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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社會生命力-新社區運動

文 / 余宜芳    
199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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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社會生命力-新社區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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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犀利的評論家眼中,九0年代的台灣社會彷彿罹患集體冷漠症,人際關係疏離,一個個家庭如同飄浮在社會的孤島。

然而,同時都也有愈來愈多人挺身而出,在各個角落裡聚攏成群,點燃改善環境的火苗;一根根小火苗更正匯合成火炬,試圖燃燒台灣社會的冷漠外衣。

戰後四十年來,這是第一波由民眾自發參與的「新社區運動」。

像武土掄起刀劍護衛城堡,這四年,台北環亞百貨附近慶城社區的居民,出錢出力籌組自救組織,抵禦不斷入侵的外侮;如台電偷設變電所、色情行業進入住宅區、市府打算在社區公園興建停車塔……。

「以前孟母可以三遷,現在十遷也找不到淨土!」社區居民朱公權強調,想擁有好環境,只有靠民眾自覺。目前,他們初步的成績是「請走」兩家號稱東南亞最大的理容城和KTV。

親自動手設計社區小公園的參與經驗,則喚醒台北縣三重埔後竹圍區居民的共同情感,使老社區重現活力。

參與喚起共同感

去年暑假,一群台大城鄉所學生帶動幾百名老少民眾,展開設計公園的計畫。他們先清除預定地的蔓草、垃圾,接著每周舉辦「試用公園」的活動,壓軸戲則是居民分組用餅干、黏土、色紙做出心中理想公園模型。學生工作隊整合居民意見後,畫出設計圖交由三重市公所發包興建。

為疼惜這座注入大家心血的公園,當地人已成立社區組織,負責維護完工後的公園。

端午溽暑,走訪高雄縣旗山鎮僻遠山區只剩五十六戶人家的小社區「中寮」。面孔黧黑、白天是農夫晚上當社區理事長的洪萬祥向訪客表白決心:「我們一定要把地方建設好,發展觀光事業,流失的年輕人才願意回家!」

留心觀察,不難發現這幾年由南到北、自西而東,有太多情感濃郁的社區故事流傳著。例如,花園新城因老舊社區巴士撞死一位居民,促使社區媽媽團結起來關心社區;大台北華城以資源回收和居民交流活動建立特色;嘉義新港鄉民自發地認養一座公園;宜蘭有個沒有圍牆的過嶺國小,校園景觀和安全都由社區民眾負責……。

讓這些社區開始動起來的導因各異,或許是以文化為出發點,或是針對環境、垃圾……等不同議題形成組織,但過程都都展現「新社區運動」共同精神:民眾參與意願更強、動員幅度更廣,促使社區朝向組織化、民主化;他們不只關心社區環境的品質,也對社區遠景有所憧憬。最重要的,民眾肯定個人參與的價值,相信主導社區發展的責任就在自己身上。

內政部社會司長白秀雄樂見「居民參與」形成風氣。他表示,過去政府單位礙於人力不足、或怕麻煩心理作祟,許多社區的公共設施都採畫一設計,求其簡單化,但是居民沒參與就沒感情,造成日後使用效果打折、維護困難。他認為,「不只公園,像社區托兒所該設在那裡?安養中心怎麼設計,都應該徵詢居民意見。」

解嚴釋出社會生命力

其實,每個時代、每個角落總不乏熱心奉獻地方的人,然而結果往往不是被環境的冷漠擊倒,就是個人默默付出,難以發揮組織化的力量。許多人悲觀認為,中國社會結構向來重家族、輕社區,價值觀是「齊家」便直接跳到「治國、平天下」,因此,社區組織很難在中國人的社會扎根。

令人好奇的是,如今這股社區組織愈見蓬勃的「新社區運動」,活潑的草根生命力究竟由何處迸發?

循著台灣社會發展的軌跡,「新社區運動」的出現似乎是大勢所趨。

台灣人口自六0年代中期開始向都市集中,政府的都市計畫卻老是落後發展腳步一截,幾十年因陋就簡的結果,「停車、色情、垃圾、人際關係疏離……所有問題都冒出來!」任教於淡江建築系的曾旭正指出。

另一方面,台灣民眾經過長期辛苦打拚追求富裕後,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日殷。當百病叢生的都市碰上要求生活品質的民眾,火花自然擦撞而出。

然而,「最重要的關鍵還是解嚴後,政治氣氛的轉變,」曾旭正認為,過去三十幾年的長期戒嚴,不但限制人民集會結社、言論自由,更深層的影響是造成大眾對公共事務的疏離,使人對土地失去認同感。但隨解嚴日久,隱藏在一般人心中的禁錮力量終於逐漸解凍,「現在時候到了,站出來不再那麼困難。」

國事不如社區事

近幾年國內政治民主化,的確對社區運動影響深遠。

六月中一個上午,花園新城十幾位社區媽媽坐在她們籌募而成的社區圖書館裡,熱烈討論該推舉誰出來競選下屆社區管理委員,以和開發公司布署的人馬抗衡。五十出頭、手上抱著孫兒的一位阿媽強調:「就像國民黨要民進黨拱拱才會進步,我們也要好好配票,力量才出得來!」

有趣的是,這幾年政治文化的惡質,反倒吸引許多對政治改革灰心的人,將關注焦點由「國事、天下事」移轉到「社區事」。

四十來歲的蘇文魁曾是反核運動健將,也擔任過立委盧修一的選舉班底。兩年前,他回到土生土長的淡水,和幾個伙伴成立「淡水文史工作室」,出版社區刊物「滬尾街」,並籌辦各種文化活動,致力讓鎮民和中小學生重新認識淡水歷史。

靠開幼稚園娃娃車維持基本生活,沒日沒夜在工作室忙碌的「蘇老大」現在相信:「目前不論政治或社會運動,都解決不了台灣的文化和環境問題,只有從腳踏的土地做起,由下到上落實,才推得動社會改造!」

專業人士主動介入

許多專業者和專業組織的主動介入,在這國內第一次「新社區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三十四歲的黃肇新在拿到美國密蘇里大學「社區發展」碩士學位後,選擇到高雄縣政府任職。兩年來,他勤跑鄉鎮社區、也在縣政府開設的「婦女學苑」講授社區發展,黃肇新深深感慨許多民眾並不缺乏參與熱情,缺的是自信和組織技巧。曾有一個托兒所所長上完課後,興奮地對他說:「我現在才知道,社區有這麼多需求,開托兒所能做的社區服務還其不少!」

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陳亮全,釐清專業者的角色在於:引導社區居民發現、思考社區問題,透過各種活動、討論,今擁有不同的專業資源、不同意見的居民交流、凝聚共識。「當民眾參與的習慣建立、社區組織運作上軌道後,專業者就應該逐漸放手,」他說。

這兩年,陳亮全和開放空間文教基金會即循此模式,在他居住的雙溪河畔社區推動「福林家園」計畫;台北縣政府也委託六所大學建築相關系所,由老師和學生合組工作隊,到中和、新店、板橋……,引導社區居民參與設計公園。

而活躍於「新社區運動」中的許多社區組織領導者,也呈現和以往傳統社區領袖不同的領導風格。

過去,典型的社區領袖通常熱情、全神投入、能以個人魅力帶動一些民眾配合他的構想;但或許付出太深,這類領袖也往往得失心過重,容易受傷。當他被挫折感擊倒,社區發展也跟著中斷。

新社區領袖善整合

現在,由於民眾參與意識提高,相對刺激社區組織民主化,新社區領袖必須善於溝通、協調、分工和整合各種社會資源,並能跳開情緒陷阱,把完成組織目標看得比個人成敗重要。

台北市民生社區富錦里里長王文甫,便擅長用民意做後盾,解決社區問題。

去年他提案要求市政府為社區公園大排水溝加蓋,都被市府拒絕。他的策略是,找來十幾個鄰長設計一份問卷,讓居民表達意願。結果九成以上居民贊成水溝加蓋,王文甫於是理直氣壯地將問卷研究報告送到市議會陳情,市議員秦慧珠便據此質詢市長黃大洲。沒多久,市府撥款一千多萬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里是採集體領導,十幾個鄰長每周來我這裡開會一次,所有重大決定一定先做里民意見調查,」本身是躍獅連鎖藥局總經理的王文甫表示。

旗山中寮社區的洪萬祥則最會「找錢」推動社區建設。黃肇新形容:「政府那個單位藏有多少補助預算,他都打聽得清清楚楚。」

光是去年,內政部、省政府、縣政府、鎮公所便總共撥下六百萬建設經費給中寮社區。「還是不夠!你看,觀景台做好,就是少一台高倍望遠鏡!」站在俯瞰高屏平原的「香菇亭」,洪萬祥說。

究竟,「新社區運動」的蓬勃,能帶給社區、社會那些影響?

不論社區組織預定推動的目標能否完成,過程中,「社區居民的感情比從前好太多。」幾乎所有受訪者一致認為。

以高雄縣市交界的「東高雄」社區為例,這個三百多戶、不到兩千人的小社區,人口結構彷彿台灣社會縮影。除本省人外,外省退伍老兵家庭占三0%,美濃來的客家人占一五%,各個族群間平日交往並不熱絡,社區門口的廟前廣場,白天老兵下棋,晚上則是客家人坐著聊天,涇渭分明。

但自去年「社區發展協會」成立後,每月舉辦運動會、園遊會、讀書會……。密集的社區活動「已經逐漸打破不同族群間的隔閡,」社區總幹事陳鼎元觀察。

但對正處於民主轉型期的台灣社會而言,「新社區運動」最大的意義或許是落實民主精神。

因為,當社區居民開始參與公共事務時,他們必須不斷互動,從訂出目標、討論、形成共識,到如何執行,每個人都在學習如何尊重別人意見,而這正是民主的具體實踐。一位年輕的三重市後竹圍居民參與過公園設計後,有感而發:「經過這次經驗,我才知道自己的意見有多重要。」

放眼天下,著力腳下

擁有上千個民間草根社區組織的美國柏克萊市,流行這樣一句話:「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意思是放眼天下,行動則由地方做起。這句話能否引起國人共鳴,正是決定國內新冒出頭的社區運動,未來能否茁壯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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