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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黨七十年,騙局七十年

文 / 李 怡    
1991-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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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黨七十年,騙局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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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週年紀念日。從中共領導人的角度來看,這自然是值得大肆慶祝的日子,然而,從老百姓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使人思之黯然的日子。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占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一生,或至少是大半生。也就是說,從我們懂事開始,就被籠罩在中國共產黨的影子下。

在大陸,至少這四十一年,老百姓都是在中共的影子下過活的。在香港,老百姓也間接在中共的影子下,到了九七年,所有不離開香港的人,還得直接在中共影子下過活。

從沒出息到沒見識

在台灣,過去四十一年,也一直在與中共的鬥爭中,也就是在中共「武力犯台」的威脅下過活,即使到了海外,只要是中國人,只要關懷中國,仍不能不面對中共政權。

中共七十年,不管我們是喜歡它、是厭惡它,都得在它的影子下生活。因此,我們實在不能不瞭解它、認識它。

記得好像是哲學家牟宗三先生說過:三十歲以前的人如果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出息;五十歲以後的人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見識。這句話在過去的時代是相當適用的。

社會主義平等的理想,若不是使人廢寢忘食地追求,那麼這個人真是沒有出息。在我們年輕的時代,難道就要相信人應該壓迫人,應該剝削人,窮人是天生地受苦,富人就是天生地應該騎在窮人頭上嗎?

然而,五十歲以上的人,還相信社會主義嗎?敝人是覺悟得晚,到了四十歲,才終於大澈大悟。因為感到社會主義平等的理想雖好,但太高超的理想未必照顧到人的天性自私以及人天生智愚之不同,而最重要的,是這種追求平等理想的手段--通過黨組織的力量、以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來實現,實際上都是在製造絕對權力。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以絕對權力去追求理想,而且不問老百姓是否認識到這個理想,都要迫使數以億計的人民跟從掌絕對權力者去追求理想,這是否公平?到最後,理想本身逐漸不再有意義,有意義的是權力本身。掌絕對權力者所要追求的「社會主義」不過是一張皮,骨子裡是絕對權力。

因此,個別的共產黨員,有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和氣的、講道理的,然而一進入權力框架,在黨的絕對權力一元化領導之下,就只能合起來做一些損害人民利益的事。個別、甚至大多數都是好人,合起來即要做壞事。這就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合起來」的毛病,而「合起來」,就是共產黨這個組織。

劉賓雁的反省

然而,我對此的覺悟都非常晚;直到文革後期才看得清楚。在這之前的二十多年,即從中共建國初期的良好印象一直延續下來,出了毛病也為它解釋辯護。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在中共建國初期的幾年,大多數老百姓確是非常滿意的。作家劉賓雁在「九十年代」七月號上有一篇文章「從我的一生看中共」,就提到:「從失業到有了永遠不會失業的鐵飯碗;從物價高漲到物價穩定;從盜匪橫行到夜不閉戶;一身布衣的廉潔幹部取代了人們痛恨的貪官污吏;吸毒、賣淫和賭博等現象也消失了。中國人一百年來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獨立,民族自尊得到了滿足,人們把這一切都歸功中國共產黨,把一切黑暗、醜惡和苦難都算到國民黨的賬上。」

然而,劉賓雁又寫道:「其實,中國人的自由縮小,是和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出現同時開始的,有意思的是中國人根本沒注意到這件事。中國共產黨政權自行逮捕他認為是反革命的人;自行解散和查禁它不喜歡的社會團體;命令除它自己報刊以外的所有報刊停刊,甚至使所有的法律不再生效……而所有這一切並沒有事先徵求任何人的意見。……四十幾年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向西方國家說,中國有自己的人權概念,那就是人的生存權利。這話也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因為在一九四九年,中國人確實曾經以付出自己的自由代價換取了溫飽和太平。但是十年以後他們就發現,一旦失去自由,生存也很快成了問題。」

劉賓雁所說的十年後,當是指大躍進、大煉鋼鐵的一九五八、五九年。那時候因為人民沒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渠道,因此中共領導人得以蠻幹到底,結果,「三面紅旗」(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使中國大陸至少餓死了二千萬人--生存也成了問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一天,當人們歡慶第一個國慶時,劉賓雁說,「我驚異地發現我的心情並不興奮,甚至有些黯然。在以後很長時間裡,我不能理解這是為什麼。四十幾年以後我才弄明白,原來那是因為當時我已在解放區生活過幾年,已經嚐到了中國共產黨政權下的生活並不那麼自由和幸福。……我在潛意識中有了一點預感;這個共和國的成立,無非是把那種使人可以活下去,但不會活得快樂的狀況推廣到整個中國去罷了。」

因此,現在許多中共元老仍在緬懷共和國的黃金童年--五十年代的氣象,但事實上,那時候,大陸人民已經付出了自由作代價了。

那麼,更早一點的延安時期,中共這組織是不是比較好呢?我去過延安參觀(一九六五年、七二年),當時對中共領導人鬧革命的精神,也實在佩服得五體投地。

司馬璐理想破滅

然而,近年揭露的王實味以言獲罪,最後被處決的事,給我們「延安整風」另一個圖景。而一九三七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並到延安生活過的司馬璐,在七月號「七十年代」上寫的一篇文章「中共七十年,我的半世紀」,更詳細說了一些延安生活的內幕,以及他理想的破滅。

司馬璐自幼是孤兒,後來被兄長的一些左派朋友引導和指點,讀了一些馬列理論的書,又讀了中共的文件。「那時我直的逐漸相信中國共產黨是代表窮人利益的黨,人人平等,救國救民,改造世界……。那時傳達文件的同志就站在身邊,我要當場讀完(靠強記,不能筆記)。我每讀一個文件,都有飄飄然的感覺(大概就同吸毒差不多吧。)」

後來司馬璐入了黨,他寫道:「我自幼是孤兒,沒爹沒娘,我當時把共產黨當作自己的家,死心塌地跟定了這個黨。再不久,我就去了陝北。」

司馬璐談到他在延安的日子,「有時倒楣,有時風光,真實的情況確是如此。做了共產黨員,身不由己,要聽從黨的安排和指揮。我在那個時期好似一塊木料,領導當然是工程師,有的領導說,我屬於棟樑之材,有的領導說我只適合搭草棚,有的領導說我只配劈柴火化。他們分別主宰了我的不同命運。……凡屬於重點培養加工施肥的幹部,有時可能平步登天,有時也可能無辜被打入地獄。」

直到中共建國後,到今天,還在鼓吹雷鋒精神,也就是要當黨的螺絲釘。而「黨」就是由領導人來決定要你當什麼的組織。

後來由於司馬璐處在一個非常可怖的地位,他被迫只有一個本能的求生慾望--逃。脫逃後他仍無意與共產黨作對。「這時我對共產黨的朋友,基本上還是友善的。但我逐漸發現,我能「容共」,而共產黨已經絕對容不下一個異己。他們的方法,一是孤立,二是打擊,三是造謠。」

司馬璐終於在「上海解放時」逃來香港,在香港辦「展望」雜誌,並編著「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十二巨冊。

類似巫教的邪教

在自述了他的一生與中共的關係之後,司馬璐總括他的反省:「早期的中共黨人有不少我所尊敬的理想主義者。共產主義作為政治學說之一,也是可以研究的。然而共產黨這個組織,都是種類似巫教的邪教。」

「由於是一種邪教,他們把領袖宣傳得是神的化身」,「一切罪惡都可以打著黨和領袖的旗幟,對黨員和人民操生殺大權」,由於是邪教,所以「共產黨不准許黨員和人民有獨立思想,只許黨員做工具,做機器人」,「由於是一種邪教,所以共產黨必須要黨員和人民相信:你們是有原罪的,例如小資產階級思想……」。

這種邪教的統治,從延安時就開始了。建國後更推展到全國,實際上對黨員與人民都在施行精神奴役。最後,使黨員和人民只會用各種狡猾的手段與黨的領導周旋,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辦法之一。大多數人民都不思反抗,或得過且過,或為了自己找出路,找辦法,只要貓不見了,老鼠就往外站,都變成了刁民。

現在,黨員和人民相信邪教的已愈來愈少了,被黨整到快死時還認為自己是革命的,還要求平反,要求恢復黨籍的人,是愈來愈少了。然而,面對這個五千萬黨員的超級政黨,習慣了要聽從上級的命令(儘管執行時可以靈活處理),不思反抗,這種精神奴役所帶來的後果,仍留在絕大多數的黨員以至人民身上。而這都是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的重大障礙。

(李怡為「九十年代」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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