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前，大家都分析錯了。
那時候，雖然戈巴契夫已經開始改革蘇聯，觸動東歐的變因，但學術界及輿論界權衡大勢後，仍普遍認為，德國要統一，困難重重，代價太大，既不可能，也不值得。
西德民眾和政治領袖雖然支持統一(民意調查七二%)，但並不相信自己有生之年能目睹統一的實現(同一調查八０%)。
鄰邦更恨不得德國永遠分裂，唯恐納粹的噩夢再起。法國人有句刻薄的名言：「我太愛德國了，愛到希望它有二個。」
儘管如此，西德人民仍然在二十年前就為統一這「萬一」鋪路，邁開務實、理性又不失理想的腳步……。終於在蘇聯默許下，東歐爆發民主革命，柏林圍牆傾覆，為德意志統一踢出臨門一腳。
「很多人像在作夢一樣，而這不是作夢，這是有二十年實際上的準備，心理上反而沒有準備，」不久前從德國考察回來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委馬英九說。
更難得的是，正當蘇聯、中國大陸在改革的泥路上掙扎時，德國人可能是第一個將共產主義社會，和平過渡到民主社會、市場經濟的國家。
實現這個史無前例的統一大工程，並不容易。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英、法、蘇四強占領德國，共產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對壘，開啟冷戰時代，一九四九年德國一分為二，東邊是蘇聯控制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東德)，西邊是美、英、法培植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FRO；西德)。
為統一留下伏筆
中國的分裂源於內戰，德國的分裂起因在外力介入。但西德當時的政策，仍和台灣類似，就是「反共」與「漢賊不兩立」。
西德第一任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稱東德為「蘇聯占領區」，拒絕承認，在國際上則強調西德是德國唯一合法的代表，彼此僵持不下，造成雙方都無法加入聯合國。
後人研究這段德國歷史，從艾德諾言行分析，有人覺得，這位總理已認定德國最後仍將分裂，之所以爭德國「法統」，壓根兒只是冷戰時代的策略運用，希望以此孤立東德政府，並號召東德人民反抗蘇聯的控制。
但一九四九年制定的西德「基本法」(Basic Law)，竟為四十年後德國統一預留伏筆。
稱「基本法」而不稱「憲法」，表示統一前的過渡。
西德並不以「東德民眾代表」或「民意代表不必改選」來維繫「基本法」的合法性與全德代表性，而明言在國家未統一前，西德國民自由選出的代表，為未能參加的德意志人民制定法典。
「基本法」二十三條更規定，東德任何個人或地區，有權隨時加入聯邦。使得四十年來，任何東德人民，只要走進任何一間西德領事館，即可取得西德護照和公民權，接受就業輔導，享有一切社會福利。今年十月三日德國統一，就是經由東德國會表決，援用西德「基本法」二十三條加入聯邦(西德)，使東德政權自動消失。
「基本法」為日後德國統一開了一扇窗，但整個五、六０年代，仍不出冷戰時期的對峙。一九六一年，東德甚至架起柏林圍牆，杜絕在此以前的十五年，為數三五０萬逃離東德的難民，這批「難民」，多為高級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包括促成德國統一的重要人物，現任外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
東進政策的突破
六０年代，也是西方民間社會反省的時代，年輕人反美、反權威、支持民權運動。一九六九年，布朗德(Willy Brandt)帶領西德社會民主黨贏得大選後，總結過去二十年冷戰時期「漢賊不兩立」芒的經驗，認為西德應「承認現實」，主動向東鄰(不限於東德)伸手，促進雙方互動與瞭解，降低對立，尤其避免阻絕德意志民族的鴻溝繼續擴大，這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突破冷戰缺口、開啟統一序幕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
「東進政策」不顧美國反對，在布朗德領導下，西德先後與蘇聯、東德、波蘭、捷克、保加利亞、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簽訂外交、貿易、交通等一系列條約，主要政策精神是放棄隔絕，「經由接觸促成改變」。
不過，在當時的布朗德眼中，德國統一仍只是「一個睡醒就消失的夢」。
東德當時一心獨立，對統一相當排斥；之所以願與布朗德政府妥協，無非希望換取經濟利益，及西德對東德獨立主權的承認。在逐漸和緩的氣氛下，分裂國家(one nation, two states)的新觀念形成，雙方在一九七二年簽訂「基本條約」(Basic Treaty)。
在「基本條約」下，東、西德同時在一九七三年加入聯合國(中共則在一九七一年排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雙方承認對方的國旗、國號、國界、政府以及合法地位，互派代表，密切對話。次第訂定各種條約，其中，單是一九七八年定案的兩地疆界協議，事前就經過四十四次正式談判。
一九六九年，西德的「兩德關係部」，也告成立(二十年後，台灣才有「大陸委員會」)，統籌二德關係，處理統一問題，「東進政策」後，兩德終於以二十年的時間，看清對方的意圖、動向，降低敵意。
東德獲得的實質利益，包括產品可免關稅進入西德市場，或經由西德，免稅直通歐洲共市。
西德每年還補貼東德整修希特勒時期建立的老舊高速公路網，加上旅遊收益，東德政府年進帳超過二十億馬克(約合三六０億台幣)。
踏實本土建設
接觸的大門一開，接著便是更廣泛的接觸。根據兩德協定，人民可以互訪。大量東德人，於是進入西德探親，一睹西德經濟奇蹟及自由社會的真貌。單是一九八八年，就有三百萬東德人進入西德探親。東德超過七成的電視，也可以收看到西德節目。
蘇聯之所以沒有橫加干預，因為經由西德，它也分享到貿易與經援的利益。
經由接觸，果然促成改變。東德人心思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終於等到蘇聯改革，柏林圍牆傾倒，統一已是水到渠成。西德的政、經實力，便適時在這緊要關頭，發揮效力。
不同於台灣，早年沈緬在「反攻大陸」的空想下，耽擱了對本土的長期建設計畫；德國人要求統一的方式務實得多，他們沒有在口號上浪費時間，四十年來，從二次大戰廢墟中重建政治、經濟、文化，終成歐洲頭號大國，貿易金額世界第一，外匯存底世界第三，更難得是兼得了高度社會福利與經濟成長。
此外，國防上也有足以自保的實力，厚植國力的結果，在統一的日子真正來臨時，才能果斷的承受起代價。
例如在一九八九年，三十四萬東德難民湧到西德定居，西德竟能在一年之內，經由蓬勃成長的國民經濟，創造出七十萬個工作機會，化失業的危機於無形。
統一後，單是第一年，西德政府就要多支付六百億美元，預算赤字可能刺激惡性通貨膨脹，但在西德央行及財經單位縝密的計畫及政策引導下，平均全國物價上漲率不超過四%，並不比台灣高。
新加坡航空公司在德國統一後，曾組織亞洲記者團到東德考察，走遍柏林、來比錫、德勒斯登(Dresden)等東德主要城市，沿途所見，一片平靜。德國人自律、精確、勤奮等民族特性，也在統一中產生功用(不同於中國大陸，東德人有幸不必經歷文化大革命對人性的扭曲)。
打出四張外交好牌
以今年七月二日的貨幣統一為例，一天之內，東德人民從一萬個銀行、警察局、郵局、旅遊辦事處等地，以弱勢的東德馬克，換取共達一千一百多億西德馬克的強大購買力。
未雨綢繆，商店早已儲存大量商品，準備應付搶購；銀行也備有大筆現金，以應付可能隨搶購而來的擠兌浪潮。但周詳的金融統一計畫，不知不覺間已消除民眾的憂慮，不但沒有搶購，也沒有擠兌。「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東」德馬德堡(Magdeberg)一位飯店服務生形容。
有家國營銀行曾預計貨幣統一的頭一個星期，銀行「最少」會被提走五八０億馬克，最後只提走了四五０億。「你不得不佩服德國人」在「西」柏林自由大學修博士學位的台灣留學生姚朝森說。
外力使德國分裂，也是統一最後障礙。這方面更需要靈活的外交手腕。
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德國主權屬於美、英、法、蘇四國共掌，如果這些國家不支持，或波蘭等鄰邦，對德國擴大領土野心的疑慮無法化解，統一必難實現。
緊要關頭，西德適時的打出四張外交好牌。第一張牌，統一後的德國，仍將堅守北約及西方陣營，使美、英、法等西方盟邦放下心頭大石；第二張牌，承認與波蘭之間奧德河及奈塞河的邊界(這片土地原屬德國，二次大戰結束時，波蘭趁機占領，逐走所有居住其間的德國人)，讓波蘭等鄰邦安心。
第三張牌，趁蘇聯全力進行經濟改造的機會，以超過百億美元經援和貸款為代價，向戈巴契夫交換德國留在北約陣營，撤離駐德國的三十六萬蘇軍，並承諾支援蘇聯經改，終於令原先持反對態度的蘇聯回心轉意；第四張牌，誓言將致力「大歐洲」的整合，柯爾總理有句名言，要使德國成為「歐洲的德國」，而不是使歐洲成為「德國的歐洲」，等於告訴世人，德國統一對他們有益無害。於是，統一的最後障礙，也告排除。
從自己開始
儘管德國這一過程中有政客的技倆，如柯爾總理希望藉「統一總理」的美名，確保在十二月二日的大選中獲勝，繼續執政四年，使統一計畫略顯冒進；也有「值不值得」的大辯論，龐大的財政負擔，十年內最少付出七七五０億美元，約為台灣GNP的的五倍；更有東、西德人被無形的貧富差距所分裂，階級對立等風險。
不過，歸納戰後德國復興的紀錄，研究毫不意外的幾乎指向同一個答案：初期有困難，但日耳曼人終將克服艱困，更強大的德國，只是時間的問題。
若以德國統一回顧海峽兩岸的政權和社會，無論兩地人口、土地面積比例、社、經基礎、政治成熟度，都差德國相當遠；但德國經驗最少有一點是可以移植的：談統一，得先從實實在在建設好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開始，逐步、務實而理性的瞭解對方，建立互利關係，承認彼此事實主權，在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只要大門敞開，時間終將解決統一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