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休假排在過年，行事曆也只排到那時，」在廈門黃沙飛舞的工業區裏，一位副總經理級的台商告訴來訪客人：「過年後還來不來？我也不知道。」
他才來幾個月，還不知道那裡可以訂到台灣的書報雜誌，因此每次回台灣再來，就帶滿一星期報紙。「一天沒讀到台灣報紙，就感覺好像被出賣了一樣，」他苦笑著說。
楊偉康是深圳一家台資玩具廠經理，今年夏天他剛娶了一個溫州姑娘，據說已經得到大陸和台灣兩方面的法律認可。同事中，有人娶了一個北京女孩，還有人正在為另一個兩岸婚姻張羅著。
深圳另一家台資企業副總經理向訪客說道，曾問在台灣的孩子：「爸爸帶一個大陸的阿姨回來好不好？」「小孩子不瞭解，爽快地說好啊！」稍帶玩笑的口氣聽不出這個問題困擾他多深。
在兩岸之間飄泊，或者就此扎根大陸？這個問題盤旋在許多大陸台資企業的台籍中、高層幹部心中。
走過數年，這些中層幹部逐漸形成有別於企業主的另一族群。
三種心情
北京頂好製油總經理黃士坤以過來人的身分描繪這些中層幹部的三類心情。一類是公司內的「失意政客」，被老闆派往大陸做前哨。「這些人自覺遠離權力核心，到這裏也無心經營，」黃士坤說：「結果他很快就會回到台灣。」
另一類則是帶著好奇心到大陸，「好奇心可以讓他玩個一、兩年，過後也無意戀棧。」職級較低的沒有責任壓力，好奇心甚至更早消逝，廈門一位台商幹部就說：「幾個月下來該知道的都知道了，開始覺得乏味。」
還有一種人則是帶著對事業的憧憬，希望藉此找到拓展自我及公司格局的著力點。「這種人置之死地，往往成功機會也高，」黃士坤認為。
面對來自企業主、大陸員工、政治氣氛、經營環境幾種不同的要求，這些人採取一種低姿態、自制的方式扛起沈重的精神壓力。
有些人刻意去除早期到大陸台商留下的惡劣印象。剛派到廈門不久的詮腦電子副總經理黃茂鈞除了唱KTV時儘量選擇「純淨一點」的外，放假時，開始率領一些台籍幹部在住處附近買地種菜。「這種日子也不錯，想想在台灣都不容易做到，」黃茂鈞自我安慰。
在員工管理方面，他們更小心翼翼，避免因兩地文化不同引起摩擦。北京的黃士坤敘述，一次他在大陸幹部上的公文中批了字要他注意當中出錯之處，之後那位幹部連續一星期臉色都很不好、做事也不帶勁。追問之下才知道那位幹部認為上級在「通報批評」他。經過婉言規勸，這位幹部才釋懷。「思考邏輯不同，會讓你跌破好幾次眼鏡，」黃士坤有感而發。另一家以「中」美合資型態都有數位台灣主管的企業，則儘量淡化從台灣派人來的事實，「免得讓他們以為台籍領導在剷除異己，」企業負責人不希望引起彼此猜疑。
一些對兩岸政治敏感性比較強的人，則寧願仍留在角落，暗中為企業主擔任前線工作。「兩邊說翻臉就翻臉，那天麻煩找上門都不知道，」酒酣耳熱間，上海一個企業高層職員堅持不願曝光，「人在這裡，所以會擔心。」
兩岸幹部彼此競爭
而隨著台商在大陸耕耘的時日增長，一方面，「為他人作嫁」的矛盾心情開始在企業中層幹部心裡翻騰；另一方面，兩中兮h幹部逐漸出現彼此競賽的局面。
以中小企業有限的人力資源，基於企業本土化的需求，一些台資企業開始培養大陸當地幹部，「希望大陸人才為我們所用，」一九九二年年初在深圳開工的建大輪胎副總楊啟仁就說。而大陸一些擁有較高學歷、學習意願強烈的員工，進步的速度很快。「有些反應甚至比台灣幹部好，」一位台商就認為。
當這些大陸幹部開始站出來時，台灣派來的幹部逐漸受到挑戰。一家生產音響的台籍主管就為手下台灣幹部擔心，在指導大陸幹部生產技術時，說服力不夠，「這些人是黑手起家，有的是經驗，但有時幾乎會說不過那些大學生，」他觀察。
部分台商在大陸已經從製造移轉走到技術移轉的階段，台灣派往大陸的技術人員尤其直接面對這種競爭。一家生產電器的台商就直言預估，幾年之內，企業內大陸的技術人員有可能超越台灣技術幹部。「上一次訓練課，大陸幹部提出問題的尖銳度會讓你嚇一跳，」另一位台商則指出，有些原來在企業內擔任課長的大陸幹部，回到鄉鎮企業，立刻當上經理，獨當一面。
下一步怎麼走？
企業主對這群做為開路先鋒的中、高階經理人的心態，直接影響這些重臣的抉擇。「幹部以後怎麼定位？」楊啟仁時常在思索。他傾向由幹部自我充實，互相競爭；廈門燦坤企業則提供內部創業，給幹部另一個出路。「員工感到未來前途在那裡，都爭著去，」燦坤企業總經理吳燦坤自信地說。
許多台商認為，管理能力仍是目前台灣幹部享有的優勢。但也因此，當機會來時，一些累積經營、管理能力的專業經理人開始選擇自立門戶。學工業管理，幾年前到大陸為泰國正大企業開設工廠的汪傳能，憑著累積的經驗和資金，現在除了投資一些小企業外，更以管理專長開設起上海第一家諮詢公司，為企業做投資、管理諮詢服務。深圳一家電子廠的副總輕理，自覺在家族式企業裡沒有發揮的前景，打算兩年後結合一些資金，自己另開一家工廠。
中層幹部去與留，勾起的不僅是企業人才調度的問題，更深刻考驗企業老闆們兩岸跨海經營的全盤規畫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