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承擔新挑戰
在中國歷史巨流中，朝代就在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循環中更換；在近代權力鬥爭中，昨日之友可能是今日之敵，今日之敵又可能是明日之友。在這一世紀烽火連綿與黨爭不斷下，中國人民就沒有過安寧的日子，中國也就沒有在國際上被尊重過。
做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只有強烈的向共產黨呼籲：面對當前世界潮流，儘快放棄「四個堅持」；同時也向國民黨呼籲：儘早放棄「三不」，雙方都要把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與中華民族的前途放在「黨爭」之上。
如果「理性」的調適，當前難以產生，那麼兩岸的疑慮，也許只有靠「時間」來減少。當中共老一代的領導班子過世後，中共也許就無法阻擋奄奄一息的共產制度。好幾位東西方世界的領袖都預測：在三、四年內，中國大陸勢必發生驚天動地的改革。
當天安門浩劫發生時，當「自由女神」的補給引發各種顧慮時，使一般人民再度深切地瞭解：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是一種軍事的行動，而是一種理念的傳播，而這一理念，在目前各種考慮下，只有靠民間以及透過間接的方式如探親、觀光、文化活動、學術交往、貿易與投資等來落實。
基於這種認知，在本文中，我要建議國民黨本身在承受「王永慶震撼」之時，應當勇敢地承擔一個新挑戰：自己以間接方式，去大陸投資。
二、六點理由
做為一個執政黨的國民黨，對大陸的落後與貧窮不能無動於衷，對共產本質的和平轉變，必須加速催化。
大陸是在國民黨人手中丟的，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四十年來一直說要「拯救大陸同胞」，當事實一再證明無法以軍事力量來兌現時，現在終於出現了絕佳的機會：可以透過投資、貿易、交流的和平方式來「轉變大陸」，國民黨自己怎可不把握住這種機會來率先示範？由於國民黨的間接投資一定會遵守政府規定的原則(如不從事高科技投資)，所以可以立刻採取行動。
我提出這個建議並不危言聳聽，是基於六點理由：
(一)沒有違反政府規定：國民黨是民間團體，透過間接方式，與大陸貿易或去大陸投資，是政府允許的。國民黨可依其黨營事業的經驗，在大陸樹立起投資金額、項目、地點及投資條件等規範。
(二)國民黨擁有雄厚的資金：例如目前正在籌設新銀行的開辦，何不把這筆巨額資金投向大陸？在台灣開銀行不一定獲利，還會引起「與民爭利」的批評；到大陸投資，經營良好，既可獲利，也可得民心。
如果虧損，那就是「學習成本」，正可以向台灣廠商提供第一手經驗，減少去大陸投資的一窩蜂。此外，國民黨投資的事業常常不以營利為目的，去大陸投資也發揮了非經濟功能。
(三)國民黨更擁有眾多的人才：一批參與台灣經建的功臣如李國鼎、蔣彥士、趙耀東等均可辭去「資政」、「國策顧問」等頭銜，擔任國民黨投資事業的顧問或在適當的安排下，對大陸提供最珍貴的技術指導。此外，退輔會投資事業中，也有很多幹部可供調用，這不正就是政府所倡導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一個方式嗎？
(四)有計畫地投資：大多數的「台商」在大陸經濟特區的投資，都是小本經營，游擊式地散處各地，帶去陳舊的機器，以吝嗇性的方式在管理，以撈一筆的心態去設廠，從事勞力密集產品的生產(參閱遠見雜誌四月號)。縱使這種經營方式，已經使大陸勞工大開眼界，懷羨慕之情，但這絕不是台灣所能提供的「最佳樣板」。
國民黨正可以其資金與人才，有計畫地選擇地區(如海南島、廈門、珠海，蘆溝橋特區……)訂定小規模與大規模投資計畫，初期當然以勞力密集、附加值低的產業為主，如果中共政權變質，經濟開放擴大，再推展大規模的投資計畫。
(五)國民黨的投資事業以完全正派的方式經營：支付合理的工資、規定合理的工時、提供合理的工作環境，同時要求合理的工作效率。大陸勞工不僅得到較好的工作待遇，也得到了應有的尊重，這才是市場經濟所能提供的最佳例證。
(六)取得對方讓步：目前個別分散式地投資，無法將民間資金、技術、管理、市場等因素凝聚，變成與中共談判的一個籌碼，如要求其加速實行私有財產制。
透過國民黨的投資事業可與中共當局商談籌設「台商投資區」的投資條件(一如王永慶的「九０一」專案)與其他改革。經過雙方簽約後，要去大陸投資的「台商」均可享受同等待遇，既增加安全性，也省卻個別簽約的煩瑣。
三、減少虧欠
農委會主任委員余玉賢極有創意地提出以民間方式，協助大陸人民改善其農業。政大校長張京育也呼籲政府應成立專責機構，對大陸中小私人企業予以協助，讓他們來對抗中共公營事業。二位的提議正吻合這一構想。
最近，執政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委徐立德接受經濟日報專訪時曾指出：經營黨營事業不能故步自封，迷戀過去。對社會需要的事業，即將合理、合法參與投資。這一前瞻性的看法，也正符合本文的提議。
當流亡海外的猶太人民相互勉勵「所有的猶太人對彼此有責任」時，我們要特別提醒在台灣的國民黨人：你們對大陸人民負有最多的責任，去大陸做有計畫的投資，正是減少四十年來內心虧欠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