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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崇的和不應該崇的洋-看我們學界、國會和新聞界人士的誠信問題

文 / 張作錦    
199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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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崇的和不應該崇的洋-看我們學界、國會和新聞界人士的誠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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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基金會」以沛然莫之能禦的聲勢,橫掃深秋的台北政壇。五院院長參加酒會,花籃從旅館大廳排到馬路,募款一夕間數以億計,美國總統布希夫婦也來了賀函……,在在使人「印象深刻」。

可是在基金會成立的前兩天,白宮新聞官戴維森卻在華府公開宣布:「那封賀函是假的。」他說,布希夫婦沒有寫過信給民主基金會,也未曾為該基金會成立道賀。他認為,在台北公開的那封「賀函」,是用了布希總統簽名的應酬信,改打了祝賀民主基金會成立的字眼,並更換了日期。

白宮新聞官敢於公然作這樣的說明,總應該有點根據。看報上刊出的「賀函」,上面印就的三行字,是不著邊際,「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客套話,接著下面有打字機打的一句賀詞:「祝民主基金會成功」。發信日期是十一月十二日,而基金會六日以前就收到了。

真假賀函引發疑慮

基金會執行長丁守中教授解釋說,「賀函」確是白宮的東西,不過不是布希總統寫給基金會董事長關中的私人信函(letter),而是一般的公關函件(Social note),是魏萼教授弄來的。魏專則說,這封「賀函」,他跑了三趙美國才弄到,至於從那兒弄來的,怎麼弄來的,一直沒說清楚。

顧名思義,「民主基金會」成立的目的自然在於推展國家的民主化。但是有人不信,認為骨子裡還是「政爭」。即使是「政爭」也沒有什麼不得了,因為民主社會的政治人物,本來就要展現各自的政治理想、主張,供人民選擇,不「爭」就沒有選擇,未必是好事,只要守住遊戲規則,「其爭也君子」就行。

倒是有些人,包括區區在內,對於布希「賀函」的真偽,深為關切。因為「民主基金會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組合,參加者以學界和政界人士為主,這些人就是中國自來所謂的士大夫,他們是社會的中堅,人民之表率,一言一行為天下式法,社會倫理規範是靠他們維繫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就是這個意思。因為他們責任重大,地位崇高,所以社會對他們品格的要求也嚴於常人。

在這種背景下,那封「賀函」的真偽就不是小事,因為我們既不知道究竟,就不敢確定將來「民主基金會」的那一件事、那一句話是可信的。基金會一天不澄清此事目我們的疑慮就一天不能消除。

再往深一層想,「基金會」成立於台灣,影響於中國,與新大陸甚少瓜葛,為什麼要弄這樣一封「賀函」呢?又何勞魏萼教授跑三趟美國呢?跑了三趟而只有這樣的「成果」,就尤其令人感喟。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百年積弱,先是洋務,後是務洋,一舉一動,要看外國人的臉色行事,要找外國人撐腰,寖假以還,乃有「崇洋媚外」之譏。「民主基金會」之成立,乃中華民國民主大業之盛事,布希總統為民主國家之領袖,若申致祝賀之忱,亦為應有之義,我們誠不敢以小人之心揣度「基金會」諸君子。

崇洋未必是壞事

不過,「崇洋」也未必一定就是壞事,有些外國的洋,反而是應該「崇」的,譬如美國學術界對知識真誠的注重。舉一小例:寫文章引用別人的研究成果,一點結論、幾句話,都要註明出處,否則就是剽竊,就是說謊,就要受指摘了。

美國人當然會有說謊的,但是也會有人追究。在台灣讀者中頗有名氣的幽默作家包可華(Art Buchward),不久前告了派拉蒙影片公司一狀,指它的出品「前來美國」是脫胎於他一九八二年所寫的文章「做一天國王」,結果包先生打贏了官司,大概可從那部影片的利潤中分到五百萬到一千萬美元。

不管時代怎麼變,不管在那種環境裡,誠實大概還是最好的政策。

布希總統「賀函」的真偽問題,在國內的報紙上熱鬧了一陣子,但比立法院「敷衍風波」熱鬧的程度,那是小巫見大巫。

立法院長梁肅戎的「敷衍」事件,若謂說了這句話,但他堅決不承認;若是沒說,卻又不敢檢驗錄影帶,最後且在壓力下道了歉。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是近來政壇上又一個「羅生門」。

如果梁肅戎說了這話,只是小錯;若說了而不承認,就是大錯。政治人物手握國家利益,民眾幸福賴之,不誠信如何了得?

也許有人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外國政治人物未必就誠實。當然不錯,像在歷史上將永留大名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因為說謊,而被迫離開白宮。三年前競選總統的參議員哈特,因掩飾與金髮模特兒唐娜賴斯的私情,黯然退隱;另一參選的參議員白登,因競選演說中引用他人的語句未加說明,也只好退選。

防錯與改錯

外人看來,美國的國會議員非常神氣,可是人家的紀律約束也很嚴。他們的「道德委員會」可不像我們國會三院的「紀律委員會」,不打老虎不拍蒼蠅,形同虛設。

七月底,美國參議院開院會,「道德委員會」主席海弗林參議員,向院會報告調查同僚明尼蘇達州參議員杜倫伯格行為失檢的經過--他隱瞞了演講費的收入,並且虛報旅費。全體參議員開始審判,唱名投票,結果以九十六票對零票,通過「譴責」,並且決議杜倫伯格必須捐出九萬五千美元超收的演講費給慈善機構,另外也必須賠償虛報的三萬多美元的旅費,外加利息。

「判決」之後,杜倫伯格聲淚俱下的說:「這個經驗對我而言,是一項重大的教訓,我請求你們的寬恕……。」很多參議員上前跟他握手,似乎真的寬恕了他。一位參議員說,「我們都是凡人」。凡人就難免犯錯,但錯要能改,而且重要的是,要有有形的制度、無形的輿論,使容易犯錯的凡人不敢故意犯錯。犯錯的洋我們不必崇,但防錯和改錯的洋則不妨崇之。

對「真假賀函」和「敷衍風波」兩件事,新聞界不僅勇於報導,也勇於表示意見,傳播媒體居於「第四權」的地位,這本來是應該的。但是,新聞界請捫心自問,誰敢丟第一塊石頭?我們的大眾傳播事業在新聞報導上沒有錯誤?沒有聳動?沒有歪曲?我們在評論上真的正心誠意,沒有好惡、沒有偏私?新聞界今天在社會上所受的批評,絕不比其他行業少,而在受信任的程度上,大概也不比其他行業多。我們監督別人誠信,誰來監督我們?

一九八一年,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庫克,報導一個八歲孩子染上毒癮的故事,獲得新聞記者最想要的榮譽--「普立茲獎」,但後來發現這個報導是捏造的,「郵報」立即解聘記者、退還獎金,並在第一版上發表聲明,向讀者道歉。

一九八七年美國爆出「軍售伊朗」事件,七月諾斯中校在國會「受審」,紐約時報在報導中有點錯誤,在無人揭發的情形下,「時報」第二天主動在第一版上另撰一千多字新聞更正。

新聞界提高自律水準

我們的報紙上每天登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電傳打字機上二十四小時劈劈啦啦傳來世界各地的即時動態,我們的新聞界早已國際化了,在自律方面,也要能達到國際水準才是。

立法院「敷衍風波」期間,聯合報曾做了一次民意調查,問受訪人那些人最應該誠實,結果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新聞界名列前茅。再問那些人最不誠實,結果也是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和新聞記者名列前茅。至於知識界的誠信如何,對這兩個問題作答的人都很少。雖然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但民眾對他們似乎很陌生,或者說他們沒有得到應受的重視。

不知這種調查下次會什麼時候做?結果會如何?

本文出自 1991 / 01 月號

第055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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