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國際教育成就評鑑」(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公布了最近測驗的結果；在二十個國家的十三歲學生中，韓國和台灣並列數學冠軍。
但榮譽的背後，藏著一些別的故事。這次測驗除了考試之外，還附帶問卷，企圖找出影響成績的因素。參與整個過程的師大數學系教授林來稿，從一堆交叉分析的數字中，發現幾個「異象」。
例如，台灣學生成績分布的落差極大－－得分最高的百分之十，與最低的百分之十的差距非常遠。另外，學生的表現與看電視的時間成反比，和做作業的時間成正比；但其他國家學生的成績，跟他們看電視多久、做多少作業沒有什麼關係。
訓練此賽選手的教育
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十三歲學童的考題，部分重複國小四年級那一組的題目，結果答對的比率，只有七八%。林來福綜合這些特色解釋，台灣的數學教育像在訓練選手，好學生的功課反而比較多，不斷練習，而後段班的孩子，則被放棄；最後，靠反覆演練得來的數學知識，忘得也快。
對全台灣三五０萬、每天到高中、國中和小學上課的「民族幼苗」而言，恐怕目前大多數人的教育經驗，就是篩選、訓練比賽選手的過程。這個比賽，不為別的，為的是教育部長毛高文口中常說的怪獸－－聯考。
作家黃春明形容台灣的媽媽，都是「教育狂熱分子」；她們又希望孩子出人頭地，又希望他們快樂；心理非常矛盾。
一個台北市師專附小五年級學生的母親說，為了能讓女兒成績進步，一個月花三千元送女兒去課後補習。小孩子一進那間公寓房子，只能低頭做功課；學生一抬頭，打；寫錯字，打。這位職業婦女說：「父母不肯放棄的是希望。」她舉例，還有家長一站三小時，求這位嚴厲的名師收徒。
而目前台灣教育受人質疑的，豈止聯考一端？
但是放寬眼界，許多經建老兵，包括李國鼎資政、考選部長王作榮都認為，戰後台灣能以短短四十年工夫創造經濟奇蹟，普及的教育，是大功臣。
教育就這樣背負著兩面評價，即將引領台灣的青年子弟，進入二十一世紀。面對未來，不禁要問：逝者已矣，但下一代的教育會更好嗎？
「社會變遷太快，教育該往那裡走呢？這是個新課題。」教育部次長李建興強調，自從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後，二十多年來從未全面、徹底檢討它的影響；如今為了順應潮流，教育部將朝多元化的方向改革，希望理順扭曲的教育。
從教育部計畫修訂的十多條法令，以及準備推動的重點工作來看(見表)，教育部的確想全面翻動培育人才的土壤，塑造新的學風。
理想上，將來的學子一律常態分班；而不管是要念高中、大學甚至研究所，錄取率還會提高；高職繼續進修的管道也會增加。他們書包裡的課本，是百餘位專家、學者，花費兩、三年工夫，所完成的簡單、淺顯的新讀物。
老師的養成也不再是師範體系的專利，所有大學都可以成為師資的搖籃。教師在定位上也不再與軍、公職在一起，獨立地自成一個專業體系，跟律師、醫生一樣。
一位住在內湖的知識分子從「國中生自願就學方案」，感受到改革的魄力。她說：「從歷史看，沒有完美的事，只能邊做邊改。錯過這一次，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會有下一次。」
改革挑戰舊體制，也可能引發新的衝突。教育是「人造人」的事業，影響產品品質的變動因素太多，諸如家庭教育、老師教法、教材內容、硬體設備等等；教育改革過程也因此錯綜複雜，環環相扣，不是一夕竟功的事。建國中學輔導室主任王澤玲對改革的心情是：「我有期待，也有擔憂。」
改革舊體制引發新衝突
就這樣，許多左右未來教育利與不利的因子，繼續互相作用著。
例如，為了提高國小師資的素質，教育部在五年前祭出的法寶是，將師專升格為師院。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教務主任歐用生覺得，升格是有必要的，不但師院本身的師資可以提高(博士級老師從六個倍增到六十個)，新制也允許他要求學生像個大學生，培養他們主動研究和批判的精神。他認為現存的環境並不鼓勵老師求上進。他常說：「一個人只要一開口，我就知道他是不是小學老師；再講三句話，就說得出來他是教低年級，還是高年級。」
不過花蓮師院的學生，部有話要說。
過去師專收的是國中畢業生，他們對未來的工作比較「認命」。改制後，依性向分組的高中畢業生，經聯考分發到了師院，也有系組之別。但小學實施包班制，他們出了校門，什麼都要教，因此在學校就什麼都得學。學生懷疑學這麼雜的課程，就能做個好老師嗎？
去年十二月底，花蓮師院的師生有一場大辯論：「學院課程的迷思與省思」。會場中，有老師認為課程的確太雜，就像要鳥學打洞、兔子學飛一樣；質疑包班制是不是不變的真理。
支持現制的教授則強調，包班的導師比較能夠誘導小朋友的人格發展；而廣泛的接觸，只是學習基本方法，「頂多看看豬長得什麼樣子，免得見到牛也以為是豬。」未來要深入，得靠學生自己努力。
台大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於幼華曾說：「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就是人間。」粗看教育部的新政，感覺到他們是很細心的醫生，把教育的毛病看得很清楚；問題是開出來的藥方，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體質、不同的吃法，結果往往事倍功半。正如吳興國小老師蘇盛雄感慨：「在民意高漲的時候，政策不會太離譜；問題往往出在執行。」
如何落實政策，正是教育當局的大難關。
五年前，毛高文初掌教育部的時候，教育部對地方的補助只占部裡經費的四%，現在已經增加到近三成；但由地方主管的國中、小學，似乎並沒有獲得同等比例的資源，改善軟硬體設備。
台北師院的歐用生，參觀過偏遠地區的學校；他們的確有錢裝電燈了，但預算不夠繳電費，所以還是不開燈。
都會區的老師則不瞭解為什麼每班學生人數，一直降不下來。中和興南國小的教學組長黃阿修表示，由於人口不斷向台北縣集中，他們己經分出去三所學校，但學生依舊湧入。興南每班學生曾高達七、八十個，現在雖減到五十多個，老師還是吃不消。
教了二十八年的黃阿修覺得，小孩子跟著社會一起變得複雜，愈來愈難教。她除了上課之外，光是作業就要改兩百多本，「每天回家就像打完仗一樣，能把課上完，已經不錯了。」對小朋友生活上的「疑難雜症」，往往心餘力絀。
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有時是趕不上二十世紀「功利小子」的腳步，有時連課文變化也追不上。
培養具有現代知識的國民，是轉型期社會的要務，因此國中生的「公民與道德」，二年級介紹政治，三年級是經濟。這對學生、老師來說，都很新鮮。但在配課的現實問題下，平常教國文、英文的老師，實在少能勝任。一個教了十年書的國文老師坦承：「要我怎麼講憲法嘛，我根本不懂。」
培養第二專長有必要
毫無疑問，目前杏壇有培養第二專長的強烈需要；但師大教育中心主任黃政傑認為，現有的教師進修制度，已流於讓老師拿學分、進級、加薪之用，需要再檢討。
在高中，問題又不一樣。苗栗竹南高中的彭金龍老師指出，現在高中開放六十多種科目選修，包括心理學等，但聯考當頭，國學欣賞、英文作文、統計，往往只是國、英、數的化身，非聯考的科目根本沒人選；教育部的美意，等於空中樓閣。
若是談起聯考改革，更是本難唸的經。
銳意改革的毛高文執意消除惡補，指示聯考命題簡化，並且不能超出課本的範圍。為了加強效果，他還印了四十萬分考卷，寄給家長和老師，證明此言不虛。但實驗的結果是，惡補未除，競爭反而更烈。台北明德國中老師崔沁解釋，因為高中名額還是那些，題目簡單，同分的人比以前多，所以考生更是戰戰兢兢。
教育部之於聯考，正如唐吉柯德之於風車，常是徒勞無功。
社會文化為聯考撐腰
「因為聯考不只是教育問題，而是經濟、社會問題，是利益衝突的問題。」
台北捷運局供電工務所的黎煥霖，工專畢業後考上台大，現在還在台大電機研究所念碩士。黎煥霖的求學過程，使他特別關心教育，成為業餘的研究課題。他的心得反映聯考制度背後，有一套社會文化在撐腰。
星期六的黃昏，國父紀念館前儼然是兒童遊樂場。一位年輕爸爸，不斷拍手鼓勵他搖搖學步的兒子：「好棒哦，好棒。」
一大清早，一位媽媽催促戴深度眼鏡的兒子：「真笨，不能吃快點嗎？」
國科會研究員李河清參加幾次家長會後，對這種「小時千寵百愛，大時要求重重」的情形頗有感觸。她觀察母親的言談，普遍對子女的表現不滿意；不是功課不好，就是粗心大意、忘東忘西之類。現代父母對下一代的期望，隨著孩子年齡增長愈來愈高。不斷跟別人比的結果，類似小寶寶時期的小成就，已經不能博取歡心。
李河清形容，升學演變為惡性競爭：「就像看球賽；開始有人站起來，逼得大家都得站起來，結果大家都累，何苦？」她舉例，有些人在家長會上問：「金華國中的教學是不是太正常了？」討論該不該組織家長，督導學生的早自習及晚上留校。
為什麼要那麼辛苦地「站著看球賽」？許多人不假思索的舉證，當政府以閣員學歷逐漸提高而沾沾自喜；當華信銀行新成立後，櫃員多有美國碩士學位；當公、民營企業均以學歷做為敘薪、甚至升遷快慢的依據時，競爭升學(其實是升大學)的機會，無形間便轉化為黎煥霖眼中的「利益衝突」。
在這種情況下，要經濟條件日漸好轉的家長，承認子女唸不到學校(其實是唸不到好學校)，是件很困難的事。立法委員林正杰的助理郭承啟的一句話，最能切中大多數家長的心：「不是我唸不起，是你(政府)不讓我唸。」
升學競爭變成利益衝突
事實上，大學早已經不是窄門了。六月中，教育部公布了今年大學的錄取率平均有四五%，非社會類組的錄取率更高達七成；如果再加上夜間部和同等學歷的學院，考生的選擇機會，已超過百分之百。
其實，聯考的篩選工作，在高中那一關，已經「完成任務」。因此台灣十五、六歲青少年的肩上，扛著最重的競爭壓力。根據統計資料，每年三十五萬個國中畢業生裡，註定有八成與大學無緣(不包括同等學歷及插班生)。
當過五年國中老師的中央研究院統計所副研究員林妙香推論，這樣激烈的淘汰，「公平」自然是所有人最關心的焦點；也使教育當局促銷「國中生自願就學方案」時，在台北踢到一塊大鐵板。
由師大教育研究中心，及民意測驗協會所做的民意測驗顯示，雖然六、七成的受訪者同意聯考帶來惡補、忽視人格教育等弊病，但他們都高度維護聯考的公平性(七成五)，所以仍然有比較多的人支持原制；只有二二%的受訪者，願意選擇以在校成績為入學依據的新制度。
然而，台北市明星級的敦化國中校長吳武雄指出，聯考的公平，只及於前段班的學生；其它弱勢者的教育權，卻被能力分班分掉了。自己也是自學方案主要參與者，吳武雄承認這個堅持常態分班的新方案，有它的缺點；台北市教育局也太操之過急，就像「墊兩塊石頭就想跳過河，巴不得明天就看不到惡補、能力分班。」但基本上，他認為這是條正確的路。
造成高中升學瓶頸的主因，是當初為了配合加工出口的經濟型態，慢慢將升學與就業比例，調到三比七；而且二、三十年前的人力規畫者相信，年輕人唸完高職、五專，就應該進入就業市場，所以升學的管道極少。
諷刺的是，技職教育的主力軍－－私立高職、專科學校，也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走過這段歷史的金甌高中校長羅亨湖抱怨，時代變了，服務業當盛、產業升級喊得震天價響的時候，一方面職校生有很強的升學欲望，再者就業市場也不見得需要這麼多的職校生；可是長期以來，技職教育的升學管道並未合理調整。
羅亨湖指出，高職平均升學率只有兩成，上大學的更只有四%左右。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把金歐高職改制為高中，可是每回想起這些事，他都要生氣：「我們的升學管道就像黃河一樣淤塞。」
建立教育標準
教育部現在也感受到社會的需要，對策是輔導三專升格為學院、增建技術學院，疏通升學管道。
普通高中和技職教育的種種問題，形成目前學制的大瓶頸。為了解決這種「九連環」式的問題，教育部的長遠之計，是引導高中設國中部，為將來的十二年國教舖路。同時希望現有高中轉為綜合高中－－所有學生唸完高一之後，再分流進入升學班或技職班－－讓年輕人有一年的時間，思考自己的未來。
這些措施不但要經過立法的考驗，還要視現有高中、專校的配合程度；能不能收到效果，仍是個未知數。
在政大教育研究所教授黃炳煌的眼裡，教育應該是「向上、向善」的活動，但多元的社會中，學生、家長、教職人員以及行政工作者，對「上、善」的定義、優先順序，莫衷一是。黃炳煌就覺得建立教育標準很重要，這樣才能長期觀察學生到底學到什麼、學到多少；今年的學生和去年比，是進步還是退步，也才有一個常模可以比較。他說：「這樣才能真正評估下一代的教育是不是更好啊。」
到最後，這一切只說明，教育的確是百年大計；而教育改革所需的時間，恐怕數倍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