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常有人問我：「張國安，看你的長相，應該是來自一個不錯的家庭吧！」我聽了不禁啞然失笑。
我出身貧寒家庭，自小就飽嘗生活拮据的壓力，因此深深覺得：自己必須比別人加倍努力，才能出頭，才能脫離困境、脫離貧窮。
佃農之家
我的祖先在明末清初從福建遷到台灣，定居內湖，世世代代過著清苦的佃農生活，到我已經是第七代了。
張氏家族到我父親的時候尤其貧困。何以如此，要從我祖父談起。
我的祖父張丹枝是一位非常富有進取心的人，除了耕田之外，也兼賣木炭，後來生意越做越大，就自己買林子來燒木炭，家中經濟一時改善不少。可惜因為勞累過度，祖父在三十五歲的壯年就病倒了。當時身為長子的父親張茂已只有十四歲，無法接手祖父的生意，連帳都沒辦法收，幾年下來，不但錢財盡失，還背負債務，整個家就這樣沒落下去。祖父一病五、六年，終於在四十一歲時撒手人寰。
我的母親郭乖是祖母的遠房親戚，六歲時就搬到祖父母家，準備日後嫁給比她小一歲的父親。祖父生病時，母親負起家庭的一切擔子，十幾歲的年紀，不但要照顧祖父，還要煮飯給當時還為祖父工作的六名工人吃，同時也必須像男人一樣地做田裏的工作，非常辛苦。
由於祖父久病不起，親戚們希望家中能辦件喜事，以改家運，父親與母親於足在這種情況下結婚了。
常時母親二十歲，父親十九歲。不幸第二年，祖父還是去世了。
佃農的生活令人心酸，每年節收穫八○%以上必須繳給東家，剩下的錢根本不夠生活，必須靠打零工來添補家用。而東家來收租時，態度往往十分冷酷，也喜歡挑毛病，說我們的穀子乾度不夠等等。如果收穫好些，別人看我們耕的地有利可圖，就向東家送紅包，把我們趕走，使我們備嘗顛沛流徙之苦。
我的身世就是這麼清寒，因此我從小就有強烈的進取心，深深覺得：除非自己比別人加倍努力，否則無法出頭，也不能脫離困境、脫離貧窮。
姊妹賣作童養媳
我花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是家中的長子，上有兩個姊姊，下有一弟一妹。大姊一出生就賣給人家當童養媳，開始她悲苦的一生。二姊出生時，因為家中需要人手，所以才被留下來。
小妹出生時，我正好六歲，已經慢慢懂事，心中很喜歡她，可是因為家裏太窮了，妹妹一落地，又被別人抱走，賣作童養媳。我哭了好幾天，一到晚上睡覺時就想起，想起了又哭，母親也哭，也傷心。
由於家貧，我在五歲時，就必須在清晨四點起床放牛。上了小學，每天上學時必須挑農作物走七、八公里的路到市場，先把東西賣了，才到學校。放學回到家，水都來不及喝，就得趕緊到田裏幫忙。放假的時候，遠得幫人扛木頭，賺幾毛錢的工資。父親很嚴格，凡事部要求我們做得很好。
當時因為赤腳做事，腳常常凍傷、全膿，導致指甲脫落，手指甲也因為在田裏除草而脫落。即使是這樣也不能休息，只能任憑傷口爛了又好，好了又爛。
再怎歷苦也撐下去
一而在生病，也不知是什麼病，可能是太勞累了。有一天，母親把我和姊姊、弟弟叫到床前，哭著告訴我們，她沒有辦法了，身體很不舒服，覺得撐不下去了，母子哭成一團。母親躺了將近三年才好轉，而當有父親也病了七、八個月。
這一連串的苦對我日後的個性影嚮很大。以後凡遇困難，我都告訴自己，再如何也不會苦過從前，以前都撐過了，現在還害怕什麼呢？
小學五年級開始，我的求知慾越來越強，主要是因為知道讀書不容易。人對越得不到的東西就越想得到。我那時一心想脫離困境，也就比別人用功。
放牛的時侯是我唯一能夠讀書的時間，我已經養成了放牛時必看書的習慣，因此每本書都有牛的味道。當時和我一起放牛的同伴有現任億昌塑膠董事長的游雅懷，自由日報社長吳阿明，以及信芳毛刷董事長方八音。
游雅懷的家境比我好得多，他同時是一個勤於學問的人。在我艱困的求學過程中，不管是在學業或經濟方面，他都給予我許多適時的幫助。我們後來成為台北工業學校（台北工專前身）的校友。他讀土木，我學機械。
對機械發生興趣
我對機械的興趣也始於小學五年級。那時我必須挑稻穀到輾米廠，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機器，覺得非常神奇，只要把穀子倒進去，米就出來了，真是奇怪又有趣。
小學畢業之後能夠繼續升學，可說是應了天時、地利、人和。父親原本因為經濟因素，反對我繼續讀書。結果那一年，田裏的收穫特別好，而家裏養的母豬也生了七、八頭小豬，賣得了一筆錢。加上叔叔與鄰居的遊說，父親終於答應讓我繼續升學。
當我為不能升學而悲傷不已時，一位年輕的日籍老師北村先生安慰我：「你啊！不一定要唸書才能出頭。如果你做事，不論大小都能做得很完美，就能夠出頭。即使是做車伕、清道夫，如果能做到世界第一，別人就會看重你，一有什麼事情就會交給你，於是機會就一個一個的來到，你也就可以一步一步走向成功之路。」
全力以赴追求完美
雖然北村的話當時絲毫未減輕我的悲傷，但卻深深影響我日後做事的態度。我要求自己不論做任何事，都要全力以赴，追求完美。
初中兩年畢業之後，文面臨升學的難題。我對機械本來就很有興趣，當時又看到許多工業產品問市，心中覺得要唸工科才有出路，於是很想去投考台北工業學校。父親反對，學校也反對。較方的顧慮是，我沒有參加補習，萬一落榜，將影響老師的考績。
這次叔叔又幫了大忙。他告訴父親：「讓他去考吧！反正他沒有參加補習，沒有準備，考不上的，到時候他自然會死心，免得他現在天天傷心。」結果家裏給了我報名費，游雅懷幫我出了車資，我順利地參加了考試。
從報名的人數來看，每七名考生可錄取一人。但我們後來才發現，日本考生有保障名額。因此對台灣人來講，實際上二十多人才能錄取一名。
初入社會
雖然競爭激烈，我還是考上了。但在當時的經濟情況下，對父母而言，繼續唸書實在是一項很大的負擔。當別人為考不上而流淚時，我卻因考上了不能唸而哭泣。最後我們採取折衷的辦法，我放棄日間部，改讀夜間部，利用白天工作。
每天放學後，為節省車資，我從學較跑一個多鐘頭的夜路回家。當時也不覺得苦，心想只要能唸書就好了。過了半年，父親花兩塊錢買了一部破舊的腳踏車給我，我高興極了。當時的心情，比現在買一部凱迪拉克還高興。
工業學校畢業之後，我以技術員的身份進入台灣農機公司。由於表現優異，原本六個月的現場實習，我四個月就提前結束，並連續兩次獲得特別晉升，在二百多名新人當中，只有我得到這項殊榮。當時，我的薪水提高到超過政府規定的標準，因此遭到糾正，後來廠方將超出的部分改以加班費方式給付，政府才不再干涉。之後我開始設計機器，台農一號脫穀機就是由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共同設計的。
不要事後補救
在台農，我發現技術人員都相當敬業，對自己的技術也非常具有權威感。而當時的師徒制度，對培養一些比較需要熟練度的技能，例如車床、木工、模具工等，確實非常有效。因此當我在民國六十二年到七十三年之間擔任全國職業訓練金監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及在三陽服務的期間，都常運用這項制度來訓練人才。
當時台農負責管理技術的是一位林姓日籍課長。他對管理的工作有獨到的看法。他說，如果一開始就把工作做得很完美，就不需要事後的修正或補救工作了。如果事先沒有計畫好或做好事情，以後的修正工作就更費時，也等於是「製造無謂的工作」，增加工作成本。我覺得很有道理，以後就常以這個故事勉勵員工：要減少工作量，方法之一就是把事情做好，不要製造事後補救的工作。
離開台農，是因為看不慣日本人的歧視台灣工人，不准我們喝開水，因而與上司大吵一架後，不顧廠長的一再挽留，拂袖而去。當時我才十八歲，或許是血氣方剛吧！
鄉村公務員
離開台農時，美日交戰方酣，日本軍事工業亟需人才，因此從台灣徵召大批技術人員。我因為離職，因此也接到召集令。當時被徵召的共有兩百多人，必須到日本航空廠支援。幸虧內湖鄉長郭華讓先生的幫忙，使我成為公務員，才逃過一切。當時被召集的人當中，有一百二十多名在基隆乘船準備前往日本時，遭盟軍攻擊，船毀人亡，無一倖免。
我到了內湖鄉公所報到，開始四年的公務員生涯。起先從總務做起，負責文書及一切對外聯繫與協調的工作，這對我日後與政府往來，及協調業界各種不同的意見幫助很大。
我也擔任過農務、稅務，以及會計等工作。主要是因為我肯做事，事不分大小從不計較，因此每次有部門缺人手，都找我去支援。當時，我感到所學實在不足，因此還到當時唯一的高中夜校－成淵高中去讀了四年的書。同時一有空，就到松山圖書館借書回家看，大約每兩天看完一本，館內的書，不分天文、地理，或共他學科，我大概都看過了。
同事們稱我「萬能博士」，並不是因為我什麼都懂，而是對任何問題，我都願意去查、去深入研究，為他們尋求答案，而自己也因此獲得不少知識。
郭鄉長用人有他獨到的一面。他常說：「我們辦公務的，不但要有內才，也必須有外才，這樣人家才看得起你。」我覺得很有道理。每次有上級到公所巡視，他一定帶領所有職員在門口迎接。貴賓一到，他就喊「立正！」然後對貴賓說：「請看這是內湖第一流人物。」我身高一公尺七十三，但在二十多名職員當中，僅排名十一。
郭鄉長在折衝地方派系之爭方面也頗具長才。他把各村不同派系的人都找來鄉公所服務，由於他獨到的政治與交際手腕，大家都相處和諧，少有爭執。如果派系發生衝突，他就請同一地方出身的職員來解決。我從他身上學到不少做事的方法。
台灣光復以後，日本人被遣送回國，一時國內師資缺乏，我於是也執起教鞭，成為國校老師。
生命轉捩點
第二年的暑假，一天晚上，當時內湖鄉的鄉長謝水柳先生到家裏來，鼓勵我轉到商界，比較有發展。謝先生與二場前董事長黃繼俊先生是師範學校的因學，常到台北黃繼俊開設的慶豐行與他聊天。
謝先生看慶豐行經營了幾年，非但沒有起色，反而越做越困難，就勸黃說：「事情是要靠人做的，你沒有人，再怎麼做也做不好。」當時慶豐行的人，不是黃繼俊的親戚，就是他的學生。黃繼俊於是要謝水柳幫忙找人。就這樣，謝水柳找到了我。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我來到台北，進入慶豐行，在我一生事業的旅程中，跨出了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