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在日前編列八十一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時，決定暫緩興建原已定案的北宜高速公路，結果引起一場政治紛爭。紛爭的重點在此一緩建措施，究竟是為了「懲罰」當地反六輕運動，還是因為宜蘭地方發展條件不足，所以沒有興建高速公路的立即需要。
其實，台灣地區到底應該建多少高速公路、應該建在那裡、以及何時興建才屬適當等，這類問題一向就備受爭議。
行政部門則似乎從未試圖從制度與政策改革上，找出更客觀的決策途徑，反而往往視高速公路的興建為繁榮地方，甚至攏絡居民的政治手段，以致興建高速公路的政治意義，有時竟然超過其經濟意義。北宜高速公路的決定興建，正是顯著例子。
然而，這畢竟不是合理的決策方式。根據現行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審辦法的精神，像高速公路這類「重大」公共投資案，至少須先通過社會成本效益分析後，才有可能納入預算內編列。只是以往決策部門輕忽成本效益分析工作，故許多重大建設計畫，都是決策者決定推動在先，再以成本效益分析虛應故事於後。
於是在缺乏完整成本效益分析的支持下，關於重大公共投資的興建或緩建決定，往往也就提不出令人心服的數據與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