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運動並非一個法律上的名詞，其範圍非常廣泛，似可包括一切溫
和及激烈的政治性活動在內，如示威、遊行、罷工、集會等均屬之。
通常，街頭運動的產生，都是在正常的政治溝通管道－如各級民意代表、選舉活動、大眾傳播媒介、利益團體等－不能充份達到意見表達功能時而產生的。因此，街頭運動可說是一種特殊的、非常軌的政治表達及參與方式。本人以政治學的研究者，以及在政府中擔任政策規畫工作的立場看來，縱然有些街頭運動是現代民主國家所容許的，但終非民主政治運作的常態而不宜過份鼓勵。
民意可循正常管道反映
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以及請願、訴願、訴訟等權利。但同時憲法第二十三條也明定，人民的各項自由與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又依據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所制訂「請願法」第二條的規定，
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益或其權益之維護，得向職權所屬的民意機關或主管行政機關請願。同時也規定：「人民請願事項不得牴觸憲法或干預審判」（第三條）及「人民請願時，不得有聚眾脅迫、妨害秩序、妨害公務或其他不法情事」（第十一條）。由此可知，請願雖是人民基本權利之一，但仍須在法律允許範圍之內。
如果民眾對政府的施政有什麼意見，或有所不滿，可以向民意代表或政府反映，透過制訂或修改有關法規，及制訂相關政策而解決；也可以向有關的民意機構或政府機構請願或提出訴願；或是藉由輿論的反映，以及利益團體的活動，達成影響政府決策的目的。
走上街頭，並非最好的選擇，如果因而導致暴力與衝突，那就更使人遺憾。
例如在美國，除了偶而發生的一般性工會罷工以外，在街上作政治性示威的，往往僅限於少數的極左和極右人士。他們遊行示威前，一般均需向當地政府申請許可，政府主管部門都要設法把他們遊行的區域分得很遠，不讓他們相遇，以避免造成衝突流血的事件。國內過去也發生過類似情形，部份無黨籍人士舉行集會及遊行，但是也有反共義士舉行抗議無黨籍人士主張的遊行集會，幸好並未導致嚴重衝突事件。
如果在一個選區的民眾經常有街頭運動，那麼這個選區的民意代表應該覺得遺憾，因為這顯示他不能有效掌握及充份轉達選民的意願，才使他們走向街頭。政府也要隨時自我檢討，是否已有效制訂相關政策，滿足了民眾的意願；對現行法令規定及措施的合理性及適切性，也應隨時檢討修訂。此外也要充份瞭解從事街頭運動的動機及需求，如此才能將他們的願望疏導到更正規的政治參與管道。
杜邦事件值得探討
以杜邦事件來說，為什麼一家工廠的設立，會造成當地一些民眾那麼激烈的反應，值得探討。在整個過程中，如果民意代表、工會、有關的政府機構（如環保局）都已出面協調，而民眾仍拒絕妥協，走上街頭抗議的途徑，若非對事實的認知不足，則顯然是認為正常管道不足以充份表達其意見及感受，因此採取較激進的街頭政治活動。
由此看來，我們應該深人瞭解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作為處理類似事件的參考，同時對今後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境維護中取得平衡，也需要再加考量。
儘管政治學者一般認為，街頭運動是由於正常溝通管道無效所致，但事實上在我國是否真的如此，仍值得進一步探討。因為有些人在表達政治意見時，根本無意透過民意代表，無意透過行政救濟程序，也不透過傳播媒體的報導，而以街頭運動作為主要、甚至唯一的訴求方式。
必須考量國家處境
對這種人而言，一般正常的政治管道已不再有吸引力，他們所追求的是反體制的、情緒性的群眾活動。這就超出了一般民主政治的範疇了。
坦白說，在今天我們談街頭運動，必須考量當前國家的處境，及台灣
地區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是否能夠承受街頭運動－尤其是暴力性的街頭運動的後果。
台灣地區面積狹小，人口密集，經濟對外依存度甚大，換言之，我們能容許社會不安的彈性係數相當有限，不像有些國家地方大，一、兩個城市的混亂，對整個國家不致造成太大影響。
況且就算在英、美、日等民主先進國家，對各種形式的示威遊行都有嚴密的規定。如英國在一八四四年就曾針對特拉法加廣場的示威活動，制訂了一個「特拉法加廣場法」。此外，並訂定「煽動性集會法」（一八一七年）、「公共秩序法」（一九三六年），以及各種防制不法集會、聚眾鬧事及騷亂之法令。
在美國，也訂有「統一公眾集會法」（一九七二年）、「國內安全法」（一九五○年）、「史密斯法」（一九六二年）等相關法規。
在日本，則有「破壞活動防止法」（一九五二年）、「行進及集團示
威運動有關條例」（一九四八年）等詳細之規定。
如果英國的例子可以作為效法對象，我們也可以制訂「介壽廣場法」、「國際機場法」等，所有街頭活動必須依法，否則就要受到取締。「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草案若能在這次立法院會期中順利通過，則該法中有關集會、結社的法令，也將於近期陸續訂定。政府有心依法治的途徑，將這類活動加以規範，預期當可將街頭活動納人正軌。
街頭運動納入正軌
總之，街頭運動雖然是表達政治意見的一種活動，但是在目前國家處境之下，仍然不宜成為政治參與的一種主要方式；因為任何形式的群眾運動，都有走向非理性及暴力途徑的可能。何況我國目前政治日趨開放，無論政黨、民意代表、大眾傳播媒體，及利益團體的角色和功能都日益發揮；因此，我認為未來民眾表達政治意見，應該主要透過這些正常的管道來行使，而非走上街頭。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我國的民主政治在穩定中循法治的途徑持續發展。
（楊小萍整理）
（魏鏞為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