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全國朝野人士追求憲政法治，中華民國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正日益受到注意。基本上，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畢竟，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成文憲法國家，在實施憲政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面臨一些憲法解釋上的問題。有了問題，就必須尋求解決，而在一個文明法治國家，除了尋求最終的司法解釋之外，那裡還有更好的法子呢？歐美國家早有了明白的先例。
然而，不幸的是，我國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一向功能未彰。從民國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公布施行以來，三十二年間，總共只做成了二百六十餘件解釋。平均一年大約八件。
面對一個法制尚未周備的社會，這樣的效能，無疑是不夠好。功能不彰的理由，當然很多；大自舉國上下不重法治，以致正確地請求解釋者少；小至大法官們過去出無車、住無室、工作欠缺助理……等，都是原因。當然，筆者認為真正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國家高層次的政治領導人，對於大法官會議扮演憲法解釋者角色之重要性，尚缺乏正確的認識。
不久之前，筆者曾有幸在台大校友會館參加台北律師之友會舉辦的一場演講會，主講人為司法院長(兼大法官會議主席)林洋港先生。阿港伯當時對大法官會議功能之提升，也表示了高度的關切；因此，他特別提出了一個構想，主張由司法院主動準備一份「大法官會議法修正案」，送立法院尋求通過，以使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應有大法官總額四分之三之出席，暨出席人四分之三之同意，方得通過」修改為「……三分之二之出席……三分之二之同意」，以求消除目前大法官會議釋憲功能不彰的現象。
簡單多數決
事實上，阿港伯的說法係基於一項錯誤地假設，即：釋憲之事，關係重大，因此一定要有大多數之大法官出席，大多數之大法官同意，才能做成，俾較能符合正義、公理……等法律目標。
如果三分之二真的能比三分之一更能保證其決議之公平正義的話，那麼我們無論如何是不應該放棄四分之三，來屈就於三分之二的。事實上，正因為不能，所以世界上各國之憲法法院(如：法國、義大利)或最高法院(如：美國)，對於憲法解釋案件之議決，都只要簡單多數決(二分之一)即可。畢竟，人非上帝，人所做成之決議，永遠不可能被保證絕對公平正義。
大法官會議也罷、憲法法院也罷、最高法院也罷，不過是人類自我創設的一個由法律專家組成之解釋憲法機構，授權其在憲法(與其他法律)有含混不清或不確定(ambiguity or uncertainty)時，斷然作成解釋，俾供全國人遵行而已。
大法官被期待之重點，在於做成其專業領域內最客觀、最符合憲法精神之「決定」而已。四分之三？三分之二？都一樣無差。所以，為了尋求較高的效能，只要求以二分之一簡單多數，作成決議即可。別忘記，即使是美國最高法院或海牙國際法院，許多世界知名的重大裁判，也都只是以一票之差作成裁判的。
我們的同胞中有許多人對「法治」這個字眼，仍然存有誤會。誤以為非等到法律周備了，才能「依法行事」；法律未周備之前，只好利用權力競賽來行事。誤以為一定要等到法官個個都公正廉明、學養見識能上比神明了，才肯服從法官的裁判；法官未達其理想水準之前，只肯自行其是，甚至公然向法院的裁判挑戰。
這實在是我們追求民主憲政時的一大危機與障礙。中國人必須趕緊建立起正確的「裁判文化」，然後各種憲政困難，包括：總統行事有無違憲妨礙了行政院長之職權？中央民意代表究應如何進退？主張台獨革命到底是否受言論自由之保障？……等永遠會不斷發生的問題，才能被期待獲得和平地解決。
(傅崑成為台大法律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