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奇蹟中的陰影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以飛快的速度進入現代化，成為二十世紀的奇蹟。但是在它所有的成就之上，卻籠罩了一塊陰影。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那一天，發生了一個悲劇：一次以城市為主的「動亂」，在全省各地展開。動亂延續約三週，最後以軍隊鎮壓，損失八千餘條生命收場。
四十年來，討論此一「動亂事件」的文獻不多，但是在六十歲以上的本省人心中，卻從未將它遺忘。
一九八六年後，討論此一事變的文章，更如春水氾濫，不可勝數。但是對於為什麼會發生此一事變？經過情形如何？事變有些什麼特性？長期衍生的後果又是什麼？所有的新議舊論，均未能超出以下四種詮釋範圍：
第一種詮釋來自共產黨。共產黨的領導人和中國大陸的學者，一向主張台灣的老百姓是愛國、反帝國主義的。一九四七年的「動亂」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全民革命運動中的一個環節。
第二種詮釋出自於台灣獨立運動分子。他們認為是忍無可忍的人民對國民黨高壓統治的反抗。此次事變，是台灣人長期以來，不斷爭取民主自治獨立歷史中的一頁。台獨運動積極分子如彭明敏等斷言，國民黨除了恢復治安的目的，還藉機殺戮了兩萬名以上的台灣菁英分子，以剪滅未來的反國民黨力量。
第三種詮釋來自國民黨。他們認為五十年來，日本對台灣人的教育以及少數居心回測的壞分子，用謊言扭曲事實，誤導許多台灣本省人從事暴力行為。許多共產黨員及野心分仔也藉公賣局逮捕販賣私菸婦人的事件，鼓動暴動。加上其他的複雜因素，造成了此一不幸事件。
第四種詮釋源於美國國務院的中國白皮書。報告中指出，由於台灣經濟急速衰落，國民政府官員的行政能力極度腐敗，民怨沸騰，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爆發了大規模的「叛變」，國民政府派兵鎮壓，人命傷亡頗巨。
報告認為把事變的責任推給共產黨及異議分子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新任的台灣行政最高長官陳儀及其親信領導的政府」統御馴服台灣老百姓的方式極其冷酷、腐化．貪婪；國軍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秘密警察毫無顧忌，任意凌辱人民，政府官員更是盡情對老百姓剝削，才是事變的主因。
史丹福大學出版社於一九九一年夏天出版的一本新書中，我們見到深入的討論及解答。
「悲憫之始」一書並不在申論這四種詮釋，也不願像電視播報員一樣替觀眾指出誰是好人，誰是壞蛋。我們要討論的是，與該事變有牽連的人的想法和價值觀是什麼？事變發生時複雜的歷史環境如何？這些問題不但極少人注意，而且容易引起誤解。
二、誓不兩立，你死我活
首先要探討事變受台灣複雜的歷史背景影響究竟有多深？要尋求解答必要瞭解國民黨與台灣菁英分子對世界觀的差異。
第二點探討的是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島內緊張情勢如何日益加深？
我們主要的論點是許多台灣人感受到國民黨的迫害，形成了「你死我活，誓不兩立」的心態；這種心態都並非全是國民黨的錯誤領導所造成。 第三，找出什麼人真正參與此一事變。
我們的研究顯示，只有城市以及較大的鄉鎮捲入事件。百分之七、八十居住在鄉村地區的台灣人，即使有牽連，人數也很少。
第四，參與二二八事變的人，他們的動機和目的是什麼？
我們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是一批台灣人想把台灣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權，而蓄意發動的。奇怪的是，多年之後，國民黨和台獨運動在公開的場合提到此一事變，都喜歡用「事件」這兩個字。國民黨希望減輕此一事變的重要性，並驅散分離意識；台獨運動人士則刷淡當時讓國民黨不得不出兵鎮壓的反叛暴力。
第五，事變的真相與鎮壓的情形究竟如何？
我們將此事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九日，激進分子採取攻擊行動，占據城市，向國民政府提出各種要求。
第二階段從三月五日至八日，政府態度由妥協轉趨強硬，決定不計一切代價鎮壓「暴動」，殺雞儆猴。
第三階段是三月八日至十五日。國民黨軍隊到達台灣，輕而易舉就把「動亂」枚平了。
第六，從歷史學或本會學的觀點分析，二二八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事件？是否如共產黨所言，它只是全民革命運動中的一環？或者一如台獨分子所說，是一種企圖推翻殖民地統治的民族主義運動？或是一種經常伴隨中國政權的轉移而發生的城市暴力事件？
中國歷史中，城市暴力事件大約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中國的城市一向是直接反抗政府權威和暴政統治的溫床。據楊慶 統計，一七六九年至一九一一年，僅六個省分牽連五人以上的城市暴力事件就超過六千次。
二是苛政當道，民怨沸騰引發出城市暴動後，總有一個新成立的統治集團應運而生，重新分配權力、財富以及榮譽。社會上原有的既得利益者，擔憂失去血汗換來的成就，緊張對峙的情勢一觸即發，不得不訴諸暴力。例如，清朝建國於一六四四年；但一直到一六八一年，大規模的反清活動才逐漸消失。
第三類型牽涉到統治權由外國人轉移到本國人手中時衍生的暴力行為。以山東省威海衛為例。國民政府於一九三０年，將英國人統治三十二年的威海衛收回祖國。結果整個三０年代威海衛都處於連續不斷的暴動之中，使得國府只好一方面促進現代化，另方面又用鐵腕鎮壓應付。
不以道德論斷
此書的研究顯示，二二八事件和以上三種型態的城而暴力事件大同小異。城市民眾反抗無能政權；既得權益者怨恨新興統治階層重新調配權力、財富及榮譽；尤其是中國政府從一個比較現代化的殖民統治者手中收回台灣後，所做所為卻令民眾十分失望。
一九四七年的事變也顯示出：台灣省籍菁英分子高度道德性的世界觀，和來自大陸急欲重建統治權威的國民政府官員的世界觀相衝突；加上嚴重的經濟危機，對殖民者留下的資產分配各持己見，社會弊病叢生，文化及語言的障礙，以及一九四六年時軍力大批調回大陸，使得陳儀政府對大規模的城市暴動，毫無招架之力。
第七個問題是做一個道德性的評估：誰應對事變的發生，以及後來軍警鎮壓的後果負責？我們試圖將其相與道德問題分開來討論。
如果以現在的歷史觀點，和今日台灣人民的需求，與事變當時的道德判斷相互印證，我們當然可以盡情譴責政府血腥鎮壓的行為。
可是，我們也應該記得，當時全世界的情勢，其他國家也在為鞏固自己的政權掙扎奮鬥，大勢所趨，國府的決定，並不是沒有辯解的餘地。
時空交錯的悲劇
當考慮到事變發生時的複雜因素時，讀者不應該將此事變視為一場好人對壞人的殊死戰，而應視為一樁悲劇性的事故。
這個悲劇反映出一九四０年代，中國由傳統社會轉換成現代化、高效率、民主化政府的掙扎與奮鬥。一九四七年時，沒有任何政治組織能夠給中國人民那麼賢能的政府。
四十年後，中國除了台灣這個省分之外，情勢一如從前。除非中國每一部分都能成功地完成民主化與現代化，否則，類似二二八事變這種悲劇，仍然會再次發生。
三、為什麼台灣人接受日本人的統治
經過大約二百五十年，從福建等省分零星移民到台灣的歷程後，清朝政府終於在一六八三年，將台灣納入正式的行政體系，成為清政府的一省。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人登陸台灣，結束清朝的統治，在十五年內，成立新的統治權威。日本人籠絡台灣本地士紳，將敵視者遣送回中國大陸，逐漸消除反對勢力，並且說服了大部分台灣人接受新的統治者。
日本人穩定幣制，將台灣經濟納入正軌，進入現代化的轉型，並且將新培育的稻種、肥料．灌溉設備供給農人及佃戶使用。
他們汲取明治維新的教訓，對台灣進行雙軌式教育；一方面容許小部分台灣菁英分子及其子女進入日本學校，甚至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另一方面要求一般學生普遍學習日本語，接受各種職業訓練。
更有一些人受到日本政府的眷顧，如彭明敏家族等台灣菁英分子。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接受一筆日人提供的獎學金，到台北學醫。他娶了一位地主酒商的女兒，很快就在台中大甲開診所，將彭家從貧困提升到士紳階層。
彭明敏也接受了完整的日本教育。他在一九三五年到東京居住了一年左右，一九四０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
類似彭明敏這類台灣人，由於本身的學術成就受到社會崇敬，因而對中國大陸的落後產生了極強的優越感。同時他們在日本接受了西方思潮，日益趨向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而輕視中國文化。
其他的菁英分子如林獻堂等，卻比彭明敏這類人接近中國文化。他們和中國知識分子及改革派人士，如梁啟超、戴季陶等互通聲息，支援台灣的反日運動。
林獻堂、蔣渭水以及許多台灣人鼓吹台灣應該有較多甚至完全的自主權。但是在日本統治的三０年代中期，此種倡議受到當局的扼殺，主要人物不是送進了日本人的監牢，就是由日本收買。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雖然島內安全措施增加了，可是經濟急速發展，社會福利普遍改善，使部分民眾及菁英分子逐漸日本化。一般的台灣人，對統治者除了口頭上咒罵一下，幾乎沒有出現真正反日的例子。
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沒有台灣人抗日活動的具體例證。相反的，由於日人對台灣人的待遇日趨平等，戰爭又增加了台灣人的工作機會；日本人和台灣人的關係，在中日戰爭期間非但沒有惡化，反而大為進步。
一九四一年，台灣第十七任總督長谷川清，宣布推廣全面「皇民奉公運動」，成立了一個新政府，命令所有台灣人接受基礎教育，動員全島人民支援戰爭，許多年輕人也成立組織，表達他們對日本的愛國心。
日本人也肯定台灣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於是在全島港口及城市附近修建不少工廠。這些措施加速台灣城市的進步，並縮短台灣年輕人和日本官員、專家及軍人間的距離。
一九四二年底，大約有一０%的台灣人改成日本姓氏，據日本「日日新報」報導，有許多年輕人自動參加公益活動，聚集在公園各地為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中取得勝利喝采。
一九四三年，所有台灣人開始接受義務小學教育。一九四四年四月，約有七一%的學齡兒童進入小學。他們能讀、寫日文，熟知日本的文化和歷史。許多菁英分子中，精通中日語言的人不在少數。
日本戰敗後，台灣社會有一些人雖然感到極端悲痛，但對國民政府即將派遣軍隊和官員來台接收，又欣喜萬分。
他們十分自豪自己在日本人統治教育下取得的成就，希望來自中國大陸的同胞能夠尊敬他們，並給予崇高的社會地位。很少台灣人會想到，國民政府視他們所接受的日本式教育為「毒素」，他們也從未思考中國大陸同胞與日本人作戰的壯烈犧牲；日人凌辱屠殺中國人的悲慘，更無法瞭解國府與毛澤東生死存亡的掙扎。因此，他們對國民政府的處境，可說是沒有什麼同情諒解之心。
四、煎熬掙扎到台灣
當台灣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重歸中國懷抱時，南京的國民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去管理這片土地，以及滿足台灣人的要求。
一九三七年之前，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其勢力範圍僅及全國六個省分，國民黨黨員的人數，從未超過六十萬人。
長期以來；國民政府都在和軍閥、地方士紳對抗。由於籌不到現代化所需的經費，來推行社會經濟改革政策，因而無法取得一般民眾的信任和支持。許多傾向於激進或烏托邦主義的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的政績日益不滿，轉身投向馬克思共產主義。
國民黨和中央政府經過了八年對日苦戰，其勢力更是衰弱。一九四五年夏天，戰爭使中國經濟瀕於崩潰，並帶來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國民黨及中央政府雖然使盡各種方法、動用一切資源，企圖使經濟復甦、加強軍力，但得不到地方人士的支持，一切努力都成空。
這個時候，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之爭也到達白熱化。就在這樣內憂外患的前熬下，國民政府派遣了一支新的行政隊伍和官員到台灣，重建被聯軍炸得支離破碎的經濟和社會。
由於經費短缺，國民政府只能派送大約兩萬八千名官員及警察到台灣，加上台灣當地的公務人員，一九四六年台灣省行政機構中的人數，大約在四萬四千四百五十一人左右，僅占日本政府人員的半數。
暴動一觸即發
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間，派往台灣維持治安並主持遣送二十萬名日軍和二十餘萬日僑的國軍，人數大約是六萬餘人。然而到了一九四五年秋後，僅有五千名國軍仍然留在台灣，加上現有的警力，共有一萬三千人維持整個台灣的秩序。這個數目僅為日據時代軍警力量的五四%。
一九四六年初，由於國民政府無力負擔龐大的經費，解雇了三萬六千名原來受聘於日本政府的公務員。因為本省人缺乏在中國行政體系中工作的訓練，不會說國語，政府機構中較高級的職務，全由大陸人士擔任。
除了許多失業的台灣菁英分子對政府不滿，台灣籍的商人也不諒解政府拍賣少數沒收的日產。國民政府認為日人留下的財產與物資，是中國人長期對日抗戰，犧牲無數性命才換來的戰利品，台灣人卻認為國民政府吞沒日人的產業，是偷竊及省籍歧視的行為。
當時又謠傳國民政府將大量的台灣物資，如砂糖、煤、鹽、水泥等運往大陸。台灣本地人認為此類物資理應運用在台灣本土，不應送往中國大陸。
國民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國軍的散漫無紀，更是火上加油，使台灣老百姓怨氣沖天。一九四六年三月戶一位美籍的旁觀者預言：「六個月內爆發人民憤而起義的暴力行動，並非不可能之事」。
中國政府光復台灣五個月後，民心喪失殆盡。此時，陳儀政府為謀取台籍人士的支持，決定舉辦全民的選舉活動。陳儀不顧手下反對，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公開舉辦省、市、鄉、鎮各級議會議員選舉。使得台灣比中國其他各省的人民，更具有發言及表達意見的機會和權利。
同年五月，省議會對政府高級官員進行質詢。議員針對政府的腐敗無能發言，令官員受盡羞辱。一九四七年，陳儀開放報禁後，全省報紙多達二十家，許多報紙言論激烈，更助長批判政府的情緒。
選舉和開放輿論，使許多城市菁英分子及中產階級，滿懷著對政治革新及社會進步的希望，但是省級高級官員與陳儀本人，對一九四六年秋後日益惡化的社會經濟情勢麻木不知，他們的生活和領導方式依然故我。
陳儀渾然未覺
陳儀身兼台灣的行政長官和警備司令，比任何一省的省長權力都大。他最大的失策是沒有在行政官員和當地士紳間，建立起非正式的溝通管道，以致於對社會現況一無所知。
陳儀拒絕和本省人交往，對台灣人的怨言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包圍他的全是諂媚拍馬、報喜不報憂之徒；他們從未向陳儀報告島內經濟惡化、社會人心趨向暴力的狀況。陳儀對工作狂熱，日夜守在辦公室中，卻從不到全省各處巡視察看民情，不但對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一無所知，對一般城市居民心中存在的緊張以及對前途的失望感，更是毫無領會。
五、控制經濟嚴重失策
陳儀政府還有一個最大的失策，是擴張公營事業、嚴密控制經濟發展。不過他把台灣幣制與大陸幣制分開，因而使台灣免於陷入高度通貨膨脹的絕境。
但一九四七年春天，台灣物價開始飛漲，尤其是稻米、食油以及日用品。物價飛漲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肥料，糧種及能源、運輸費用昂貴，使農業及其他各種物品的產量，無法達到戰時水準。
曲於政府人手短缺，未能徵收足夠的稅金以應付開支，只得大量印製鈔票，而引起通貨膨脹。大部分消費用品又控制在公營的專賣機構手中，政府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除黑市交易。
經濟衰退自然引起社會秩序混亂，犯罪案件大增。一九四六年夏秋，綁票、謀殺、竊盜案接連不斷，令警方無能為力。失業的人愈來愈多，尤其是城市更為嚴重。
再加上一九四六年，由亞洲各地及太平洋島嶼遣返了將近十萬名台籍人士，他們大多數在日本軍隊中服役，回來後找不到工作，只有全島流竄，變成了罪犯，造成社會問題。
除了經濟及社會的困境之外，本省人與大陸人在語言、文化上有極大的差異。語言障礙更加深了台灣人和大陸人的誤解和彼此厭惡的情緒。
沈入淪亡深淵
雖然一九四六年春天的選舉，帶給台灣人一些經濟復甦、政治革新和公平聘用公務員的希望，但是對於城市住民和台籍菁英分子而言，一般的生活條件仍然每況愈下。
一九四七年初，物價飛漲和社會混亂已無法控制，台灣就像一個火柴盒子，隨時可以燃燒爆炸。有關中國即將和美國及蘇聯作戰，以及為了償還巨額的軍備債務，中國已將台灣出售給美國的謠言，在坊間喧騰一時。一位美國領事人員形容當時台灣的情形是：「逐漸沉入淪亡的深淵。」
然而，一九四六年除夕，陳儀的電台廣播演說中，卻充滿了太平錦繡的氣象。他忽略了只要有一點小火花，即可能引燃一場大暴動；他也完全不知道，以政府薄弱的力量，根本無法維護社會的安寧和紀律。
六、「二二八事件」開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台北專賣局據報有一艘載運大批私菸的船隻將在淡水起貨，等到緝私員到達時，只剩空船。
由於查緝無果，緝私人員於黃昏時分前往太平街(現延平北路一帶)查詢，在天馬茶房附近和女菸販林江邁發生爭執。當時圍觀群眾很多，都為菸販不平。後來查緝員用槍托敲破女菸販頭部。鮮血直流，激起公憤，群眾向查緝員攻擊，情勢十分危急。一位查緝員掏出手槍示警，又誤殺了一位旁觀者陳文溪。
當晚九時左右，群眾又擁至市警察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躲藏在內的凶手當街槍斃。整個晚上，群眾沿街打鑼號召，盡情鼓噪。有關此一事件的消息，馬上傳遍了全台北市。
第二天早上，市民罷工罷市，聚集在各處警察分局和專賣局分局，毆打外省籍職員，焚燒房屋，殺死兩名公賣局職員。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二時，有一隊人以鑼鼓為前導，襲擊長官公署，另外一批人占領廣播電台，向全省廣播。
警察為了保護長官公署，不得不開槍鎮壓，結果殺死了兩名暴徒，幾名暴徒受傷。這件事很快傳遍了大街小巷，暴徒繼續搗毀機關和外省人經營的商店，見到外省人立刻毆打或虐殺，許多外省人紛紛逃避。
此時，鄰近的基隆、板橋等地民眾聽到廣播，立刻響應台北的暴動。數日之內，暴動波及桃園、台中、嘉義、台南、高雄、花蓮、屏東等地。成群結隊的激進分子包圍警察，衝進機關，年輕人劫奪槍彈武器。在街上、車站，只要見到大陸來的外省人，不問情由，立刻毆打凌辱，外省人被毆傷致死者，不計其數。
這時候，警備司令部不得不宣布臨時戒嚴。
血腥鎮壓無法避免
三月一日，市面紛擾的情形更甚。由參政員組成的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派出代表黃朝琴等，到長官公署謁見陳儀，提出五項要求：一、立即解除戒嚴令，二、開釋被捕市民，三、下今不准軍警憲兵開槍，四、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五、請求陳長官對民眾廣播。陳儀一一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政府並撥台幣二十萬元給死者家屬，傷者五萬元撫卹。但是民眾並沒有安靜下來，激進分子乘機大肆活動，胡作非為。
陳儀遵約於三月二日(星期日)解除戒嚴令，並且組成處理委員會，邀請各界人民代表參加處理善後。可是許多異議分子拒絕加入處理委員會。他們組成各種不同的團體，向行政當局提出一些激進要求。許多學生和工人領袖也參加了活動。
三月六日下午，陳儀再次向全省台胞廣播，聲言長官公署將改為正常的省政府，各廳長儘量任用本省人。處理委員會也發表聲明，以後絕不打外省同胞，希望同胞一心一德，改革台灣政治。這次運動除了改革政治、肅清貪官污吏外，並沒有其他任何要求。
三月八日，情勢逐漸平靜下來。三月八日處理會向當局提出三十二項要求，其中有幾條相當駭人聽聞，令當局難以接受。雖然處理會於第二天自動推翻前日所提出的要求，但是增援的國軍已由大陸開到基隆，一場血腥鎮壓已箭在弦上。
二二八事變中最主要，而最具共同特色的，就是那股無法宣洩的怒氣－－台灣本省的菁英分子和城市住民對經濟衰敗的怒氣，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對失業的怒氣，甚至流氓地痞和不良分子也有他們對政冶社會的怒氣。
雖然共產黨員謝雪紅對鼓動台中民眾，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沒有任何證據證實參加暴亂的人是受到共產黨的教唆。
暴動的活動分子也只是要求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之下自治，並沒有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政權。
但是，我們的研究顯示，該次事變很快就發展成為具有某種「叛變」特色的暴力行為，因為對於正在和共產黨做殊死戰的國民政府來說，他們正感受到極大的威脅。
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和維護全島的安全，他們決定採取超出對地方性小型暴亂的鎮壓範圍，而以大型叛亂的方式處理。
事變之初，陳儀的態度是妥協與讓步的，但是他的努力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在三月的第一個星期中，異議分子的要求愈來愈激進，反而使政府採取鎮壓的手段。在政府決定軍隊鎮壓中，蔣介石先生應該是主要的人物。他認為在這個與共產黨作戰的生死關頭，採取嚴厲手段以消除後患，是必要的措施。
作者對此事在道德方面的爭論有兩點看法：一、把複雜的道德問題分開，專心一致討論事變的真相。二、此次事件與其說是一場善惡之爭，還不如說是一場悲劇。
彼此懷恨促成悲劇
事變的基本原因仍是兩種看法的差異。
國民黨一直在尋求一種合乎儒家之道，以三民主義為綱領，使中國統一現代化的途徑。它對野心侵略中國、無情殘害同胞的日本人恨之入骨，因此對任何崇拜敵人的中國人感到怒氣沖天。國民黨相信溫和漸進的民主化，他們很單純地認為，台灣只不過是中國的一省，應該完全接受中央的領導。
台灣人則長期以來接受日本教育，很自然地接受了日本式的生活標準。光復以後，他們希望在自己的省分當家作主，有較多的權利，分享自己所創造的資產。
這兩種不同的看法是造成彼此懷恨的原因，也是發生二二八悲劇的真正來龍去脈。
事變後，政府將陳儀調回大陸，擔任浙江省主席，後來他因為陰謀投共被捕，解送到台灣。一九五０年六月十八日，陳儀因叛國罪被槍決。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得政權，國民黨退守台灣，整個二二八事件似乎被凍結了。然而，三十多年來，凡是親身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莫不對國民黨和政府鄙視懷恨。
這種怨恨培育出以打垮國民黨統治、讓台灣脫離中國變成另一個獨立政權為中心思想的台獨運動。許多台灣人在事變之後，因怨恨國民政府而加入台獨組織。但是由於台獨組織內的派系之爭，以及一九五０年後的現實情勢，許多人又因理想幻滅，而離開了台獨組織。
事變之後，國民黨由沉默轉為指責共產黨和野心勃勃的台灣人是「二二八」的罪魁禍首；政府拒絕討論事變的真相，以致於迭遭批評。
二二八事變使國民黨重新調整對台灣的想法。許多政府官員努力建設台灣為全中國現代化的模範省。新政府很快解散了公賣制度的王國，並且公開拍賣一些公產，鼓勵自由市場與私人企業，地方選舉變成一年一度的慣例。
國民黨積極主動地修改治理台灣的各種政策，勵志革新的決心，一部分是二二八事變帶來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