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改組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李登輝總統出任會長,新聞界形容這是文復會的「第二春」。
所以稱「總會」,因為將來各地要有「分會」,組織規模似乎不小;所以稱「運動」,自然是在一段持續的時間內,要密集安打做一些事。
這樣是否就能創造「第二春」呢?
以「第二春」祝望文復會的工作順利、成功自無不可,但嚴格來講,這樣的說法有語病,因為文復會恐怕從來就沒有過「第一春」。
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一百零一誕辰紀念日,先總統蔣公發表「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指出倫理、民主、科學為中華文化基礎,並指示復興文化、重光大陸的努力方向。當時參加典禮的人士聯名建議政府,將每年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發起文化復興運動,次年七月二十八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正式成立,蔣公擔任會長,孫科、王雲五、陳立夫為副會長,委員自然是把黨政軍學和社會各階層菁英一網打盡。
這樣「身世顯赫」的大機構成立已二十四年了,當然不會沒有做任何事,但若認真檢驗,我們不能不說:績效不彰!
績效不彰的原因不只一端,主要的一點恐怕是當年成立這個機構時,動機是政治的,不是文化的。箭頭瞄準政治目標,怎麼可能射中文化的靶子?
原來那時中國大陸正在搞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殘酷、荒謬,令世人震駭。台灣既以「中國文化的守護者」自任,則推動「復興中華文化」自屬應有之義;無如當時我們太著眼於政治上的功利,這個運動不過是反共統戰活動的一環,掛帥的是政治,文化是配角罷了!
搖擺中度過二十年
和政治比較,文化向來只是無關緊要的配角。在政治需要妝點打扮時,才把文化拿出來擺設。這話絕非厚誣當道,君不見當年在教育部下新設「文化局」,招人馬、置房舍、訂方案,轟轟烈烈,但不旋踵間,忽然把這個機構撤銷了。
然而過不多久,又在行政院下設立「文化建設委員會」,衙門更大了,但是前任主委陳奇祿卻抱怨無權無錢,「只能辦辦大型書展」。正在各方納悶的時候,卻又傳出政府要成立「文化部」了。這那裡是對文化有誠意的樣子?
高舉「復興文化」大旗的文復會,就在政府毫無章法的搖擺中過了二十多年,而我們「文化」敗壞的程度,也跟著江河日下。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文復會成立二十年,副會長陳立夫向新聞界表示「無力感」。他說,近年來文復會提出許多好的方案,大家都沒有認真做,譬如,「我們要推行倫理道德,而電影、電視節目中對於誨盜誨淫部分,仍然有時會傳播;我們要推行民主法治,而民意機關則暴戾亂法;我們要推行勤儉建國,而社會奢侈之風反日見其甚。」
陳立夫的話在邏輯上有問題,如果上述毛病都沒有,我們的「文化」就很健康,用不著要「復興」了。不過無論如何,它代表文復會的負責人,承認他們的工作沒有效果。
其實,什麼是「文化」?解釋、界定這兩個字,可能就要寫一本書,至於「復興」也者,更不是某一個機關團體能單獨做到的,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們的「文化」弄成今天這個樣子,由總統任會長、代表官方的文復會卻脫離不了干係。
抓緊政治放任經濟
這話有兩層意義:其一、官方既然把「復興中華文化」的招牌扛起來,做不到自然要受檢討;其二、我們的「文化」現狀,很多弊端是官方造成的。
國民政府遷來台灣後,因新敗於中共,聞「異論」而心驚,為求政局的穩定,力求言論和行動之一致。於是特立獨行者相與匿跡,寅緣攀附者一片鼓噪,寖假以還,遂塑造成政治權力高於一切的「社會意識」。
當局雖在政治上抓緊,但在經濟上放任,工商界人士經營致富,也帶動了國家的全面經濟成長,唯大家追求財富,卻又使台灣成為金錢為主導的社會,錢財幾乎成為喚量一切價值的標準。
政治人物結交資本家,企業界「商而優則仕」,於是政治和經濟合流,演變成今天的「金權政治」。執政黨的內訌、國會的燦爛、行政部門的腐化、地方政風的不堪聞問,豈是無因?
在上者沒有理想、沒有原則,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則市井小民怎能不受感染?於是玩股票的玩股票,做投機生意的做投機生意,聲色犬馬的聲色犬馬,實在兜不轉了,綁架一個人就能弄一億。這樣的社會,倫理云乎哉?道德云乎哉?
一句話截斷第六倫
這麼說,似乎把問題太簡化了,但是政冶是社會的上層建築,上樑不正下樑歪,廟堂之上的人如果勾心鬥角,爭權攘利,而要平民大眾揖讓謙退,恂恂君子,那不是苛求嗎?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所以復興文化的第一批對象應是朝廷中人,然後才及於黔首百姓。
這裡舉一個例子:十年前,李國鼎先生鑒於一般人只講究傳統「五倫」的關係,對陌生人則無禮又無理,這是社會的亂源,所以他倡導「第六倫」,也就是「公德」。那時筆者正服務報館,認此事值得提倡,曾請同仁訪問李先生和一批有道之士,寫了整整一版的文章,準備大力鼓吹。
病情延誤十年
但是文復會一位副會長向蔣總統告狀,認為中國傳統只有五倫,現在冒出第六倫來,是「違反」中華文化,與「復興」之意自屬相背。這麼一來,李國鼎的提議和我們一整版的文章,就此胎死腹中。十年後的今天,李先生舊話重提,卻仍有「時代意義」,受到很多人的認同。他的藥方是否有效固然要經過臨床試驗,但當年至少他已找到病源,提出診斷書,只因為政治人物的一句話,耽誤了十年的治療期。
今天代表文化面的各種社會問題,可說百病叢生,很多都是政治問題的併發症,而李總統出任文復會會長,仍想透過政治力量左右文化現象,依舊把政治看作「體」,文化視為「用」,以這樣的心態和作法來復興文化,恐怕很難。
談文化,今天大概要認真考慮一下「政教分離」的問題,承認文化的獨立價值,承認文化是政治追求的最終目的而非手段。如果政治能解決國家的問題,我們的國家強調了幾十年的政治,早就把問題解決了,何必再來談文化?
文化復興委員會成立二十多年,我們的文化卻一天比一天更需要復興,當道豈能不想想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