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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陽花學運,看亞洲民主制度的運作困境

【時事話題】
文 / 林琮盛    攝影 / 陳之俊
2014-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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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陽花學運,看亞洲民主制度的運作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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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騰24天的太陽花學運終告一段落。無論其褒貶為何,太陽花學運參與者的其中一項訴求,即是高舉「經濟正義」大旗。運動者認為,經濟自由化所帶來的果實,並非單純甜美多汁。貧富差距和社會鴻溝的拉大,才是經濟自由化所種下的毒果。

經濟自由化引爆的貧富差距,台灣並非獨「惡」其身者,整個亞洲皆然。或放大一步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已是全球化下的全球性問題。

亞洲開發銀行獨立評估部主任Vinod Thomas指稱,南美洲和中美洲大部分地區的貧富收入差距已有所緩和。但亞洲的情況卻走向不同的道路。

早在2012年,亞洲銀行就已估計,多數亞洲國家中,最有錢的5%人口,佔掉全國總消費的20%。而其他上億人口的國家連基本的教育、健保及住房都有問題。

諸如中國、印尼、印度,這幾個人口大國,就明顯陷入收入鴻溝的泥淖中,載浮載沉。

對此,亞洲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已警覺,必須降低經濟成長,來換取國民所得的實質增加。最高領導人也以政治權力和意志,施加嚴刑峻罰,積極消弭權貴與平民之間的歧異。

反觀大象之國印度的經濟學家和決策卻仍爭執多年,究竟政府應以經濟成長作為施政首要目標,或應把資源投入到改善社會環境,為經濟繁榮提供良好的孵育條件。

觀察幾個亞洲貧富差距頗為嚴重的國家,政治經濟制度失去所得重分配的功效,是難以承受的負荷,導致資源財富源源不絕地流向既得利益的權貴階級。

例如,馬來西亞即毫不避諱地執行「積極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切割馬來人和華人的平等權利,讓馬來人藉由法律制度,長期壟斷馬國的龐大資源和政經地位;備受歧視的華人(人才)被迫流出至他國。

理論上,資本主義和社會正義之間,應有一個稱為「政府」的機構作為調節閥,衡量出資金和公平的兩端價值。

但亞洲這些貧富差距頗大的國家,除了威權主義國家,還包含新興民主國家。觀察亞洲幾個發展中民主國家的顛簸運作,不難看出,這些新興國家的民主制度似乎無法有效解決資本流動,所牽扯出的社會問題。反而,讓資源壟斷、社會撕裂藉由民主選舉,走向正當化和鞏固化。

回頭看看台灣。過去10年,被街頭運動上沖下洗的台灣,面臨最大的制度困境,即是「贏者全拿」、權力無法有效制衡。若台灣欲在制度性缺陷的窠臼中破繭而出,唯有走向更具「包容性制度」一途,吸納更多因經濟自由化導致社會衝擊的體制外聲浪。

此一「包容性制度」應可參考擁有多比例代表席次的內閣制(如德國),打破兩大黨壟斷政治和經濟資源的無限輪迴。

當國人除了拿著世代競爭的放大鏡,檢視太陽花學運之際,何不鼓勵和要求立委諸公,積極修訂一部能包容和緩和社會紛爭的憲政體制,讓體制外衝突,回歸體制內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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