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兩岸領導人這次歷史性的會面雖已順利落幕，但「人散曲未終」，會中突顯那些兩岸尚待解決的問題，以及會後對兩岸關係發展可能產生的影響，仍有許多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
第一，「馬習會」不是一項突如其來的「即席創作」。在對岸方面，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早在1995年1月30日發表「江八點」時，就在其中提出了「兩岸領導人會晤不需借助國際場合」的主張；但從當時以及隨後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看，雙方根本不存在領導人會面的必要條件。但在馬總統於2008年執政並採取與大陸和解的政策後，兩岸關係取得前所未有的進展；而有關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可能性，遂成為政府從事大陸政策設計，並委託學者智庫研究思考的一個重要議題。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開APEC領袖會議，我方認為在對岸占有主場優勢的情況下，不需另起爐灶，只要運用既有的規範，就可以讓兩岸領導人自然見面。遺憾的是，大陸卻以在「國際場合」為由，關閉了這扇難得的機會之窗。僅管如此，馬總統事後還是多次強調，針對兩岸領導人會面一事，他的態度是「不排除，也不強求」。
和平紅利，兩岸和解制度化
第二，「馬習會」得以順利成局，除了因為雙方都帶有「求同存異」的認知外，也都把會面視為兩岸和解進程所產生的一項「和平紅利」。不可諱言，經過長達66年的隔海分治，兩岸領導人能首次共聚一堂，當然有助於馬習二人的歷史定位；但「馬習會」的價值不能只看個人，而必須要看全局。對於馬總統而言，「馬習會」是對他執政以來推行大陸政策的肯定。馬總統不但希望卸任後國民黨能持續他的路線，也希望為下任執政者搭建一座兩岸高層互動的和平之橋。
對岸主動釋出善意是「馬習會」成局的關鍵。因此，對岸的動機更值得深加探究。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顯然希望藉此宣示，維持兩岸和平發展關係，仍將是他主政之下，中共對台政策的主軸。習近平希望持續兩岸交流，但強調只有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交流才能取得「合作共贏」的成果。面對即將到來的台灣大選，習近平釋出這項訊息，明顯是針對選後的台灣新領導人而發，並意圖透過「馬習會」的國際傳播，讓這項政策訊息取得「國際認證」。
我們把「馬習會」視為「和平紅利」，是確信和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兩岸對話從過去「海基」「海協」兩會高層，經過兩岸事務部門主管，到目前兩岸領導人的會面，可以說是兩岸和解的制度化，又大大向前邁了一步，這是兩岸多年互信累積的成果。
第三，「馬習會」從策劃、協商到召開的過程，在在凸顯兩岸關係的特殊性質。在國際政治研究領域，以元首或行政首長為主體之間的直接談判，被視為是一種「個人外交」（personal diplomacy），討論的都是攸關結盟或和戰原則等重要問題。
地點到議題，經過精心安排
雖然這種類型的外交談判，因為政府最高階層的直接接觸太過顯眼，不適於談判的順利進行，且不容易調整、妥協或改變本身的立場，而難以取得具體成果，故常為職業外交家所詬病；但仍有學者認為：「元首及政府首長也不是永遠不應參與談判。在特殊的情形下，他們出現於重要的和平會議可能是無從避免。由於他們負責通盤的政務，因此對於各種問題可能有更深遠的看法，對於問題的最後解決可能更有益。」
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難以在國際舞台推動上述的「個人外交」；台灣內部的政治生態也很特別，許多正常的情況被視為異常；而有些異常的情況，也因積非成是，而被莫名其妙地「合理化」。因此，這次「馬習會」舉行的地點、參與者的身分和稱呼，以及討論的議題等相關事務，都是經過一番精心設計的安排。兩岸以領導人身分互稱「先生」，並選擇在新加坡舉行，就是強調對等和尊嚴。
再以會面的程序來說，雙方同意全程分三個階段展開：第一是馬習共同面對媒體的談話，強調的是和諧，故不使用刺激對方的字眼；第二是雙方代表團的閉門會談；第三是雙方主談者會後分別接受媒體記者答問。在第二和第三個階段中，雙方皆可暢所欲言，各自表達立場。更重要的是，有別於一般國際外交場合的高會議慣例，「馬習會」沒有簽訂協議，也沒有發表聯合聲明。
第四，由於「馬習會」為眾所關注的重大事件，故雙方都體認必須釋出相當的透明度。然而，基於「祕密外交」和「外交秘密」兩者的區別，雙方也理解，讓協商的過程太早曝光，還是弊多於利的。尤其處在台灣選前的政治氛圍下，如果「馬習會」會前就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則兩岸領導人的首次會面能順利召開嗎？僅管如此，馬政府為了避免陷入「黑箱作業」的批評，不僅在會前會後做出公開對外說明的承諾，也表示願意破例在國會提出報告，最後甚至把閉門會的相關文件都公諸於世。
沙盤推演，歷經三項考驗
湯恩比曾說，人要了解他的過去，才能知道他現在的處境，才能規劃他的未來。從歷史學的觀點全盤檢討「馬習會」的召開，個人認為馬總統這次與會的決策過程，可說歷經了「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和「後果判斷」的三項考驗；換言之，決策者不但掌握了所有相關的資訊，並且擬訂了各種因應對策來進行沙盤推演。
例如，「馬習會」雖不是為了選舉而設計，但其對選舉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國內國外的反應，都在考量的情境當中。雖然馬總統在開場白只提「一中」未提「各表」，以及隨後轉述對岸「部署飛彈非僅針對台灣」的說法，遭到國內反對人士的強烈指責；但就個人所知，馬總統在行前幕僚的準備作業中，曾舉歷史文件強調「九二共識」與「一中各表」之間不可切割的關係。換言之，只有對「一個中國」內涵擁有「各自表述」的空間，兩岸才能擱置爭議、共同發展。至於提出飛彈問題的動機，想必是為了藉機傳達台灣民眾對中共對台用武的不滿和疑慮。我們認為，聽其言不如觀其行。反對者實在不必斷章取義，藉題大做文章。
相反地，我們認為大家應把注意力擺在「馬習會」對於兩岸關係現實和未來發展產生的影響。形式上，「馬習會」的成局，意味著兩岸和平發展關係的鞏固和深化；而實質的意義則是，兩岸領導人的會面，已為雙方執政當局，提供了一個解決難題和危機控管的平台。
除此之外，我們發現習近平在會中的表現，不但充滿了高度的自信，並且釋出相當的力道，來展現其「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行事風格。面對這樣強而有力的談判對手，明年台灣選後的新領導人，當務之急應是認清現實，理性思考如何借力使力，來充分運用「馬習會」留下的政治資產，為台灣內政建設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