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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下一代會更好?

文 / 李慧菊    
199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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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下一代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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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國際教育成就評鑑」(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公布了最近測驗的結果;在二十個國家的十三歲學生中,韓國和台灣並列數學冠軍。

但榮譽的背後,藏著一些別的故事。這次測驗除了考試之外,還附帶問卷,企圖找出影響成績的因素。參與整個過程的師大數學系教授林來稿,從一堆交叉分析的數字中,發現幾個「異象」。

例如,台灣學生成績分布的落差極大--得分最高的百分之十,與最低的百分之十的差距非常遠。另外,學生的表現與看電視的時間成反比,和做作業的時間成正比;但其他國家學生的成績,跟他們看電視多久、做多少作業沒有什麼關係。

訓練此賽選手的教育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十三歲學童的考題,部分重複國小四年級那一組的題目,結果答對的比率,只有七八%。林來福綜合這些特色解釋,台灣的數學教育像在訓練選手,好學生的功課反而比較多,不斷練習,而後段班的孩子,則被放棄;最後,靠反覆演練得來的數學知識,忘得也快。

對全台灣三五0萬、每天到高中、國中和小學上課的「民族幼苗」而言,恐怕目前大多數人的教育經驗,就是篩選、訓練比賽選手的過程。這個比賽,不為別的,為的是教育部長毛高文口中常說的怪獸--聯考。

作家黃春明形容台灣的媽媽,都是「教育狂熱分子」;她們又希望孩子出人頭地,又希望他們快樂;心理非常矛盾。

一個台北市師專附小五年級學生的母親說,為了能讓女兒成績進步,一個月花三千元送女兒去課後補習。小孩子一進那間公寓房子,只能低頭做功課;學生一抬頭,打;寫錯字,打。這位職業婦女說:「父母不肯放棄的是希望。」她舉例,還有家長一站三小時,求這位嚴厲的名師收徒。

而目前台灣教育受人質疑的,豈止聯考一端?

但是放寬眼界,許多經建老兵,包括李國鼎資政、考選部長王作榮都認為,戰後台灣能以短短四十年工夫創造經濟奇蹟,普及的教育,是大功臣。

教育就這樣背負著兩面評價,即將引領台灣的青年子弟,進入二十一世紀。面對未來,不禁要問:逝者已矣,但下一代的教育會更好嗎?

「社會變遷太快,教育該往那裡走呢?這是個新課題。」教育部次長李建興強調,自從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後,二十多年來從未全面、徹底檢討它的影響;如今為了順應潮流,教育部將朝多元化的方向改革,希望理順扭曲的教育。

從教育部計畫修訂的十多條法令,以及準備推動的重點工作來看(見表),教育部的確想全面翻動培育人才的土壤,塑造新的學風。

理想上,將來的學子一律常態分班;而不管是要念高中、大學甚至研究所,錄取率還會提高;高職繼續進修的管道也會增加。他們書包裡的課本,是百餘位專家、學者,花費兩、三年工夫,所完成的簡單、淺顯的新讀物。

老師的養成也不再是師範體系的專利,所有大學都可以成為師資的搖籃。教師在定位上也不再與軍、公職在一起,獨立地自成一個專業體系,跟律師、醫生一樣。

一位住在內湖的知識分子從「國中生自願就學方案」,感受到改革的魄力。她說:「從歷史看,沒有完美的事,只能邊做邊改。錯過這一次,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會有下一次。」

改革挑戰舊體制,也可能引發新的衝突。教育是「人造人」的事業,影響產品品質的變動因素太多,諸如家庭教育、老師教法、教材內容、硬體設備等等;教育改革過程也因此錯綜複雜,環環相扣,不是一夕竟功的事。建國中學輔導室主任王澤玲對改革的心情是:「我有期待,也有擔憂。」

改革舊體制引發新衝突

就這樣,許多左右未來教育利與不利的因子,繼續互相作用著。

例如,為了提高國小師資的素質,教育部在五年前祭出的法寶是,將師專升格為師院。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教務主任歐用生覺得,升格是有必要的,不但師院本身的師資可以提高(博士級老師從六個倍增到六十個),新制也允許他要求學生像個大學生,培養他們主動研究和批判的精神。他認為現存的環境並不鼓勵老師求上進。他常說:「一個人只要一開口,我就知道他是不是小學老師;再講三句話,就說得出來他是教低年級,還是高年級。」

不過花蓮師院的學生,部有話要說。

過去師專收的是國中畢業生,他們對未來的工作比較「認命」。改制後,依性向分組的高中畢業生,經聯考分發到了師院,也有系組之別。但小學實施包班制,他們出了校門,什麼都要教,因此在學校就什麼都得學。學生懷疑學這麼雜的課程,就能做個好老師嗎?

去年十二月底,花蓮師院的師生有一場大辯論:「學院課程的迷思與省思」。會場中,有老師認為課程的確太雜,就像要鳥學打洞、兔子學飛一樣;質疑包班制是不是不變的真理。

支持現制的教授則強調,包班的導師比較能夠誘導小朋友的人格發展;而廣泛的接觸,只是學習基本方法,「頂多看看豬長得什麼樣子,免得見到牛也以為是豬。」未來要深入,得靠學生自己努力。

台大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於幼華曾說:「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就是人間。」粗看教育部的新政,感覺到他們是很細心的醫生,把教育的毛病看得很清楚;問題是開出來的藥方,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體質、不同的吃法,結果往往事倍功半。正如吳興國小老師蘇盛雄感慨:「在民意高漲的時候,政策不會太離譜;問題往往出在執行。」

如何落實政策,正是教育當局的大難關。

五年前,毛高文初掌教育部的時候,教育部對地方的補助只占部裡經費的四%,現在已經增加到近三成;但由地方主管的國中、小學,似乎並沒有獲得同等比例的資源,改善軟硬體設備。

台北師院的歐用生,參觀過偏遠地區的學校;他們的確有錢裝電燈了,但預算不夠繳電費,所以還是不開燈。

都會區的老師則不瞭解為什麼每班學生人數,一直降不下來。中和興南國小的教學組長黃阿修表示,由於人口不斷向台北縣集中,他們己經分出去三所學校,但學生依舊湧入。興南每班學生曾高達七、八十個,現在雖減到五十多個,老師還是吃不消。

教了二十八年的黃阿修覺得,小孩子跟著社會一起變得複雜,愈來愈難教。她除了上課之外,光是作業就要改兩百多本,「每天回家就像打完仗一樣,能把課上完,已經不錯了。」對小朋友生活上的「疑難雜症」,往往心餘力絀。

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有時是趕不上二十世紀「功利小子」的腳步,有時連課文變化也追不上。

培養具有現代知識的國民,是轉型期社會的要務,因此國中生的「公民與道德」,二年級介紹政治,三年級是經濟。這對學生、老師來說,都很新鮮。但在配課的現實問題下,平常教國文、英文的老師,實在少能勝任。一個教了十年書的國文老師坦承:「要我怎麼講憲法嘛,我根本不懂。」

培養第二專長有必要

毫無疑問,目前杏壇有培養第二專長的強烈需要;但師大教育中心主任黃政傑認為,現有的教師進修制度,已流於讓老師拿學分、進級、加薪之用,需要再檢討。

在高中,問題又不一樣。苗栗竹南高中的彭金龍老師指出,現在高中開放六十多種科目選修,包括心理學等,但聯考當頭,國學欣賞、英文作文、統計,往往只是國、英、數的化身,非聯考的科目根本沒人選;教育部的美意,等於空中樓閣。

若是談起聯考改革,更是本難唸的經。

銳意改革的毛高文執意消除惡補,指示聯考命題簡化,並且不能超出課本的範圍。為了加強效果,他還印了四十萬分考卷,寄給家長和老師,證明此言不虛。但實驗的結果是,惡補未除,競爭反而更烈。台北明德國中老師崔沁解釋,因為高中名額還是那些,題目簡單,同分的人比以前多,所以考生更是戰戰兢兢。

教育部之於聯考,正如唐吉柯德之於風車,常是徒勞無功。

社會文化為聯考撐腰

「因為聯考不只是教育問題,而是經濟、社會問題,是利益衝突的問題。」

台北捷運局供電工務所的黎煥霖,工專畢業後考上台大,現在還在台大電機研究所念碩士。黎煥霖的求學過程,使他特別關心教育,成為業餘的研究課題。他的心得反映聯考制度背後,有一套社會文化在撐腰。

星期六的黃昏,國父紀念館前儼然是兒童遊樂場。一位年輕爸爸,不斷拍手鼓勵他搖搖學步的兒子:「好棒哦,好棒。」

一大清早,一位媽媽催促戴深度眼鏡的兒子:「真笨,不能吃快點嗎?」

國科會研究員李河清參加幾次家長會後,對這種「小時千寵百愛,大時要求重重」的情形頗有感觸。她觀察母親的言談,普遍對子女的表現不滿意;不是功課不好,就是粗心大意、忘東忘西之類。現代父母對下一代的期望,隨著孩子年齡增長愈來愈高。不斷跟別人比的結果,類似小寶寶時期的小成就,已經不能博取歡心。

李河清形容,升學演變為惡性競爭:「就像看球賽;開始有人站起來,逼得大家都得站起來,結果大家都累,何苦?」她舉例,有些人在家長會上問:「金華國中的教學是不是太正常了?」討論該不該組織家長,督導學生的早自習及晚上留校。

為什麼要那麼辛苦地「站著看球賽」?許多人不假思索的舉證,當政府以閣員學歷逐漸提高而沾沾自喜;當華信銀行新成立後,櫃員多有美國碩士學位;當公、民營企業均以學歷做為敘薪、甚至升遷快慢的依據時,競爭升學(其實是升大學)的機會,無形間便轉化為黎煥霖眼中的「利益衝突」。

在這種情況下,要經濟條件日漸好轉的家長,承認子女唸不到學校(其實是唸不到好學校),是件很困難的事。立法委員林正杰的助理郭承啟的一句話,最能切中大多數家長的心:「不是我唸不起,是你(政府)不讓我唸。」

升學競爭變成利益衝突

事實上,大學早已經不是窄門了。六月中,教育部公布了今年大學的錄取率平均有四五%,非社會類組的錄取率更高達七成;如果再加上夜間部和同等學歷的學院,考生的選擇機會,已超過百分之百。

其實,聯考的篩選工作,在高中那一關,已經「完成任務」。因此台灣十五、六歲青少年的肩上,扛著最重的競爭壓力。根據統計資料,每年三十五萬個國中畢業生裡,註定有八成與大學無緣(不包括同等學歷及插班生)。

當過五年國中老師的中央研究院統計所副研究員林妙香推論,這樣激烈的淘汰,「公平」自然是所有人最關心的焦點;也使教育當局促銷「國中生自願就學方案」時,在台北踢到一塊大鐵板。

由師大教育研究中心,及民意測驗協會所做的民意測驗顯示,雖然六、七成的受訪者同意聯考帶來惡補、忽視人格教育等弊病,但他們都高度維護聯考的公平性(七成五),所以仍然有比較多的人支持原制;只有二二%的受訪者,願意選擇以在校成績為入學依據的新制度。

然而,台北市明星級的敦化國中校長吳武雄指出,聯考的公平,只及於前段班的學生;其它弱勢者的教育權,卻被能力分班分掉了。自己也是自學方案主要參與者,吳武雄承認這個堅持常態分班的新方案,有它的缺點;台北市教育局也太操之過急,就像「墊兩塊石頭就想跳過河,巴不得明天就看不到惡補、能力分班。」但基本上,他認為這是條正確的路。

造成高中升學瓶頸的主因,是當初為了配合加工出口的經濟型態,慢慢將升學與就業比例,調到三比七;而且二、三十年前的人力規畫者相信,年輕人唸完高職、五專,就應該進入就業市場,所以升學的管道極少。

諷刺的是,技職教育的主力軍--私立高職、專科學校,也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走過這段歷史的金甌高中校長羅亨湖抱怨,時代變了,服務業當盛、產業升級喊得震天價響的時候,一方面職校生有很強的升學欲望,再者就業市場也不見得需要這麼多的職校生;可是長期以來,技職教育的升學管道並未合理調整。

羅亨湖指出,高職平均升學率只有兩成,上大學的更只有四%左右。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把金歐高職改制為高中,可是每回想起這些事,他都要生氣:「我們的升學管道就像黃河一樣淤塞。」

建立教育標準

教育部現在也感受到社會的需要,對策是輔導三專升格為學院、增建技術學院,疏通升學管道。

普通高中和技職教育的種種問題,形成目前學制的大瓶頸。為了解決這種「九連環」式的問題,教育部的長遠之計,是引導高中設國中部,為將來的十二年國教舖路。同時希望現有高中轉為綜合高中--所有學生唸完高一之後,再分流進入升學班或技職班--讓年輕人有一年的時間,思考自己的未來。

這些措施不但要經過立法的考驗,還要視現有高中、專校的配合程度;能不能收到效果,仍是個未知數。

在政大教育研究所教授黃炳煌的眼裡,教育應該是「向上、向善」的活動,但多元的社會中,學生、家長、教職人員以及行政工作者,對「上、善」的定義、優先順序,莫衷一是。黃炳煌就覺得建立教育標準很重要,這樣才能長期觀察學生到底學到什麼、學到多少;今年的學生和去年比,是進步還是退步,也才有一個常模可以比較。他說:「這樣才能真正評估下一代的教育是不是更好啊。」

到最後,這一切只說明,教育的確是百年大計;而教育改革所需的時間,恐怕數倍於此。

本文出自 1992 / 08 月號

第074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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