望。他認為影響政黨政治正常這件和民主品質的二大問題是:國民黨的金權掛勾和民進黨的國家認同。

他說,如果國民黨員不是以思想、三義相結合,而變成利益結合,「不可能有精神上的團結」。他也直言:國民黨兩次的挫敗,包括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都不是敵人如何強大,而是自己不爭氣。」

深被省籍情結當做箭靶的郝柏村,經常呼籲「大家都是台灣人,大家都是中國人」。

他說,中國人地域觀念.一向很強。當年國父遺教明定中華民國首都為南京。但民國三十五年制定憲法時,北方人要定都北京,南方人要定都南京,最後爭執不下,憲法中就省略了這一項。郝柏村說:「這就是地域觀念,但不論存那裡,還是屬於中國的。」

「現在,把地域觀念和國家認同視為一體,就變成了省籍情結。」他認為,要把一個地域變成一個國家,就形成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

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不同的政黨可以有不同的內政理念和政策,但絕無不認同這個國家的,「反對黨不認同這個國家--中華民國,這給我們政黨政治帶來嚴重的危機,」他說,美國有兩大黨,還有共產黨,但「沒有任何一黨是要革命推翻國家的。」

建設台灣才愛台灣

「真正愛台灣的人,是要以實際行動來建設台灣,而不是靠口號說愛台灣」,這是郝柏村推動「六年國建」的一項最基本的信念。

上任半年,於整頓治安、掃除地下經濟、查稽逃漏稅一連串的行動後,都柏村展開了建設台灣的重大工程。民國八十年二月,他在立法院宣布進入民國八十年代「他要將西方人稱為「焦慮的年代」,在中華民國變成「脫胎換骨的年代」。

「六年國建的基本思想是和我八年參謀總長建軍的思想一致的」,這位大半生在軍旅的軍事專家常常拿軍事的例子來比喻政治,軍隊建軍不是今天有錢買飛機、明天有錢造軍艦,臨時作決定,而要有長遠的判斷,至少二十年。

他認為「建軍思想如果錯誤,整個計畫都將自費」;他舉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人認為只要建堅固陣地,德國人就打不過來,他們花了二十年.建馬奇諾防線,結果大敗;這和中國人建萬里長城防匈奴一樣,是錯誤思想。

二次大戰時,日本建了兩艘最大主力艦--太和、武藏,也就是「巨艦大砲主義」,沒想到英美航空母艦的發展,改變整個海戰思想。

不做就是零分

六年國建的最終目漂,是要建設台灣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地區,而鎖定「六年」,也是郝柏村希望藉此彰顯李總統六年任期中的建樹。

在進行過程中,當然阻力重重。不過郝院長總是舉經建會主委郭婉容的「七十八分主義」來勉勵大家。

郭主委說,我們許多政策都要做到一百分才滿意,其實權衡一下,能做到七十八分就可以了。

郝院長則認為,誰敢保證一百分,但不做就是零分,「能做到七十分,甚至六十五分我就滿意了」。

過去基隆河的截彎取直工程吵了十多年;台北市的捷運系統,地下與高架也爭了二十年,結果「大家怕批評,沒有道德勇氣,沒有承擔,那就不做,不做最後是零分!」

他對外一再強調,「六年國建,不是錢的問題,而是行政效率的問題,」實則是貫徹執行的決心問題。

在深入基層瞭解地方的過程中,他發現過去的建設,零零碎碎,缺乏整體。

他常以永和市為例,「總是在挖馬路,」因為今天弄水管,明天裝瓦斯,沒有一個整體長程的規畫。

柴契爾夫人來訪,第二天就問郝院長台灣都市規畫的問題,郝院長一方面佩服這位鐵娘子的敏銳觀察力,一方面更為台灣都市計畫汗顏。

他深覺,六年國建其實就是「一個大的都市規畫」:台灣南北長三百多公里,縱用高速鐵路,橫由十二條快速公路,把台灣畫成十八個生活圈。

「這個計畫完成,住在台灣的任何家庭,半個小時車程內,可以就業、可以上學、可以就醫、可以休閒……。」他為台灣未來畫出一個理想的藍圖。

這個規畫要達到幾個基本目標,一是均衡區域發展,二是提升生活品質,三是提供有利的投資環境,四是增加國民所得。

「六年國建並不表示六年內都要完成,」他解釋,只要開始,就有成果,總有完成的一日。這也就是他一貫「不做就是零分」的哲學。

面對「六年國建」遭受好大喜功、華而不實的批評,他經常利用多種場合,反覆說明推動國家建設的四大效益:

.用全球競爭觀點,來樹立發展標竿。

.激發全民對長期建設的關心。

.以整體觀念及前瞻眼光規畫藍圖。

.一切施政必須落實到基層。

他再進一步指出,「六年國建」是一個綱要性的列舉,細都計畫必須再經預算程序後核定施行;也是一個需要隨預算及實際執行狀況而逐年修正的計畫。

郝院長原先希望有六年的時間來推動這些重大計畫,可以在李總統任內逐步使台灣成為西太平洋地區國際金融中心,交通轉運中心及科技重鎮。

隨著郝院長與郭主委離職,六年國建正面臨著另一波的考驗。

統一的道路步步艱

有人形容郝柏村的政治理念,就像當年美國雷根總統一樣--簡單明瞭,黑白分明。

所不同的是,即使雷根做錯了什麼,還獲得美國輿論的容忍,而郝柏村即使做對了很多,仍然受到一些反對人士的嚴厲批評。

嚴厲的批評,甚至惡意的攻擊,主要是針對他不能容忍「台獨」和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

一位民進黨人士形容:「像鬥牛場一樣,只要亮出「台灣獨立」的紅旗,郝柏村就會不顧一切地衝過去。」

郝柏村黑白分明的性格在這件事上尤其清楚,他說:「國家認同的事一定要清清楚楚,不允許模糊。」

憂台灣,反台獨

他在接受訪問時,一再重覆:「我反台獨,才是愛台灣。」因為台獨會帶給台灣最大的災難,「這個問題很清楚,沒有辯論價值。」

因此,他從未接受「碰到這種問題,就找內政部長吳伯雄及外交部長錢復去答」的建讓,議場如戰場,他認為統帥不能臨陣退怯,總是自己站在第一線。

「一個中國」更是郝柏有的基本信念,

「一個中國政策與原則,是目前維持海峽軍事安全最重要的基礎,」不論在國統會,或是公開演請,他總是這麼明確地表示。

深諳四十年來兩岸政治與軍事對壘的郝柏村認為。過去中華民國已為「一個中國」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包括不惜退出聯合國;現在,中共並未承認台灣是一政治實體,也未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如果我們不堅持「一個中國」,給予中共「一中一台」的誤會或藉口,後果將會影響二千萬人的福祉。

他對「一個中國」的涵義,在國統會中曾有明確的註解:「現在是分裂的中國,將來是自由均富統一的中國。」

他也深知,兩岸關係存在著兩個結:一是中共與我們對等原則的結,一是島內的省籍情結。

自八十年五月取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我們已承認中共是一政治實體,但是中共至今並不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政治實體的地位,「我想這個結一時解不開」兩岸官方接觸或三通,都還相當遙遠,」他說得很清楚。

台灣內部把省籍和統獨區分為兩個壁壘,是令郝柏村及很多人擔心的。

在他院長任內成立了陸委會、海基會,他個人又是國統貪的副主任委員,但是郝柏村卻很少對大陸政策公開表示意見。

不發表意見並不表示他沒有意見,他卸任後曾公開說,「我知這因為我是一個外省人,如果我做得積極一點,獨派分子一定會說我出賣台灣;如果做得消極一點,主張統一的人又說太消極了。」因此,他認為在內部尚未建立共識之前,「多說話或多指示,都沒有意義。」

失望,但依然容忍

他對陸委會與海基會之間的摩擦時有所悉,深知李登輝總統欽定的陸委會主委黃昆揮所加予海基會的各種限制,有些他本人並不同意;對陸委會副主委之一的高孔廉的一些發言,更認為「有失分寸」。

當陳長文辭海基會秘書長時,他告訴陳長文:「我同意你辭去秘書長。」這個「同意」是惋惜,也是無奈。他已意識到,在兩岸關係上,省籍的懷疑動機論已使出生福州的陳長文難以施展長才。

當接任的本省籍陳榮傑秘書長再提辭呈時,郝院長是「請求陳榮傑不要辭職」;行政院直屬的陸委會,連行政院長也管轄不了,其中內情真不足為外人道。

八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海基會董事會通過決議,要求行政院褒獎對創建海基會有功的陳長文秘書長,這個決議文要經陸委會轉呈行政院長核定。雖經秘書長王昭明關切詢問,這個公文至今始終沒有出陸委會。

基於對陸委會權責的尊重,雖然郝柏村失望,但依然容忍。

或許是有從大陸戰台灣、半世紀為護衛中華民國而戰的體驗,郝柏村對兩岸關係較有歷史的觀察和務實的看法。

三百多年前閩南同胞來台,中日甲午戰爭割台予日,以至四十多年前國民黨自大陸撤台。

他說,假使民國三十八年,老總統沒有帶著六十萬國軍與一批有才幹的知識分子到台灣,沒有經過金門古寧頭戰役、八二三砲戰的勝利,「今天台灣同胞老早就同大陸同胞受到同樣的命運。」

「台灣的中國人命運,都是由於中國大陸情勢變化產生的,」台灣和中國不可能脫離而不產生任何關係。

「對於大陸,你可以想把它甩掉,可是他有力量讓你甩不掉!」他解釋兩岸關係不同於德國和韓國。

他曾在國統會上,對主張參考兩德與兩韓模式的康寧祥說,中國的分裂基本上和他們不一樣,「他們分裂是國際因素造成,我們是內戰的結果。」兩德、兩韓的人口、土地面積相差不大,台灣的土地面積不到大陸的三百分之一、人口是他們的六十分之一,「在對比上,中共政權一直到今天不認為我們是一個政治實體,就是基於這種心態。」

由於這種態勢,他認為國統綱領主導兩岸關係發展過程,要有彈性,因為每件事都是錯綜複雜,「不是我們一廂情願的訂出步驟,就能逐步實現」。

不計權位,但論是非

在海基會與海協會對「一個中國」形諸文字意見不同,而請國統會討論時,他更清楚表示:「無論在任何文件上,我們不能讓別人、讓對岸、讓海外,對我們「一個中國」的政策有所猶疑。」

當時坐在右手的李登輝總統,始終低著頭,不時皺著眉,表情嚴肅,也顯得有些不耐。

「一個中國」的政策,不僅畫清了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政綱,也因為國民黨內當權派與非當權派對這個政策解釋的不同,而減少了彼此的互信。

當有人告訴郝柏村,北京方面私下透露,曾有好幾位大家熟悉的海外學者自稱是代表李總統去傳信,告訴他們:(一)李總統不會搞台獨,北京可以放心;(二)郝柏村雖然反台獨,但更反共;(三)主導大陸政策的是李總統,不是郝柏村。郝柏村從不置評,也絕不允許任何人代他傳話。

每每遇到「一個中國」的爭論,郝柏村的一些民間朋友就會勸他:「不要為這種一時無法解開的中國結,引起與李登輝總統的誤會。」郝柏村的答覆總是:「不要計較權位,要計較是非。」

不成功的命運

府院之間,一開始就注定了不會成功的命運。

李總統,一心要走出經國先生的陰影「他有自己的治國理念;郝院長深信,支持李登輝就是追念蔣經國,他期望李總統行事、待人一如經國先生。

李登輝選擇郝柏村,是過渡,是不得已;郝柏村承命組閣,卻要實在能做事,絕不和稀泥。

二年九個月期間,李總統得到天時、地利及大部分人和,郝柏村想做事,都有孤掌難鳴的落寞。理性贊同郝的人不少,感情上支持李的人更多。

肝膽相照,理應共同為建設台灣而努力,可惜心結重重埋下疑忌的火種。二人有足夠的溝通時機,都未開誠布公地論事,終至不可收拾。

在是非不明、敵友不分的權力結構中,郝柏村講求大是大非;在省籍情結陰影籠罩下,郝柏村爭取憲法內閣精神;在民進黨致力鼓吹「台灣獨立」下,郝柏村孤軍奮鬥「一個中國」。

郝柏村的離職是個人悲劇?是國民黨的悲劇?還是中國的悲劇?也許不出三年,就會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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