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置身台北，可以明顯感受兩個背道而馳的趨勢；讓人驚異的是，這兩個趨勢竟發生在同樣一件事上。
一方面，共產世界的劇變帶來空前的震撼。緊接著東歐共產政權紛紛遭受唾棄，共產世界的老祖宗－－蘇聯，也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在葉爾辛的大力推動下，戈巴契夫採納了夏塔林的五百日改革方案，要大幅度廢除公有體制，積極建立以私有財產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因為，他們終於承認，人類社會還不曾找出在效率上足以取代市場經濟的經營體制。
管制開放不偏不倚
另一方面，過去三年來快速進行的經濟自由化與政治解嚴，已為台灣社會帶來空前未有的亂象。
治安敗壞、社會秩序混亂與金錢遊戲猖獗、資本大量外移、內外銷體系受挫，都被認定為自由主義大行其道所創造出來的不良後果。因此生活在此間的一般大眾望治心切，愈來愈期望見到一個大有為的政府，在其強力控制下，迅速收拾起亂象，重建社會與經濟秩序。
管制與開放本來就是極易滋生混淆的兩端，堅持一端日久生弊，便不期望面對另一端產生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