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報紙報導說，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呼籲民進黨同志對朱高正的組黨說明會不要鬧場，這是對的，但是他的理由是「不要理會朱高正，讓他自生自滅」，這就不對了。
不是自由人即無以言民主。而自由講究的是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為度。民進黨人可以不贊成朱高正的主張，當然更可以不參加他的新黨，但不能騷擾會場，不能丟雞蛋，更不能揮拳頭。黃主席勸阻黨員的立場應如此，而不是讓一個被開除的同志「自生自滅」。
這樣說實在卑之無甚高論，但民主自由也者本來就沒有太了不起的奧秘，八十七年前嚴復譯「群己權界論」就把西方這套基本概念介紹給中國人了。近一世紀的時間即將過去，我們還「界」定不了，可見民主自由是要練的，不是靠說的。
「叛黨」是罪惡？
朱高正第一場組黨說明會即遭杯葛，叫罵之外並饗以蛋頭和拳頭，外界以為是偶發事件。但是以後各場，到各地，都受到同樣待遇，這就不是偶然的了。民進黨中央解釋，這絕不是有人發動的、有計畫的行為；這是可以相信的。
就個人而言，我倒希望這是出於民進黨高層的指示，黨員遵命行事，這樣只能表示少數人不識大體，沒有器識；現在既然不是中央的授意，那麼眾多民進黨人心胸如此狹隘，如此缺少民主的修養，就更使人憂心和難過。
據媒體報導，民進黨人士抵制朱高正的主要理由，是認為他「叛黨」，這算什麼話？一個人因為政治主張相合而加入某一政黨，後來自己的主張變了，或者黨的主張變了，當然可以離去。這是政治行為的極普通規範，民進黨人那會不知？如謂「叛黨」是一種罪惡，試問民進黨黨員中有多少是原來的國民黨黨員？從前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一位幹事，現在是民進黨的秘書長了。
即使「叛黨」使人難堪，也未必一定要反目成仇。古人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朱高正除了要發「獎金」給民進黨，以感謝把他開除之外，還說了民進黨一大堆壞話，這是大可不必的。而民進黨人如果不睚眥必報，就顯示了可貴的容忍與寬恕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民主政治生存的基礎。
朱高正初進立法院，拳打南山猛虎，腳踢北海蛟龍，真是了得。但是他的惡劣示範也相當敗壞了政治和社會風氣，如今果然莠種長出莠苗。不過我們絕不可「欣慶」他得到「報應」，因為很多人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將不會比朱高正一個人在立法院的作為影響小。以暴易暴，非民主之道，亦非民主之福。
享權利盡義務
當年朱高正大鬧國會，有人認為這是他作為反對黨議員制衡執政黨不得已的行為，不如此就不能引起注意，而彰顯其反對的立場。在一定的環境下，這話可以理解，但不能無限引伸，因為若容許這樣的推論，最後可能所有的手段都是正當的。向朱高正扔雞蛋的人也可說，「不如此就不能引起注意」。實際上，不正當的手段並不能－－至少並不一定能－－達到正當的目的。
這樣的觀點和行為並不僅發生在少數人身上。郝柏村組閣，知識界辦反對軍人干政的遊行，其中若干人認為某一報紙報導「偏頗」，因而發表聲明，表示異議。聲明中的指責正確與否，可以訴諸公評，是另一回事，但作為一個職業新聞記者，而又頗為醉心民主政治，我個人不反對這個舉動。
民主政治的中心要求就是分權，不承認絕對的權威。誰享受了民主的權利，誰就必須盡民主的義務－－盡接受監督和制衡的義務。尤其執行以批評來保障民主的新聞界，更不應規避批評，而為民主運作樹一榜樣。但是聲明中卻要求公眾不要訂這家報紙，工商界不要登它的廣告，這就不無可議了。
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是相伴生的。二者的關係，盡人皆知，無待多言。今天在台灣，知識界也是一個有力量的階級，不讓報紙在自由市場的選擇下接受考驗，而以這樣的方式脅迫它，企圖使其報導和見解符合自己的標準和立場，這是違反言論自由理念的。同時，發表聲明的若干人士，替代讀者和客戶去選擇一份報紙，而無視於他們的判斷能力，也是與民主精神相左的。
兩年前，台灣開放了黨禁和報禁，解了嚴，跟著又結束了強人統治的時代，政黨一下子增加到數十個，於是國人不免祝望民主政治的翩然而來。可是兩年多來，社會卻是一片亂象，人民外移，資金外流，看不出有什麼中興景象。
虛心學，認真做
執政的國民黨口口聲聲要民主化，但內裡還有人想做強人，也有人以民主為幌子從事奪權鬥爭，奪到權是否能民主也很難說。至於在野黨，本是以反抗執政黨之不民主而崛起，但某些在野黨本身之不能容忍異見尤甚於執政黨。
許信良說民進黨三年內要執政。但執不執政要靠老百姓的選票來決定。而要老百姓投票先要使他們放心。依我的「偏見」，不以民主方式爭民主的黨，譬如拿雞蛋亂扔的黨，我可要多多考慮。
個人暫於美國工作，與中國大陸逃出的民運人士略有接觸，有些人之不合群、搶山頭、扣帽子、不客觀理性，種種不利於民主運動的行為，令人印象深刻。「人不民主也能爭取到民主嗎？」這是很多人的疑問。
大陸十一億同胞，目前自無民主自由可言。香港五百萬華人，有人說自由民主總有殖民地色彩；只有台灣兩千萬中國人，夠資格試驗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試驗的過程中一定要虛心的學，認真而又謹慎的做，才會有正面的結果。也就是說，先要造成民主的人，才能造成民主的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