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改組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李登輝總統出任會長，新聞界形容這是文復會的「第二春」。
所以稱「總會」，因為將來各地要有「分會」，組織規模似乎不小；所以稱「運動」，自然是在一段持續的時間內，要密集安打做一些事。
這樣是否就能創造「第二春」呢？
以「第二春」祝望文復會的工作順利、成功自無不可，但嚴格來講，這樣的說法有語病，因為文復會恐怕從來就沒有過「第一春」。
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一百零一誕辰紀念日，先總統蔣公發表「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指出倫理、民主、科學為中華文化基礎，並指示復興文化、重光大陸的努力方向。當時參加典禮的人士聯名建議政府，將每年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發起文化復興運動，次年七月二十八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正式成立，蔣公擔任會長，孫科、王雲五、陳立夫為副會長，委員自然是把黨政軍學和社會各階層菁英一網打盡。
這樣「身世顯赫」的大機構成立已二十四年了，當然不會沒有做任何事，但若認真檢驗，我們不能不說：績效不彰！
績效不彰的原因不只一端，主要的一點恐怕是當年成立這個機構時，動機是政治的，不是文化的。箭頭瞄準政治目標，怎麼可能射中文化的靶子？
原來那時中國大陸正在搞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殘酷、荒謬，令世人震駭。台灣既以「中國文化的守護者」自任，則推動「復興中華文化」自屬應有之義；無如當時我們太著眼於政治上的功利，這個運動不過是反共統戰活動的一環，掛帥的是政治，文化是配角罷了！
搖擺中度過二十年
和政治比較，文化向來只是無關緊要的配角。在政治需要妝點打扮時，才把文化拿出來擺設。這話絕非厚誣當道，君不見當年在教育部下新設「文化局」，招人馬、置房舍、訂方案，轟轟烈烈，但不旋踵間，忽然把這個機構撤銷了。
然而過不多久，又在行政院下設立「文化建設委員會」，衙門更大了，但是前任主委陳奇祿卻抱怨無權無錢，「只能辦辦大型書展」。正在各方納悶的時候，卻又傳出政府要成立「文化部」了。這那裡是對文化有誠意的樣子？
高舉「復興文化」大旗的文復會，就在政府毫無章法的搖擺中過了二十多年，而我們「文化」敗壞的程度，也跟著江河日下。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文復會成立二十年，副會長陳立夫向新聞界表示「無力感」。他說，近年來文復會提出許多好的方案，大家都沒有認真做，譬如，「我們要推行倫理道德，而電影、電視節目中對於誨盜誨淫部分，仍然有時會傳播；我們要推行民主法治，而民意機關則暴戾亂法；我們要推行勤儉建國，而社會奢侈之風反日見其甚。」
陳立夫的話在邏輯上有問題，如果上述毛病都沒有，我們的「文化」就很健康，用不著要「復興」了。不過無論如何，它代表文復會的負責人，承認他們的工作沒有效果。
其實，什麼是「文化」？解釋、界定這兩個字，可能就要寫一本書，至於「復興」也者，更不是某一個機關團體能單獨做到的，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們的「文化」弄成今天這個樣子，由總統任會長、代表官方的文復會卻脫離不了干係。
抓緊政治放任經濟
這話有兩層意義：其一、官方既然把「復興中華文化」的招牌扛起來，做不到自然要受檢討；其二、我們的「文化」現狀，很多弊端是官方造成的。
國民政府遷來台灣後，因新敗於中共，聞「異論」而心驚，為求政局的穩定，力求言論和行動之一致。於是特立獨行者相與匿跡，寅緣攀附者一片鼓噪，寖假以還，遂塑造成政治權力高於一切的「社會意識」。
當局雖在政治上抓緊，但在經濟上放任，工商界人士經營致富，也帶動了國家的全面經濟成長，唯大家追求財富，卻又使台灣成為金錢為主導的社會，錢財幾乎成為喚量一切價值的標準。
政治人物結交資本家，企業界「商而優則仕」，於是政治和經濟合流，演變成今天的「金權政治」。執政黨的內訌、國會的燦爛、行政部門的腐化、地方政風的不堪聞問，豈是無因？
在上者沒有理想、沒有原則，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則市井小民怎能不受感染？於是玩股票的玩股票，做投機生意的做投機生意，聲色犬馬的聲色犬馬，實在兜不轉了，綁架一個人就能弄一億。這樣的社會，倫理云乎哉？道德云乎哉？
一句話截斷第六倫
這麼說，似乎把問題太簡化了，但是政冶是社會的上層建築，上樑不正下樑歪，廟堂之上的人如果勾心鬥角，爭權攘利，而要平民大眾揖讓謙退，恂恂君子，那不是苛求嗎？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所以復興文化的第一批對象應是朝廷中人，然後才及於黔首百姓。
這裡舉一個例子：十年前，李國鼎先生鑒於一般人只講究傳統「五倫」的關係，對陌生人則無禮又無理，這是社會的亂源，所以他倡導「第六倫」，也就是「公德」。那時筆者正服務報館，認此事值得提倡，曾請同仁訪問李先生和一批有道之士，寫了整整一版的文章，準備大力鼓吹。
病情延誤十年
但是文復會一位副會長向蔣總統告狀，認為中國傳統只有五倫，現在冒出第六倫來，是「違反」中華文化，與「復興」之意自屬相背。這麼一來，李國鼎的提議和我們一整版的文章，就此胎死腹中。十年後的今天，李先生舊話重提，卻仍有「時代意義」，受到很多人的認同。他的藥方是否有效固然要經過臨床試驗，但當年至少他已找到病源，提出診斷書，只因為政治人物的一句話，耽誤了十年的治療期。
今天代表文化面的各種社會問題，可說百病叢生，很多都是政治問題的併發症，而李總統出任文復會會長，仍想透過政治力量左右文化現象，依舊把政治看作「體」，文化視為「用」，以這樣的心態和作法來復興文化，恐怕很難。
談文化，今天大概要認真考慮一下「政教分離」的問題，承認文化的獨立價值，承認文化是政治追求的最終目的而非手段。如果政治能解決國家的問題，我們的國家強調了幾十年的政治，早就把問題解決了，何必再來談文化？
文化復興委員會成立二十多年，我們的文化卻一天比一天更需要復興，當道豈能不想想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