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犀利的評論家眼中，九０年代的台灣社會彷彿罹患集體冷漠症，人際關係疏離，一個個家庭如同飄浮在社會的孤島。
然而，同時都也有愈來愈多人挺身而出，在各個角落裡聚攏成群，點燃改善環境的火苗；一根根小火苗更正匯合成火炬，試圖燃燒台灣社會的冷漠外衣。
戰後四十年來，這是第一波由民眾自發參與的「新社區運動」。
像武土掄起刀劍護衛城堡，這四年，台北環亞百貨附近慶城社區的居民，出錢出力籌組自救組織，抵禦不斷入侵的外侮；如台電偷設變電所、色情行業進入住宅區、市府打算在社區公園興建停車塔……。
「以前孟母可以三遷，現在十遷也找不到淨土！」社區居民朱公權強調，想擁有好環境，只有靠民眾自覺。目前，他們初步的成績是「請走」兩家號稱東南亞最大的理容城和KTV。
親自動手設計社區小公園的參與經驗，則喚醒台北縣三重埔後竹圍區居民的共同情感，使老社區重現活力。
參與喚起共同感
去年暑假，一群台大城鄉所學生帶動幾百名老少民眾，展開設計公園的計畫。他們先清除預定地的蔓草、垃圾，接著每周舉辦「試用公園」的活動，壓軸戲則是居民分組用餅干、黏土、色紙做出心中理想公園模型。學生工作隊整合居民意見後，畫出設計圖交由三重市公所發包興建。
為疼惜這座注入大家心血的公園，當地人已成立社區組織，負責維護完工後的公園。
端午溽暑，走訪高雄縣旗山鎮僻遠山區只剩五十六戶人家的小社區「中寮」。面孔黧黑、白天是農夫晚上當社區理事長的洪萬祥向訪客表白決心：「我們一定要把地方建設好，發展觀光事業，流失的年輕人才願意回家！」
留心觀察，不難發現這幾年由南到北、自西而東，有太多情感濃郁的社區故事流傳著。例如，花園新城因老舊社區巴士撞死一位居民，促使社區媽媽團結起來關心社區；大台北華城以資源回收和居民交流活動建立特色；嘉義新港鄉民自發地認養一座公園；宜蘭有個沒有圍牆的過嶺國小，校園景觀和安全都由社區民眾負責……。
讓這些社區開始動起來的導因各異，或許是以文化為出發點，或是針對環境、垃圾……等不同議題形成組織，但過程都都展現「新社區運動」共同精神：民眾參與意願更強、動員幅度更廣，促使社區朝向組織化、民主化；他們不只關心社區環境的品質，也對社區遠景有所憧憬。最重要的，民眾肯定個人參與的價值，相信主導社區發展的責任就在自己身上。
內政部社會司長白秀雄樂見「居民參與」形成風氣。他表示，過去政府單位礙於人力不足、或怕麻煩心理作祟，許多社區的公共設施都採畫一設計，求其簡單化，但是居民沒參與就沒感情，造成日後使用效果打折、維護困難。他認為，「不只公園，像社區托兒所該設在那裡？安養中心怎麼設計，都應該徵詢居民意見。」
解嚴釋出社會生命力
其實，每個時代、每個角落總不乏熱心奉獻地方的人，然而結果往往不是被環境的冷漠擊倒，就是個人默默付出，難以發揮組織化的力量。許多人悲觀認為，中國社會結構向來重家族、輕社區，價值觀是「齊家」便直接跳到「治國、平天下」，因此，社區組織很難在中國人的社會扎根。
令人好奇的是，如今這股社區組織愈見蓬勃的「新社區運動」，活潑的草根生命力究竟由何處迸發？
循著台灣社會發展的軌跡，「新社區運動」的出現似乎是大勢所趨。
台灣人口自六０年代中期開始向都市集中，政府的都市計畫卻老是落後發展腳步一截，幾十年因陋就簡的結果，「停車、色情、垃圾、人際關係疏離……所有問題都冒出來！」任教於淡江建築系的曾旭正指出。
另一方面，台灣民眾經過長期辛苦打拚追求富裕後，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日殷。當百病叢生的都市碰上要求生活品質的民眾，火花自然擦撞而出。
然而，「最重要的關鍵還是解嚴後，政治氣氛的轉變，」曾旭正認為，過去三十幾年的長期戒嚴，不但限制人民集會結社、言論自由，更深層的影響是造成大眾對公共事務的疏離，使人對土地失去認同感。但隨解嚴日久，隱藏在一般人心中的禁錮力量終於逐漸解凍，「現在時候到了，站出來不再那麼困難。」
國事不如社區事
近幾年國內政治民主化，的確對社區運動影響深遠。
六月中一個上午，花園新城十幾位社區媽媽坐在她們籌募而成的社區圖書館裡，熱烈討論該推舉誰出來競選下屆社區管理委員，以和開發公司布署的人馬抗衡。五十出頭、手上抱著孫兒的一位阿媽強調：「就像國民黨要民進黨拱拱才會進步，我們也要好好配票，力量才出得來！」
有趣的是，這幾年政治文化的惡質，反倒吸引許多對政治改革灰心的人，將關注焦點由「國事、天下事」移轉到「社區事」。
四十來歲的蘇文魁曾是反核運動健將，也擔任過立委盧修一的選舉班底。兩年前，他回到土生土長的淡水，和幾個伙伴成立「淡水文史工作室」，出版社區刊物「滬尾街」，並籌辦各種文化活動，致力讓鎮民和中小學生重新認識淡水歷史。
靠開幼稚園娃娃車維持基本生活，沒日沒夜在工作室忙碌的「蘇老大」現在相信：「目前不論政治或社會運動，都解決不了台灣的文化和環境問題，只有從腳踏的土地做起，由下到上落實，才推得動社會改造！」
專業人士主動介入
許多專業者和專業組織的主動介入，在這國內第一次「新社區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三十四歲的黃肇新在拿到美國密蘇里大學「社區發展」碩士學位後，選擇到高雄縣政府任職。兩年來，他勤跑鄉鎮社區、也在縣政府開設的「婦女學苑」講授社區發展，黃肇新深深感慨許多民眾並不缺乏參與熱情，缺的是自信和組織技巧。曾有一個托兒所所長上完課後，興奮地對他說：「我現在才知道，社區有這麼多需求，開托兒所能做的社區服務還其不少！」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陳亮全，釐清專業者的角色在於：引導社區居民發現、思考社區問題，透過各種活動、討論，今擁有不同的專業資源、不同意見的居民交流、凝聚共識。「當民眾參與的習慣建立、社區組織運作上軌道後，專業者就應該逐漸放手，」他說。
這兩年，陳亮全和開放空間文教基金會即循此模式，在他居住的雙溪河畔社區推動「福林家園」計畫；台北縣政府也委託六所大學建築相關系所，由老師和學生合組工作隊，到中和、新店、板橋……，引導社區居民參與設計公園。
而活躍於「新社區運動」中的許多社區組織領導者，也呈現和以往傳統社區領袖不同的領導風格。
過去，典型的社區領袖通常熱情、全神投入、能以個人魅力帶動一些民眾配合他的構想；但或許付出太深，這類領袖也往往得失心過重，容易受傷。當他被挫折感擊倒，社區發展也跟著中斷。
新社區領袖善整合
現在，由於民眾參與意識提高，相對刺激社區組織民主化，新社區領袖必須善於溝通、協調、分工和整合各種社會資源，並能跳開情緒陷阱，把完成組織目標看得比個人成敗重要。
台北市民生社區富錦里里長王文甫，便擅長用民意做後盾，解決社區問題。
去年他提案要求市政府為社區公園大排水溝加蓋，都被市府拒絕。他的策略是，找來十幾個鄰長設計一份問卷，讓居民表達意願。結果九成以上居民贊成水溝加蓋，王文甫於是理直氣壯地將問卷研究報告送到市議會陳情，市議員秦慧珠便據此質詢市長黃大洲。沒多久，市府撥款一千多萬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里是採集體領導，十幾個鄰長每周來我這裡開會一次，所有重大決定一定先做里民意見調查，」本身是躍獅連鎖藥局總經理的王文甫表示。
旗山中寮社區的洪萬祥則最會「找錢」推動社區建設。黃肇新形容：「政府那個單位藏有多少補助預算，他都打聽得清清楚楚。」
光是去年，內政部、省政府、縣政府、鎮公所便總共撥下六百萬建設經費給中寮社區。「還是不夠！你看，觀景台做好，就是少一台高倍望遠鏡！」站在俯瞰高屏平原的「香菇亭」，洪萬祥說。
究竟，「新社區運動」的蓬勃，能帶給社區、社會那些影響？
不論社區組織預定推動的目標能否完成，過程中，「社區居民的感情比從前好太多。」幾乎所有受訪者一致認為。
以高雄縣市交界的「東高雄」社區為例，這個三百多戶、不到兩千人的小社區，人口結構彷彿台灣社會縮影。除本省人外，外省退伍老兵家庭占三０%，美濃來的客家人占一五%，各個族群間平日交往並不熱絡，社區門口的廟前廣場，白天老兵下棋，晚上則是客家人坐著聊天，涇渭分明。
但自去年「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後，每月舉辦運動會、園遊會、讀書會……。密集的社區活動「已經逐漸打破不同族群間的隔閡，」社區總幹事陳鼎元觀察。
但對正處於民主轉型期的台灣社會而言，「新社區運動」最大的意義或許是落實民主精神。
因為，當社區居民開始參與公共事務時，他們必須不斷互動，從訂出目標、討論、形成共識，到如何執行，每個人都在學習如何尊重別人意見，而這正是民主的具體實踐。一位年輕的三重市後竹圍居民參與過公園設計後，有感而發：「經過這次經驗，我才知道自己的意見有多重要。」
放眼天下，著力腳下
擁有上千個民間草根社區組織的美國柏克萊市，流行這樣一句話：「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意思是放眼天下，行動則由地方做起。這句話能否引起國人共鳴，正是決定國內新冒出頭的社區運動，未來能否茁壯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