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錢、給我錢，」三、四位不到10歲的巴勒斯坦難民營孩童，用生澀的英語，對著臉上就大剌剌寫著「老外」的我要錢。
2013年底，巴勒斯坦政府對教師的調薪允諾跳票，位於伯利恆西北邊陲帶的艾達難民營（Aida Camp）小學老師決定罷工。數百名孩童無處可去。街頭，成為學子遊蕩之處。
沒事時，血氣方剛的青少年對著鄰近的以色列軍營丟擲石塊洩憤。一旦現場過熱，以色列軍方則會發射催淚瓦斯或橡皮子彈，讓局勢「冷靜」一下。
對極少數孑然一身的巴勒斯坦孩子而言，外國人宛如一棵搖錢樹，似乎可利用人類與身俱來的「同情心」，索取到金錢。
「不，我不會給你！這種行為是不對的！」我聲色嚴厲地喝叱著。但孩子們依然故我，準備把手伸進我的口袋。
「走開、走開，別打擾客人！」一位20多歲的、滿臉鬍渣子的巴勒斯坦青年，用阿拉伯語大聲驅離了這些孩子。這群孩子悻悻然地轟然而散。
另一天下午，我正在一處伯利恆路邊的公車亭等車，準備前往另一個巴勒斯坦「A區」城市耶利哥（Jerico）。一群當地小學生剛下課。面對亞洲面孔，稚嫩的臉龐一點都不怕生，用生澀簡單的英語，嘗試和我溝通。
對於這群純真的孩子，我十分樂意互動。依舊用生硬的英文問著「你從哪來？你幾歲？」似乎，他們懂的英文就這些了。一來一往過了10來分鐘後，不料，我竟又聽到幾天前在艾達難民營幾乎一模一樣的話：「給我錢、給我錢！」
「老天爺，這個『國家』或民族出了什麼事情？！」理智告訴我，沒法把這種現象全部歸罪於以色列。這涉及巴勒斯坦內部對下一代品格教育的根本認知。
無論是難民營的孩童，或這群等車偶遇的孩子，我不責怪他們。某種程度上，他們的行徑，折射出巴勒斯坦努力掙扎地邁向文明國度的種種困境。
經濟結構上，巴勒斯坦幾無重工業，多數能依靠的，無非是觀光業、手工業、農業；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5％，有的地區甚至達30％以上；擁有技術的人才寧可遠走他國，也不願坐困愁城。
留在當地者，技術能力不是不佳，就是吃巴勒斯坦政府「官方飯」（如擔任武裝警察部隊成員），或依靠國際救援組織的資助、擔任職員等。
往往，無業的巴勒斯坦年輕人把對社會的不滿，轉移到強大的「壓迫者」以色列身上，也讓巴人浸淫在伊斯蘭教懷抱裡，尋求精神慰藉；周邊的阿拉伯兄弟國所資助的清真寺，越蓋越宏偉，令周圍巴勒斯坦的簡陋民房相形失色；宗教保守勢力悄然在巴勒斯坦境內擴散、紮根。（伊拉克極端組織ISIL近期準備在加薩地區招兵買馬）
巴勒斯坦政府所在地拉馬拉（Ramallah），一棟棟富麗堂皇的政府建築、獨棟別墅、庭園，一一拔地而起。
一位在當地居住多年、嫁給巴勒斯坦學者的外國媳婦指著這些精緻典雅的建物告訴我：「這些是外國援助機構的工作者、有錢人或巴解政府官員的住家」。
亟待整建的國家制度，讓巴勒斯坦官員有利可圖，無須被檢驗和制衡；社會貧富鴻溝，如同天堂和地獄；司法制度搖搖欲墜，律師角色尚待發揮；官僚運作像似一只大黑箱，外人難以介入。
連接任前巴解領袖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掌權近10年，何時改選、如何改選，無人聞問。
巴勒斯坦政府和政黨組織，類似傳統阿拉伯家族或宗族勢力的放大版：用人惟親，而非惟賢。
這些是一個擁有國號、被全球130多個國家地區承認的「巴勒斯坦國」身陷的泥淖。種種政府運作失能的困境，讓巴勒斯坦站在以色列面前，顯得纖弱、不堪一擊。
不可諱言地，以色列絕不希望，巴勒斯坦強大到威脅以國的安全；不斷擴張的以色列屯墾區，一點一滴侵蝕掉巴勒斯坦人原本貧瘠的土地，加劇以巴衝突的惡劣局勢；受《奧斯陸協議》影響，巴勒斯坦土地被瓜分成A、B、C三區，執法破碎、紛亂。
因安全因素，以國持續加強對巴勒斯坦的隔離牆圍堵，讓巴勒斯坦形同一處大監獄；對以色列境內阿拉伯公民和社群，進行不同程度的制度歧視或變相隔離；以色列掌握絕大多數的水源，讓巴勒斯坦陷入水資源的困頓中。
但很多巴勒斯坦人可獨自做、不甩以色列也可執行的工作，如制度建設、權力制衡、完善司法、健全官僚體系、教育投資，甚至「貨幣權力」（巴勒斯坦仍使用以色列幣）等等，一個國家走向「富強」的核心競爭力，巴解政府的改革進程卻宛如牛步，深怕觸及到最敏感的利益和權力分配。
諷刺地，對巴勒斯坦權力者而言，幸虧有個「壓迫者」以色列，反倒讓很多內部問題能轉嫁給以色列：否決以色列國存在的正當性，堅持巴勒斯坦人才是唯一與這片土地有聯繫的民族。
依此，即便巴勒斯坦黨政高層（巴解、哈瑪斯）貪腐、濫權、缺乏治國領導力，仍能高枕無憂，無須被拉下台，並希望國際能持續提供援助。但最終落在無辜、無權、無害的巴勒斯坦民眾口袋的，卻杯水車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