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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的社會,重組的青春

文 / 楊孟瑜    
199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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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的社會,重組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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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個笑話這麼描述中學生與社會大事:

民國六十六年,北區公立高中聯考國文科的作文題目是「從米格機投誠看暴政必亡」,話題指向兩天前駕米格十九飛來的范園淼。有所國中學生卻早在考試前一個月就被「閉關」校內,專心課業,不問世事;等到走進考場,見到「米格機」幾個字,登時愣對考題。

今天,聯考的關卡仍在眼前,但是中學生的眼界已然躍出其上。政治、經濟、社會的變動排山倒海而來,這些十幾歲的少年兒郎及黃毛丫頭也避不開陣陣的裂岸濤聲,甚至有不少人還奮勇的迎上前去,想親探翻騰的社會脈動。

國民大會落幕後的第一個星期假日,幾個國中女生在嘻鬧中談到剛結束的月考,「我本來以為這次考試會考總統大選,結果都沒有,」其中一個頗不甘心的說。旁邊有人附和:「對啊!我認為公民課應該討論時事才對。」

距離台北約兩小時車程的宜蘭縣羅東高中,月考前夕還是有學生放學後留下來熱烈討論學運和國會改革。當問到如果大考期間碰上社會發生大事時,是書本還是新聞吸引人,六個人裡有五個毫不遲疑答道:「先看新聞!」

更有人把關心付諸行動。今年元月間,台北幾處鬧區出現高中生散發傳單,主張「救國團退出中學」,爭取校園民主;三月的中正紀念堂廣場,大學生抗議國大擴權爭利的人群中,數百名來自北市、基隆、新竹的中學生,頂著變幻不定的艷陽和雨絲相繼加入,「我們來見習大學生的民主活動!」建中二年三班的魏廣文熱切表示。

發現權威不再

在台灣邁入四十年來最關鍵時刻的當口,也正是這一代中學生踏入人生關鍵期的時候。由稚嫩的童年走進狂猖的青春期,社會上黨禁、報禁、戒嚴令逐一解除;政治力圖改革,國家力求重整的同時,他們也在少年情懷中拼湊出民主的意念。

街頭的示威、立法院的爭執,使他們學會在校園中爭取自我的權利。和總統府咫尺相對的北一女中,兩年前開始有學生質疑班聯會的角色,希望把由各班學生代表組成的班聯會變成政府立法院一般,用以監督學校行政。

學生提案修改組織章程,人手一冊議事規則和師長面對面開會討論,從開學到暑假加班研議,一學期開會下來,和立法院一樣,常常吵的是「程序問題」,高中女生如民意代表般在台前直言「本席認為……」。

「社會上的抗爭給予他們啟示,認為聲音要大過別人,手段要比別人激烈,意見才會受到重視。」北一女老師鄭志奮觀察到。

對大多數的中學生來說,政壇上不斷的抗爭衝突,似乎讓他們發現了權威不再。尤其民進黨的出現,硬是將他們心中原本黨國一體的單純世界,切成了兩半。

住在台中,唸護事二年級的姚琦亞就清楚記得民進黨初起時,父親常看這些打著綠色島嶼旗幟的雜誌和錄影帶,她和姐姐生氣的指責父親「為什麼不和國家站在一邊?」但幾年下來,她漸漸知道民進黨凸顯的問題「很需要解決」,現在談起當時反對父親的舉動,反而覺得「自己怎麼那麼笨?」扎著馬尾的姚琦亞坦白笑說。

他們漸漸懂得質疑。「從小課本總是告訴我們社會太進步了、國家太好了」,高雄女中的呂慧娟由民進黨的「鬧」,而引發對國家政治體系的好奇心,開始查書研究,才知道「原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國會沒有改選過。」

有受傷的感覺

七十六年的解嚴令下,加上報紙開放新設增張,各式資訊汨汨流出,益發增添他們質疑和重組社會真相的動因。校園裡開始有老師主動談起「二二八」,介紹他們看自由派教授的政論,邀請司法弊案的相關人士來校座談;高雄中學國文老師黃俊倩逐漸從學生的週記中看出他們在反省社會的變化。

尤其是高一學生,在週記裡用不可置信的憤恨寫道:「過去所擁戴、所敬愛的國家竟然這麼骯髒。」並且問老師:「我到底要相信什麼?」

「我會告訴他們所有的偉人外表都有一層薄幕,」雄中主持人文學社的李元治老師表示這是打破權威、認識民主平民化的必經過程,而學生經過半學期左右可以逐漸調整接受,「再過半個學期他們就能反過來批評你了。」這位三十八歲的年輕老師笑道。

根據心理學者楊國樞的分析,中學時期正是人生追求獨立的重要階段,這時,青少年會出現兩大特點:批評性強和理想主義濃厚。從消極面,他會否定由成人世界吸收得來的東西,開始自我「整修內部」,為了證明自己和別人不一樣,甚至為反對而反對,表達強烈的批評性;從積極面,則會去尋找一些成人社會所沒有的東西,追求真善美,用濃烈的理想主義去建立價值觀。

高雄中學就有畢業生因痛恨三民主義課本講的與現實不符,在聯考時拒答三民主義考題。在台北,執政黨臨中全會引發「票選派」和「起立派」爭議的二月天,安和扶輪社正集合台北市高中高職學生代表六十多人研議時事,主持人李重輝深刻感受到,這些學子因臨中全會爭議而有受傷害的感覺,因為「他們要求的環境是真誠的、坦白的、公正的。」

坦蕩的民主是他們的理想,但是伴隨認識民主而來的環境中的缺憾、改革和重整,卻帶給他們價值觀的混淆和無所適從。

倒轉的政治現實

台中縣一所學校在去年年底大選時,有老師告誡學生,「許榮淑是破壞秩序的壞人,告訴爸爸媽媽不要選她。」選舉揭曉,滿懷困惑的學生回來反問老師:「你說她是壞人,但她為什麼能最高票當選?」

台北市一所明星國中的二年級女生天真直言:「課本都是謊言!」什麼領土廣大、文化燦爛,隨著探親開放才明白廣大的領土那邊是如何看待我們,燦爛的文化在不斷的社會紛擾中似乎也化為無形,「反正我們把政治現實倒過來寫,就跟課本一樣了。」六十五年次的女孩,把頭靠在同學肩上幽幽的說。

權威逐漸瓦解,舊的規範逐漸打破,但是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師長、父兄們在上大學之後才面臨到的統獨問題、政黨之爭,都提早讓這一代的中學生遇上了。

「本來多元化社會就容許各種不同的意見和價值觀,」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校園檔案」作者苦苓提到,但「問題是我們從來沒有去培養他們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找不到解答的茫然失序,只好「摸著石頭過河了」,十八歲的張震環引用海峽對岸的流行語。

這幾年經濟的變動、股市的狂飆,更加深了他們價值觀上的困惑和不滿。

「經濟上,老師已很難告訴學生「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曾經在國中教了九年書的苦苓發現,有個學生沒寫作業,不過同學安慰他:「沒關係,昨天漲停板,老師今天不會打人。」

眼見股市一漲停就是數百萬進出,於是,「越來越少按部就班、腳踏實地、肯吃苦的人,甚至有人開始輕視知識。」苦苓提到。

根據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黃俊傑及吳素倩從事「台北市青少年生活意識與價值觀變遷」的調查,民國七十七年比起七十四年來,踏實型的青少年已經由五八.三%減少到四三.七%;而功利型則大幅增加,由八.三%躍升為二五.八%。

青少年的無力感

青少年本身也憂心忡忡。位於太平山下的宜蘭縣羅東鎮,半年之內就開了三家證券公司,羅東高中二年級的林雅婷每天上學騎車經過一家號子,總是塞車得寸步難行,她驚心於那些出入的人群,「他們常常眼神茫然,像行屍走肉一樣,快被我撞上了都不知道。」

同校男生郭欣煜也老用「寒心」來形容自己的感受,眼見家鄉土地被炒作暴漲,老師常指著學校對面幾幢房子說,「你們沒有幾千萬是買不到的。」

「中國人是不是窮怕了,」車水馬龍的台北館前路上,坐在補習班裡的板橋中學二年級樸順權把手一揮說,「結果道德長黑收市。」

於是「無力感」三個字也開始常掛在中學生口邊,加上半年多來治安、政局的擾攘不定,他們的不安情緒更加溢於言表。新生代基金會今年二月針對青少年新闢的「電話答錄機」活動,傳來了埔里國中一位男生的心聲:「我們的國家政治那麼黑暗,為什麼沒有人來改革,難道他們真的那麼沒有效率嗎?……」重重疑問中還夾雜著深深的嘆息聲。

遠見雜誌獨家調查「青少年對社會變動的看法」,一千七百份回收問卷中,關於「你認為目前台灣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這項開放式問答,在答案中出現最多次的形容詞是「人心惶惶」,師大附中一個班級裡就有四個人寫下了「人心惶惶」。

在人心惶惶中渴求安定,他們寄望的是民主的歷程。

不過在師長眼中,這群較以往幾代人都提早接受民主洗禮的學子,多半是對民主懷抱著烏托邦的理想,卻很少想到責任,也缺乏耐心。雄中老師李元治曾發現在開會中,有學生毫不尊重他人的拍桌子把同學趕出會場。

南台灣燥熱的三月晴空下,三年級的史佳鴻放學後背著書包水壺仍和同學談到早上的班會,滿了討論「教室要不要開放」,單單溝通程序問題就花了半小時。「民主真的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他們必須瞭解到。」李元治表示。

伴著社會的腳步,家長們也漸漸不排斥孩子關心國事,學習民主的成長。「父母會逐漸知道只叫孩子唸書,是沒辦法迎合明天的需要。」女兒正唸國中的可利空運公司董事長李重輝談到自己的心情。

台灣這一代中學生在政經巨變中成長,「他們可能是中國社會上,比較能就事論事的一群人,也可能是比較難相處的一群人。」聯合報專欄「少年十五二十時」作者顧雅文觀察到,「因為他們會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不容易被說服。」

台大心理系教授楊國樞則指出他們可能走向兩條路:正面的一條路,是打破僵固型態,建立新價值;負面的路途,就可能產生虛無色彩,懷抱機會主義,隨波逐流了。

「若能安然度過,」作家苦苓眼望街頭的人群說,「我相信他們會比以往的人更傑出、更具開創性。」

找一條不一樣的胳

魏廣文(建國中學聲援中正紀念堂靜坐活動召集人)

三月十九日我們到中正紀念堂聲援靜坐活動,是當天上午班代大會獲得大家通過的。下午我們就去廣場,老實說,第一天會有那麼多人,最高紀錄達到一、兩百人,一方面是我們年輕、有熱誠、另一方面也有些學生是想去看熱鬧。

不單單是這次活動,解嚴後這幾年的社會變化對我影響滿大的。

解嚴的時候,我正好是國三升高中。在那之前,看的東西就是家裡的中國時報、吾愛吾家;等到解嚴之後,各種資訊都可以得到,不會像過去那麼偷偷摸摸。

我以前很滿足於現況,一方面因為升學的壓力,每天就是讀書、考試,根本沒時間去想其他的事情;而且家裡的風氣也不好多談論。那時候民進黨才剛開始有些動作,我都滿相信新聞媒體的報導,認為他們不應該。

不想聽你那一套

進了高中,報禁開放了,讀的東西比較多,開始會去想這些報導的公正性在那裡?我們自己的自主的思考又在那裡?以前常會向權威低頭,現在比較不會,像對父母、師長,以前都是儘量聽他們的話,就算不聽也要陽奉陰違,但現在會很明白告訴他們說:「我不想聽你那一套。」當然會有一些衝突;但只能儘量把衝突減到最低。

參加中正紀念堂的活動,他們就不太能諒解,我名字上報後,有親友對我媽說:「你兒子不是很乖嗎?怎麼會去搞那種東西?」我覺得跟他們的觀念已有很大一段距離。

我媽媽總認為我們是吃國民黨奶水長大的,怎麼可以不感恩圖報?我看首都早報,被我媽發現,她就說我是「民進黨同路人」、「搞台獨」;我爸知道我參加一些活動,也很擔心我會搞台獨或共產主義。

其實我對台獨絕對沒有興趣,只是現在開始對社會主義有點興趣,讀一些有關的書。我也不是被什麼異端邪說所迷惑,只是對台灣現在制度、對整個資本主義的制度覺得不滿意,希望找出一條比較不一樣的路。

我覺得我們四十年來經濟成長的結果,付出了很多社會成本,像環保、勞工、農民等等,都是被壓榨的一群。我們看到的只是一些大資本家、有錢人的成功經歷,大家只想追隨他們,我覺得這種生活滿可怕的。

以前總認為投票、表決就是民主,就像公民課本上講的那樣。現在我才覺得那大部分是一種假象,因為很多人說要民主,卻沒辦法真正彼此尊重,不小心就可能成為多數暴力。

政治甚至和一個人財產的多寡都有很大關係,就拿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來說,一定要有相當的財力,才有可能當選,可見很多人還是認為民主是可以被買賣的。

我到現在還沒有找出一條更好的路,覺得滿苦惱的,我甚至懷疑是不是真的有民主。

(楊孟瑜採訪整理)

如何與子女談政治

身為一家之主的父親,正對著電視新聞大罵民進黨,一旁,唸高中的兒子反駁:「國民黨確實有不合理的地方……」父親是勃然大怒,還是靜下心來和他討論。

做為主婦的母親,正為一家張羅晚餐,唸國中的女兒問起:「什麼叫台獨?什麼是「二二八」?」母親是手足失措,還是和女兒共同研究?

.當孩子問到你自己也不太清楚的複雜問題,例如「二二八事件」,台大心理系教授楊國樞建議:

一、向孩子說:「你提醒了我,我也不太懂,我們一起找資料研究研究。」

二、請人來談。邀朋友中熟悉這類問題的人來家中,由孩子向他請教。

善用譬喻

.碰到對於兩黨好惡的爭辯時,善用譬喻,不流於意氣之爭。

發抒年輕人心聲的「校園檔案」作者苦苓,曾對一個視民進黨如洪水猛獸的中學生打了個比方:「我用這條綠色標誌的皮帶,因為是真皮的,一條才一百塊。如果另外一條青天白日標誌的皮帶,也是真皮的,而且才八十塊,我就買那一條。那一條皮帶好用我就用,對政黨也是一樣,那一個政黨能為人民做事,我就支持那個。」

.看到新聞中具衝突性的政治事件時,告訴孩子事實,而不是評論,讓他自己依據事實判斷。

譬如立法委員朱高正為了教育預算,跳上立法院主席檯的新聞蠢傳時,重要的是讓孩子知道朱高正爭取的是什麼,教育預算又是怎麼一回事。

.當孩子的意見言過其實,不著邊際時,在「父母怎樣管教青少年」一書中提到了國外的例子:

十六歲的文壽有一次對父親說:「蘇俄就要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現在應該是對它宣戰的時候了。」

父親適當的回答是:「我很感興趣,你再說說看。」聽完後,這位父親重覆兒子見解的要點,然後說出:「我們的看法差別很大,我的意見是……。」而不是去諷刺孩子的「淺見」。

.當社會發生重大變動時,像解嚴,孩子一知半解,可以用書信的方式讓他明自。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薄慶容,就為兒子小風寫了一篇「從「解嚴」談起」,信中從為什麼要解嚴,什麼時候解嚴,談到了以後面對的環境等。

.當孩子對選舉感到興趣時要讓他去聽政見會。

去年底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薄慶容帶小風去聽政見,又在「給小風的信」中讓他知道:

「民意代表的職責在監督政府,所以當你在電視、報紙上看到市議會議員、立法委員猛烈地批評政府或質詢官員時,不要害怕……他們是在行使職權。」

台大教授楊國樞指出,父母若能和孩子公開討論政治話題,有助於孩子專心課業。因為談開了,他就不會時時掛在心上,不致受到不好的影響。青少年如果願意和你談,那就表示--你是個開明、有水準的父母。

人家怎麼講,他們怎麼信

從這份問卷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一群青少年對政治事件或社會問題的瞭解,主要還是從大眾傳播媒介得來,譬如從電視得知的占六七.五%,其次是報紙,再其次才是雜誌,親友或是學校教的。所以很明顯地,有關判斷政治、社會問題的能力,太概都是來自學校之外,或者就是所謂社會教育的範圍。

假設這點成立的話,學校教育工作者,也就是老師們,要思考怎麼樣才能把比較正確的訊息透過正常管道,讓學生慢慢養成獨立自生的判勸能力,而不是人家怎麼講就怎麼做、怎麼反應。

我很擔心今天青少年很多的判斷還是停留在「他律」的階段。尤其從道德認知發展的角度來看,許多國外的研究報告也顯示,我們中國人好像很多仍是一種「他律」性格。這個在威爾遜所寫的「道德國家」和「中國兒童眼中的政治」兩本書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老實說,國內青少年受到「他律」的權威導向或學校之外的一些權威的引導,是個教育上的隱憂。

從這次調查的結果,我們也看出一個危機,就是人家怎麼講他們就怎麼相信了。譬如說「愛拚才會贏」,相信的將近有一半;像問到「民眾上街頭,抗議政冶上不合理現象」,贊成的竟然有三九.一%,非常高;像「民意代表在國會中打架」,大部分人認為「絕對不應該」,但贊成「如果是為了爭取合理的政治改革,可以容許」的人,也超過了三分之一。

民主教育的三角習題

此外像學生們對股市狂熱的批評等等,正好也都是大眾傳播媒介經常批評的,到底應不應該是這樣子的形成過程,是可以質疑的。

大體上青少年的價值觀要看他們的成熟情況而論,愈成熟的也許彼此間的意見愈不一致,因為做們有獨立的判斷。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有所謂青少年次級文化,它跟主流文化不同,因為在人類價值觀念的發展上,青少年在許多方面和大人很不一樣。譬如說他們喜歡用很簡潔的詞彙,很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又譬如同儕間對於事情的判斷,影響力要比其他人來得大;這些從這次問卷上都看不出來。

從問卷調查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意見跟大聚傳播媒介是相對應的關係,所以,我覺得如果同時注意他們對政治以外事情的關心,也許我們會分析出,政治只是他們所關切事物的一部分,而不像成人世界認為它是最主要的。

對於人民的利益,透過政治的過程作一個瞭解,這是教育過程中應該設計的,可惜做得不好。這點從青少年反應裡學校教育中無法瞭解時事,而且有一半以上認為從學校中學不到民主,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倒是想到一個有趣的例子,台視每週六晚間有個影集叫「我們這一班」,從美國高中生上課的方式就可以瞭解,老師怎麼樣尊重學生、引導他們去作比較理性的判斷。甚至於從「天才老爹」影片中也都可以看到,人家從小在家庭中培養民主的生活方式。民主不能夠只靠學校,家庭、社會都有關係,這是一個三角習題。

(陳伯璋為師大教育系副教授)

(黃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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