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週年紀念日。從中共領導人的角度來看，這自然是值得大肆慶祝的日子，然而，從老百姓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使人思之黯然的日子。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占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一生，或至少是大半生。也就是說，從我們懂事開始，就被籠罩在中國共產黨的影子下。
在大陸，至少這四十一年，老百姓都是在中共的影子下過活的。在香港，老百姓也間接在中共的影子下，到了九七年，所有不離開香港的人，還得直接在中共影子下過活。
從沒出息到沒見識
在台灣，過去四十一年，也一直在與中共的鬥爭中，也就是在中共「武力犯台」的威脅下過活，即使到了海外，只要是中國人，只要關懷中國，仍不能不面對中共政權。
中共七十年，不管我們是喜歡它、是厭惡它，都得在它的影子下生活。因此，我們實在不能不瞭解它、認識它。
記得好像是哲學家牟宗三先生說過：三十歲以前的人如果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出息；五十歲以後的人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見識。這句話在過去的時代是相當適用的。
社會主義平等的理想，若不是使人廢寢忘食地追求，那麼這個人真是沒有出息。在我們年輕的時代，難道就要相信人應該壓迫人，應該剝削人，窮人是天生地受苦，富人就是天生地應該騎在窮人頭上嗎？
然而，五十歲以上的人，還相信社會主義嗎？敝人是覺悟得晚，到了四十歲，才終於大澈大悟。因為感到社會主義平等的理想雖好，但太高超的理想未必照顧到人的天性自私以及人天生智愚之不同，而最重要的，是這種追求平等理想的手段－－通過黨組織的力量、以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來實現，實際上都是在製造絕對權力。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以絕對權力去追求理想，而且不問老百姓是否認識到這個理想，都要迫使數以億計的人民跟從掌絕對權力者去追求理想，這是否公平？到最後，理想本身逐漸不再有意義，有意義的是權力本身。掌絕對權力者所要追求的「社會主義」不過是一張皮，骨子裡是絕對權力。
因此，個別的共產黨員，有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和氣的、講道理的，然而一進入權力框架，在黨的絕對權力一元化領導之下，就只能合起來做一些損害人民利益的事。個別、甚至大多數都是好人，合起來即要做壞事。這就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合起來」的毛病，而「合起來」，就是共產黨這個組織。
劉賓雁的反省
然而，我對此的覺悟都非常晚；直到文革後期才看得清楚。在這之前的二十多年，即從中共建國初期的良好印象一直延續下來，出了毛病也為它解釋辯護。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在中共建國初期的幾年，大多數老百姓確是非常滿意的。作家劉賓雁在「九十年代」七月號上有一篇文章「從我的一生看中共」，就提到：「從失業到有了永遠不會失業的鐵飯碗；從物價高漲到物價穩定；從盜匪橫行到夜不閉戶；一身布衣的廉潔幹部取代了人們痛恨的貪官污吏；吸毒、賣淫和賭博等現象也消失了。中國人一百年來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獨立，民族自尊得到了滿足，人們把這一切都歸功中國共產黨，把一切黑暗、醜惡和苦難都算到國民黨的賬上。」
然而，劉賓雁又寫道：「其實，中國人的自由縮小，是和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出現同時開始的，有意思的是中國人根本沒注意到這件事。中國共產黨政權自行逮捕他認為是反革命的人；自行解散和查禁它不喜歡的社會團體；命令除它自己報刊以外的所有報刊停刊，甚至使所有的法律不再生效……而所有這一切並沒有事先徵求任何人的意見。……四十幾年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向西方國家說，中國有自己的人權概念，那就是人的生存權利。這話也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因為在一九四九年，中國人確實曾經以付出自己的自由代價換取了溫飽和太平。但是十年以後他們就發現，一旦失去自由，生存也很快成了問題。」
劉賓雁所說的十年後，當是指大躍進、大煉鋼鐵的一九五八、五九年。那時候因為人民沒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渠道，因此中共領導人得以蠻幹到底，結果，「三面紅旗」(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使中國大陸至少餓死了二千萬人－－生存也成了問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一天，當人們歡慶第一個國慶時，劉賓雁說，「我驚異地發現我的心情並不興奮，甚至有些黯然。在以後很長時間裡，我不能理解這是為什麼。四十幾年以後我才弄明白，原來那是因為當時我已在解放區生活過幾年，已經嚐到了中國共產黨政權下的生活並不那麼自由和幸福。……我在潛意識中有了一點預感；這個共和國的成立，無非是把那種使人可以活下去，但不會活得快樂的狀況推廣到整個中國去罷了。」
因此，現在許多中共元老仍在緬懷共和國的黃金童年－－五十年代的氣象，但事實上，那時候，大陸人民已經付出了自由作代價了。
那麼，更早一點的延安時期，中共這組織是不是比較好呢？我去過延安參觀(一九六五年、七二年)，當時對中共領導人鬧革命的精神，也實在佩服得五體投地。
司馬璐理想破滅
然而，近年揭露的王實味以言獲罪，最後被處決的事，給我們「延安整風」另一個圖景。而一九三七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並到延安生活過的司馬璐，在七月號「七十年代」上寫的一篇文章「中共七十年，我的半世紀」，更詳細說了一些延安生活的內幕，以及他理想的破滅。
司馬璐自幼是孤兒，後來被兄長的一些左派朋友引導和指點，讀了一些馬列理論的書，又讀了中共的文件。「那時我直的逐漸相信中國共產黨是代表窮人利益的黨，人人平等，救國救民，改造世界……。那時傳達文件的同志就站在身邊，我要當場讀完(靠強記，不能筆記)。我每讀一個文件，都有飄飄然的感覺(大概就同吸毒差不多吧。)」
後來司馬璐入了黨，他寫道：「我自幼是孤兒，沒爹沒娘，我當時把共產黨當作自己的家，死心塌地跟定了這個黨。再不久，我就去了陝北。」
司馬璐談到他在延安的日子，「有時倒楣，有時風光，真實的情況確是如此。做了共產黨員，身不由己，要聽從黨的安排和指揮。我在那個時期好似一塊木料，領導當然是工程師，有的領導說，我屬於棟樑之材，有的領導說我只適合搭草棚，有的領導說我只配劈柴火化。他們分別主宰了我的不同命運。……凡屬於重點培養加工施肥的幹部，有時可能平步登天，有時也可能無辜被打入地獄。」
直到中共建國後，到今天，還在鼓吹雷鋒精神，也就是要當黨的螺絲釘。而「黨」就是由領導人來決定要你當什麼的組織。
後來由於司馬璐處在一個非常可怖的地位，他被迫只有一個本能的求生慾望－－逃。脫逃後他仍無意與共產黨作對。「這時我對共產黨的朋友，基本上還是友善的。但我逐漸發現，我能「容共」，而共產黨已經絕對容不下一個異己。他們的方法，一是孤立，二是打擊，三是造謠。」
司馬璐終於在「上海解放時」逃來香港，在香港辦「展望」雜誌，並編著「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十二巨冊。
類似巫教的邪教
在自述了他的一生與中共的關係之後，司馬璐總括他的反省：「早期的中共黨人有不少我所尊敬的理想主義者。共產主義作為政治學說之一，也是可以研究的。然而共產黨這個組織，都是種類似巫教的邪教。」
「由於是一種邪教，他們把領袖宣傳得是神的化身」，「一切罪惡都可以打著黨和領袖的旗幟，對黨員和人民操生殺大權」，由於是邪教，所以「共產黨不准許黨員和人民有獨立思想，只許黨員做工具，做機器人」，「由於是一種邪教，所以共產黨必須要黨員和人民相信：你們是有原罪的，例如小資產階級思想……」。
這種邪教的統治，從延安時就開始了。建國後更推展到全國，實際上對黨員與人民都在施行精神奴役。最後，使黨員和人民只會用各種狡猾的手段與黨的領導周旋，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辦法之一。大多數人民都不思反抗，或得過且過，或為了自己找出路，找辦法，只要貓不見了，老鼠就往外站，都變成了刁民。
現在，黨員和人民相信邪教的已愈來愈少了，被黨整到快死時還認為自己是革命的，還要求平反，要求恢復黨籍的人，是愈來愈少了。然而，面對這個五千萬黨員的超級政黨，習慣了要聽從上級的命令(儘管執行時可以靈活處理)，不思反抗，這種精神奴役所帶來的後果，仍留在絕大多數的黨員以至人民身上。而這都是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的重大障礙。
(李怡為「九十年代」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