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諮：要比趙紫陽走得更遠
一九八九年是世界發生歷史性巨變的一年，總的來說是民主戰勝獨裁的一年。對於世界人民和中國人來說，蘇聯東歐的變化和中國大陸的狀況一則使人喜，一則使人憂，喜中有憂。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間在北京發生的以學生為先導，由社會各階層人民廣泛參與的運動，是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上發生的最偉大的一次人民愛國民主運動。這次運動震撼了包括東歐在內的整個世界；但是不幸的是這個運動在中國大陸卻以「六四」屠殺這樣的悲劇結束了。緊接著匈牙利和波蘭發生了變化，柏林圍牆倒塌，保加利亞和捷克發生變化，直到羅馬尼亞的西奧賽古這樣的獨裁者垮台。這些變化導致了冷戰的結束。
這個趨勢是從六０年代開始的。七０年代後期獨裁政權在全世界紛紛瓦解，民主政體在許多國家逐漸確立。東歐的變化一方面是東歐人民人性的覺醒，是他們自己努力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蘇聯的改革開放有關。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也給了東歐人民巨大的鼓舞。中國人對於東歐蘇聯的變化感到無比的喜樂，但想到中國人自己的命運又感到非常的擔憂。
東歐與中國大陸相比有異有同。一方面，東歐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東歐國家一般達到人均收入(編註：GNP)三千美元以上，中國大陸只有三百美元左右；東歐人民普遍教育文化水平比中國大陸人民的水平為高；東歐人民所受到的西方民主法制傳統的影響也比中國人民所受到的大。
東歐與中國大陸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也不同，東歐國家較小，人口較少，受西方影響大；中國大陸相比之下就比較封閉，比東歐受西方影響較少。中共過去四十年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基本上是按照軍事共產主義、階級鬥爭的方式進行的。在這一點上，中共比蘇聯東歐走得更遠。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蘇聯、東歐有一點是共同的：幾十年的史達林主義極權政治和計畫經濟的實踐告訴人們，這種制度是扼殺人性的，人們沒有工作積極性，沒有效率，因此不變革就不能發展，但變革又意味著這種制度的瓦解。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的制度是一個高度集權的政治組織，把所有其他組織包括政治、立法、行政、司法、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甚至宗教組織和個人都控制起來的這樣一個體系。有人把它叫做全能主義體系，這種體系在戰爭狀態下可能有效，但是在和平建設年代卻完全沒有效率，解決不了複雜的政治經濟問題。這種體制如果不能分解，那麼最後必然是瓦解崩潰。如果能有效地分解，那麼就能向現代化發展。
改革前途充滿危險
波蘭的一位學者沙夫曾經講過，社會主義從理論上是給人民更大的民主與自由，但是人們言論沒有自由、通信沒有自由、居住沒有自由、擇業沒有自由，幾乎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沒有自由，表面上說是民主的，但實際上絲毫的民主都沒有。這樣的制度顯然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講不符合人性的要求。
所以這種制度不變是不可能的。中國大陸改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找到從共產體制到產權明確的市場經濟過渡的有效方式。經濟改革觸犯了經濟上的既得利益者。政治改革－－從一黨專政向容忍多元利益的制度過渡，也觸犯了很多在政治上享有特權的人的利益，引起他們的反對。
這些問題在東歐和蘇聯也同樣存在著。例如，東歐許多國家現在也找不到如何使公有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方式。這次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失敗還告訴我們，如果不進行政治上的變革，經濟變革是進行不下去的。政治改革如果沒有經濟改革作為基礎，改革的前途也是充滿了危險。蘇聯今後要是不注意這一點，也是很危險的。
「六四」以後，李鵬、姚依林推行的陳雲路線是一條保守倒退的路線。他們試圖重建計畫經濟，加強中央政府的經濟權力，這就使他們的路線與十年改革所形成的地方和企業大大增加的經濟權力相衝突，這種政策是施行不下去的。他們要著重發展國舊大、中型企業，壓縮鄉鎮企業和私人企業。這種作法必然會帶來低效益、長周期、市場萎縮等問題，所以也是施行不下去的。
出現群龍治水局面
在政治上，他們重新強調所謂黨的領導，加強集權統治。這也是與人們在有了一定生活水平後要求政治民主、要求自由的願望相違謬的。在文化上他們試圖以文化專制主義來代替這十年逐漸開始形成的言論、創作、新聞自由的小氣候。他們雖然可以一時讓人們住嘴，卻不可能成功地再一次禁錮人們的思想，真理的聲音總是要發出來的。因此，我不相信一個靠刺刀和謊言維持的政權能維持很長。
目前中共最上層已經開始分化。那些頑固保守派日益孤立，大多數中上層的領導人對中共「六四」後的路線也強烈不滿；民眾中的不滿更是在繼續增加。有可能在政治強人離開政治舞台後，中共路線變得較為溫和一些，出現群龍治水的局面，不是由一個人說了算，而是由若干人說了算。在沒有公認領袖的情況下，這種體制將是效率低下的。
這時有可能出現幾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如果他們想解決中國的問題，就必須比趙紫陽走得更遠，那時趙的復出，天安門事件平反都將成為不可避免。
第二種情況是他們不願走得比趙紫陽遠，但仍能控制住局勢。第三種是中央權力式微，強大的地方權力與中央權力對峙。第四種情況是誰也控制不住局勢，出現不斷的動盪，尤其是在大中城市。第四種情況如果出現，將給我們一個機會來徹底改變這個制度。出現這種情況的時間可能是三至五年。今後的十年也許是我們中華民族重新努力構造一個民主中國的基礎的最好時機。
國民黨要有全局考慮
台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民主化，使大多數中國人都為此感到高興。但另一方面，台灣政治民主化也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如何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下，吸收西方自由民主的精神，而後形成一種民主政治的秩序、程序和規則，使得多數人知道如何用民主的方法解決衝突，我想台灣能夠為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起一個榜樣的作用。
未來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後，所有政黨，包括中國國民黨、民進黨都應當能夠自由發展。國民黨在未來中國政治中的地位取決於它的綱領、方略是否能贏得民眾的支持，如果能，它就會被選為執政黨。四十年來國民黨雖然把台灣治理得很好，但是如果沒有世界的眼光、全局的考慮、宏觀的戰略和一整套的對策，是否能夠在未來的民主中國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如何才能發揮這種作用？這是值得那些立志重建中國的國民黨的志士仁人認真思考的問題。
蘇曉康：使中共感到有退路
去年東歐發生的變化給中國人的刺激特別大。我去西柏林看相林圍牆的倒塌，看過後我的總的印象是，我們很難說蘇聯、東歐變了，中國大陸也必然要變。這兩者之間有共同之處，但是不管是捷克、匈牙利、東德、波蘭的和平演變模式，還是羅馬尼亞的革命模式，到目前為止在中國大陸都沒有出現必然性。這裡最大的一個不同就是：共產主義對於東歐來說，是蘇聯用刺刀強加於他們的；而在中國大陸則是人民自己選擇的。
缺乏妥協的藝術
兩者在文化背景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文化中追求均富、大同的理想，反而更容易與共產主義中的某些因素結合。有人說，共產黨在大陸獲得成功是通過反傳統的方法，我卻認為他們是利用傳統而獲得成功的。共產黨提出的平均主義口號曾經得到了各界，包括知識分子和廣大農民的擁護。
東歐民主較中國有傳統。東歐的公民社會較大陸的發達，文化中較有妥協精神。中國大陸八九民運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雙方都不知道妥協，不懂得妥協、談判的藝術。波蘭、匈牙利的共產黨執政者知道妥協；波蘭團結工會、東德的民主力量也懂得妥協的藝術，懂得如何用最小的代價換來較大的利益。
是否有一種寬容的文化背景就顯得十分重要了。中國傳統文化本來是有寬容精神的，但一八四０年後，中國一再被西方所打敗，每敗一次就更激進一次，傳統文化中寬容的精神逐漸喪失。人們總想在一朝一夕中解決所有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很難實行西方式的民主。
天安門事件期間人們是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方式來爭取民主。東歐也有這種情況，但似乎這兩者之間也有區別。東歐的群眾運動有退有進，是可以控制的；而中國大陸的群眾運動一旦形成較大的規模，就變得不可控制。這是我參加八九民運體會最深的一點。
另外，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較東歐知識分子軟弱，很長時間不敢站出來，不敢出來指導這次運動。捷克的知識分子在危機中，馬上站到第一線去。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軟弱，我以為主要原因是從近代開始，中國知識分子所代表的價值，就已經不是中國本民族的價值了，而是西方的價值，在中國社會中尚沒有為多數人接受，所以顯得很孤立，從來沒有成為正統的東西。
敗在老人政治手上
五四以來自由知識分子的情況一直是這樣，比如胡適在中國文化界，市場就很小。越是自由化，力量就越弱小。只有當民主、自由的價值為更多的人所認同，公民社會逐漸發達起來，在中國實現民主才有希望。
從經濟層面來看，中國大陸實現民主的條件比蘇聯東歐都要好。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公有制」已經受到相當重大的衝擊。雖然還沒有出現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但中國大陸市場化比東歐走得遠，這對於自由民主思想的傳播無疑是起了作用的。但這又與中國人傳統的價值觀念，如均富、平等和四十年的共產黨文化形成衝突。一般工人、農民不但對官倒反感，而且對個體戶、企業家反感，對企業家的嚴格管理感到反感。
中國大陸八九民運中，學生懂得要做工人、市民的工作。要使工人、市民參加進來，就必須降低自己的政治要求，儘量提出一些與工人、市民的要求相符合的政治口號，例如反官倒、反貪污等。
八九民運失敗了，現在大家都在談失敗的必然性，但我在去年五、六月間曾經滿懷希望，認為有可能成功。但是失敗的最終原因，從政治層面上分析，是我們碰上的是這樣的一個共產黨。我覺得中國大陸的現狀很像滿清末年。滿清王朝是少數民族統治，越是少數人統治，它越是少有寬容精神，它對失去天下的擔憂要比一個漢族王朝的擔憂深得多。而且還有慈禧這樣一個老人垂廉聽政。
中國共產黨與這種情況有點相似，它是靠暴力奪取政權。陳雲說：「我們的政權是用兩千萬條生命換來的，所以不能丟，誰想拿，誰用兩千萬條生命來換。」共產黨武夫奪天下的意識非常重，不知退路，不懂得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理。
走投無路時會讓步
八九民運失敗的另外一個政治因素是老人政治。我們這次碰到的都是一些八十多歲的老人，他們完全失去正常的判斷能力。用民主的方法能解決政治危機，對他們來講根本是不可能的。
未來中國大陸民主化發展有這樣一些變數：私有經濟發展的程度、老人的故去、外部的壓力－－這次蘇聯的變化就對中共形成很大的壓力。我認為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要使中共感到有退路。你要讓它覺得根本沒有退路，它就會跟你死拚到底，中共內部具有改革色彩的人再翻上來的可能性也會減少。
而中國人民、中國的民主力量現在也絕對不具有用武力推翻共產黨的力量。我還是希望能用溫和的、民主的、改革的方法來處理中國大陸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機，達成結束共產黨一黨專政，使各種政治力量能夠分享政權的目標。
我認為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應當有更加廣闊的胸懷和高度的政治智慧來促使大陸政治的變化，我認為他們是做得到的。國民黨作為中國的一個大黨，應當與中共接觸，去跟它談，用民主的方法來改變中共。國民黨手裡的牌很多，應當打得更好。共產黨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有時是會讓步的。台灣民間大量到大陸投資，對改變大陸經濟制度會起相當的作用。當然有相當的風險，但是南方如廣東、福建情況較好，如果台灣資本能夠把大陸沿海一帶的制度改革掉，建立成自由經濟制度，就會對整個中國大陸的經濟制度形成相當大的衝擊。
丁學良：借鏡匈牙利模式
東歐蘇聯目前的局勢仍然不很穩定，仍然會有很多的變因，有些可能會大大地出乎人們的預料之外。東歐蘇聯出現不同的情況，會對中國大陸產生不同的影響。如果東歐蘇聯的變化繼續維持一種革命的性質，而不是改革的性質，那麼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將是會加劇內部的緊張程度。東歐蘇聯的變化是一場革命，革掉了共產黨的命。
在最好的情況下－－對共產黨來講，是革掉了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命，比如像波蘭、捷克，共產黨現在變成了反對派，最嚴重的情況，不但在政治上革掉了共產黨的命，而且革掉了共產黨領導人的生命，像羅馬尼亞。除了蘇聯之外，讓歷史來審判已經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變成了法律行為。很多國家的共產黨前領導人都被送上了審判台。這種發展給中共那些在台上的人一個明確訊息：如果中共要走東歐的路，就必須願意承受所有可能產生的後果。
一位美國的共產黨問題專家在分析東歐蘇聯對中共造成的影響時說：中共現在就好像是瘋狗一樣，而且不是在曠野裡面的瘋狗，而是一條很快就要被人們趕到一個死角裡去的瘋狗。在這種情況下，對很多事情都會反應過度。而且你無法預測牠的行為，牠在心理上，對外部世界危險的看法，已經同正常人不一樣了。它會變得越來越不冷靜、不客觀，越來越走向瘋狂。這種前景是很可怕的。
另一種可能是東歐蘇聯由於經濟、政治、民族等問題太多，使比較民主的政府控制不住局勢，做不下去，而讓位於一個比較專制的政府。這種政府可以是非常反共的，但在專制這一點上與共產黨類似；也可以是軍政府。出現這種情況，中共強硬派在心理上會感到支持。他們會說，東歐民主化搞得這麼亂，中國的老百姓喜歡這樣嗎？中國很多老百姓幾百年、幾千年來都信奉這一句話：「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如果東歐蘇聯出現這種權威主義政府，中共會說，中國大陸經濟教育水平很低，更需要用這種方法管理。 只要東歐蘇聯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走得穩，而且得到西方大量的財政上的支持，就可很快地走出共產黨造成的經濟危機，加入世界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也就是說為民主化付出較少的代價，經歷較少的波折，東歐蘇聯在幫助中國大陸結束一黨專制的過程中才可以起最佳作用。這第三種情況是我所希望的。
一種看風使舵的過程
在中共黨內中下層(省局以下，中央政府則部以下)中有很多自由派分子，他們贊成多黨制、市場經濟和自由思想。我的很多以前的同學和我的思想相仿，現在當上副市長、市委副書記，在軍隊裡當團長、副師長，這部分人在中共黨內中下層占的比例絕對不會小於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這是一支在大陸實現民主的很可觀的力量。
在中共最高層，自由派分子就寥寥可數，也許沒有了。但是發展政治學告訴我們：政治發展往往並不是人們的政治趨向決定他們行為的一個很明白的過程。在更多的情況下，它是一個機會主義者看風使舵，在壓力下改變態度的過程。中國人中的機會主義者也許比西方還要多。因此，在研究真實的力量對比時，就要注意這個問題。中國大陸未來民主化的道路如果把東歐蘇聯作為參照體系的話，也許匈牙利的模式是最可取的；平和、平穩地轉型。當然這只是我的一種願望。
現實地講，在上層權力鬥爭激烈導致混亂之後，我想少數地區有可能出現暴亂，大部分地區可能會失序。經過一番鬥爭後出現一個比較開明的、與趙紫陽風格相類似的新政府，重新推行改革。還有一種可能是出現右派性的專制政府或軍政府，像南韓以前的政府，甚至比南韓的政府法西斯主義色彩還要濃。
很多研究中國大陸的人都忽視了一個問題，中國大陸的很多人，特別是青年人，有著很強的法西斯軍國主義思想。北京大學在八九民運之前，你要去大學生宿舍聽他們辯論的話，常能聽到這樣的論調：中國人口太多，要解決人口問題，最好的方法是發動戰爭。還有一種論調是：沒有文化的人不應有選舉權，甚至應當把他們作為社會廢物處理掉。在軍隊內也有人有這種思想。在趙紫陽周圍的一些人中，也有人有這種思想，所謂的「新權威主義」就是這些人造出來的。
那一陣子經濟改革遇到危險時，他們動不動就提出控制不住實行軍管。實行軍管就是一種溫和的法西斯主義。「六四」後黨和政府都已經是四分五裂。中國大陸社會危機重重，有人認為危機多要用快刀斬亂麻。什麼是快刀？只有軍隊了。到底會出現那種情況很難講，有可能會交替出現。
對於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前景，從長期來看我是樂觀的，因為我認為沒有那個人、那個黨、軍隊、法西斯集團能夠永遠使中國大陸脫離世界的民主潮流；而且每過一段時間，我們就會離這個目標更近一些，而不是更遠一些。但是我對於這個過程所要付出的代價、所要經過的曲折又是悲觀派。共產黨制度轉型既要改變基本的經濟制度，又要改變基本的政治制度，難度是很大的，迄今還沒有一個完全過關。但是只要共產黨制度垮台，垮台後所建立的任何制度－－有可能是軍事獨裁都會更加容易變化。
八分自保，兩分感化
台灣能在大陸的民主化過程中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台灣不大想起。在李登輝作了中國國民黨主席和中華民國總統後，我沒看到他在對大陸政策方面有過什麼令我感到印象深刻的作為，因為他對大陸缺乏關切。現在的一些政策，如允許探親，間接貿易等都是蔣經國先生逝世前制定的。我可以理解李登輝為什麼會這樣，要想讓李登輝和北京人想的差不多實在是強人所難。但是如果說大陸發生的事，不管是好是壞對台灣有很大影響，從台灣利益來講也應當給予更多的關切，多有些前瞻性研究，多一些應變措施。十分力量用八分自保，兩分去改變大陸就很好。
如果中共政權易手，換上一批與趙紫陽比較相似的人，我以為國民黨去同共產黨談判，用談判的方法來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是完全可以的。在中國大陸實行多黨制以後，國民黨和民進黨當然可以回大陸去發展，但是就怕到那時候它們對去大陸發展已經失去了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