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電影反映時代，混亂就是這個時代的特徵。
傳統英雄退位，貪官、毒販、賭徒成為傳記片的主角；自我嘲諷、深刻反思的小丑不再，新的喜劇人物嘲弄所有的人、事；人文電影逐漸失落，特效、動作大行其道。
即使是掛名金庸的武俠片，也開始不按牌理出牌。徐克把「笑傲江湖」原著中兩、三頁的內容，鋪陳為兩小時的「東方不敗」，變性老頭換成了林青霞，令狐沖也和東方不敗談起戀愛。
荒謬、誇張的日本成人漫畫，更滲透到所有類型的電影中。動作片的分鏡、運鏡，開始承襲漫畫的特色；日本人則找了成龍，扮演暢銷漫畫「城市獵人」的主角孟波，香港人更乾脆把另一本暢銷漫畫「妖獸都市」搬上銀幕，拍成不折不扣的漫畫式電影。
傳統價值崩潰、感官刺激當道電影已經進入全然混亂的年代。
深刻的反思已成過去
在世新教電影，本身也玩電影的王瑋觀察，九０年代的電影正經歷一場大變革，以前的電影是「說出什麼」，現在則是「怎麼說才有趣」。
他分析，目前二十歲以下的新生代，經由電視啟蒙、接受MTV的洗禮，又長期浸潤於任天堂的聲光娛樂中，對電影的要求已經自成一格。傳統好電影的必要條件；完整的劇情架構、統一的創作理念、深刻的人性反思，已成過去式。代之而起的，是特效、動作和腦筋急轉彎式的幽默。
對這些新生代而言，看電影就像吃快餐一樣，資本主義的腐化、共產主義腐蝕人性、盲目崇拜或其他意識型態，只要容易消化，都可以入戲，但他們並沒有深思，因為這些東西沒有造成閱讀的困難，如此而已。
於是，明明一、兩顆子彈就可以解決的槍戰，變成冗長而精采的打鬥；武俠小說中不到幾頁就可以交代的劇情，足足演了十分鐘；凌空飛行的女鬼、女俠，竟梳起兩尺的高髻，穿戴誇張的服飾。
喜劇也充斥著錯亂、反邏輯的笑鬧場面，周星馳成了最受歡迎的明星。去年，香港十大賣座影片，由他所主演的就包辦了五部。
面對這些潮流，敏感的片商早已將流行要素玩弄於股掌之間，「拼湊」出一部部賣座的商業電影。喜劇片有打鬥，動作片也有喜劇，電影愈來愈難分類，類型的界限也愈來愈模糊。
但在混亂的表象背後，即也隱含了一些不可忽視的時代意義。
影評人黃建業指出，冷戰結束，經濟抬頭，九０年代全世界都瀰漫著「實利主義」的作風，一切以經濟掛帥。電影也像其他工業一樣，不斷地藉由研發、專業化生產，攫取最大的經濟利益。
而在一切向錢看的風氣影響下，傳統垂視正義、友情的英雄形象已逐漸幻滅，識時務者為俊傑，懂得叢林生存法則的貪官(雷洛傳)、毒販(跛豪)、賭徒(賭城大亨新哥傳奇)，開始成為新的銀幕英雄。
趨勢專家詹宏志在「城市觀察」一書中也提到：明星並非由商人創造，而是由社會集體創造出來。在面臨經濟環境的挑戰時，社會的價值系統趨向虛無，特別容易創造出世故、圓滑的英雄。
因此除了梟雄之外，電影裏多半是趨利避險、逢凶化吉的小丑式人物，在人性與生存之間找尋平衡點。
「無厘頭」旋風
和經濟平行的，是另一股資訊的力量。
評論家南方朔認為，資訊一方面推翻神話，解除現代人的思考魔障，一方面又容易為人所操縱，變成一種控制工具，但現代人顯然已經認清這項事實。在政治上，障眼法已經逐漸失效，一切「還原」成赤裸裸的權力鬥爭；在社會上，每個人也把關注的焦點，「還原」成一己之利，
而在電影上，就是周星馳的無厘頭旋風。
很多影評人認為，周星馳所扮演的角色，是活在一種「自閉」狀態，有絕對的私人空間，即無真正的溝通能力，就像時下強調「我」的年輕人一樣。他在影片中，經常是自作聰明、不屑和反智，嘲笑所有的價值觀和意識型態，卻又優游自得。
「他不是早生一個時代，而是這個時代的人物，」一位香港影評人做下結論。
從事教育，也寫影評的馬健君，對這種時代特徵格外憂心，她想起充滿理想、激情的六０年代，年輕人反戰、反體制，背後都有一個崇高的議題，但九０年代，一切有形、無形的桎梏紛紛解除之後，年輕人的反動已經沒有議題，只剩下一個空空的「我」。
所有商品加速折舊
除戶虛無，資訊也使得文字和圖像愈來愈廉價，就像詹宏志所說的：大量的廣告使語言貶值，大量的視覺刺激也使影像貶值。現代人必須用更多的刺激，才能有所感覺，所有商品都加速折舊。
電影的特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十年前，徐克拍「蝶變」首先引進西方爆破技術，三年後，「新蜀山劍俠」開始找星際大戰的特效師助陣，到了「笑傲江湖」，已然發展成一整組分工細密的專業特效班底。難以想像一次次突破創新之後，要如何再推陳出新。
資訊高速轉動，即不易沉澱，社會一片混亂、虛無，不少人對往日的美好時光有強烈的眷戀。侯孝賢嘗試從「悲情城市」，找回人的尊嚴和自信；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敘述著「一群人在橫逆環境中，掙扎著面對自己、取得尊嚴的故事」；就連奧利佛史東也想藉「誰殺了甘迺迪？」，吶喊美國正義的淪亡。
但這終究是知識分子的鄉愁。
一位教育工作者就坦承自己是無可救藥的懷舊者。雖然站在教育的立場，聽現代的熱門音樂、看好萊塢或香港的笑鬧片，比較容易和學生打成一片，但他還是很難從六０年代的音樂和電影走出來。
也有一些人並不悲觀，寫過「人文電影的省思」一書的黃建業，在慨歎人文電影失落之餘，也試圖在香港的商業電影中，找出正面的力量。
混亂才能重生，或許經過一段時間反省、揚棄，剝開重重亂象之後，最後終於找到認同和自主性－－這些台灣現階段亟需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