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騰24天的太陽花學運終告一段落。無論其褒貶為何，太陽花學運參與者的其中一項訴求，即是高舉「經濟正義」大旗。運動者認為，經濟自由化所帶來的果實，並非單純甜美多汁。貧富差距和社會鴻溝的拉大，才是經濟自由化所種下的毒果。
經濟自由化引爆的貧富差距，台灣並非獨「惡」其身者，整個亞洲皆然。或放大一步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已是全球化下的全球性問題。
亞洲開發銀行獨立評估部主任Vinod Thomas指稱，南美洲和中美洲大部分地區的貧富收入差距已有所緩和。但亞洲的情況卻走向不同的道路。
早在2012年，亞洲銀行就已估計，多數亞洲國家中，最有錢的5％人口，佔掉全國總消費的20%。而其他上億人口的國家連基本的教育、健保及住房都有問題。
諸如中國、印尼、印度，這幾個人口大國，就明顯陷入收入鴻溝的泥淖中，載浮載沉。
對此，亞洲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已警覺，必須降低經濟成長，來換取國民所得的實質增加。最高領導人也以政治權力和意志，施加嚴刑峻罰，積極消弭權貴與平民之間的歧異。
反觀大象之國印度的經濟學家和決策卻仍爭執多年，究竟政府應以經濟成長作為施政首要目標，或應把資源投入到改善社會環境，為經濟繁榮提供良好的孵育條件。
觀察幾個亞洲貧富差距頗為嚴重的國家，政治經濟制度失去所得重分配的功效，是難以承受的負荷，導致資源財富源源不絕地流向既得利益的權貴階級。
例如，馬來西亞即毫不避諱地執行「積極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切割馬來人和華人的平等權利，讓馬來人藉由法律制度，長期壟斷馬國的龐大資源和政經地位；備受歧視的華人（人才）被迫流出至他國。
理論上，資本主義和社會正義之間，應有一個稱為「政府」的機構作為調節閥，衡量出資金和公平的兩端價值。
但亞洲這些貧富差距頗大的國家，除了威權主義國家，還包含新興民主國家。觀察亞洲幾個發展中民主國家的顛簸運作，不難看出，這些新興國家的民主制度似乎無法有效解決資本流動，所牽扯出的社會問題。反而，讓資源壟斷、社會撕裂藉由民主選舉，走向正當化和鞏固化。
回頭看看台灣。過去10年，被街頭運動上沖下洗的台灣，面臨最大的制度困境，即是「贏者全拿」、權力無法有效制衡。若台灣欲在制度性缺陷的窠臼中破繭而出，唯有走向更具「包容性制度」一途，吸納更多因經濟自由化導致社會衝擊的體制外聲浪。
此一「包容性制度」應可參考擁有多比例代表席次的內閣制（如德國），打破兩大黨壟斷政治和經濟資源的無限輪迴。
當國人除了拿著世代競爭的放大鏡，檢視太陽花學運之際，何不鼓勵和要求立委諸公，積極修訂一部能包容和緩和社會紛爭的憲政體制，讓體制外衝突，回歸體制內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