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未來往哪裡走？「下一站，幸福」的追求，已成為凌駕經濟成長之上的全球大趨勢。
從法國、英國、日本，還有台灣，相繼由國家元首親自宣示，研究「國民幸福指數」（National Happiness Index），紛紛動員了首席智庫領軍研究新指標，便可得知幸福問題攸關重大，在各國均已升級到國家戰略的高度。
只是，幸福是一種主觀、私密的感受，它能成為整個國家的未來目標嗎？ 法國現任總統薩科齊的回答是：「可以。」他在2008年委託二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tyr Sen和Joseph Stiglitz，企圖打造一個GDP以外、能夠衡量國民幸福程度的新指標，一度引起全球政壇關注。
英國首相卡麥隆，則於2010年上任後，責成國家統計局，積極推動幸福感之衡量的調查，做為施政參考，預計2012年7月將首次公布。
為編制國民幸福指數花最多心力的，是日本。2011年12月上旬，日本宣布將納入「史上最多」的132個指標編制國民幸福指數，甚至不惜花費約新台幣數千萬元、挨家挨戶訪查人民的想法。
原來日本這樣耗費人力物力，全都是受了不丹的「刺激」。
2011年11月中旬，不丹國王旺楚克和王后佩瑪到日本訪問，這個早在1972年首創「國民快樂毛額」（GNH）取代GDP的國家，名列2006年「世界快樂地圖」第八名，是亞洲第一快樂。雖然人均所得只有1400美元，卻讓人均所得超過4萬美元的日本，深受啟發。
台灣開始編制「幸福指數」 一年後提出明確指標
現在，台灣，也搶進了這波「幸福指數風」。總統馬英九今年1月當選連任後指示，要編製國民幸福指數，與硬指標GDP並列，並根據指數內容，提出施政方向。
二次世界大戰後60年來，追求國民生產毛額（GDP）增長，幾乎是各國的共同目標，指引各國紛紛以經濟成為施政重點。但近幾年來，一個個國家領導人卻強調國民幸福指數，勢必將引領各國新的發展方向。
在經濟已掛帥一甲子的現在，「幸福施政」為何逐漸受到重視呢？ 行政院政務委員薛承泰分析，很多國家經濟發展了，但人民沒有變得更快樂，例如貧富差距擴大了，生活更忙碌、環境汙染了，讓許多國家覺察到，是時候該研究幸福這門學問了。
政大兼任教授及資策會專家黃國俊，長期研究國家競爭力與快樂力，也有類似看法。他指出，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國家，後來往往發現，它們獲得的幸福不過是曇花一現。
最早鑽研快樂的美國當代經濟學家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研究了過去50年的美國，發現收入不斷增加，人民幸福感儘管沒有減少，但也沒有增加。
又根據倫敦可持續發展委員會（Lond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的研究，從1973年到2002年間，英國人的所得儘管增加了許多倍，但生活滿意度仍持平，並沒有同步增加。
幸福悖論：所得增加，但幸福感並未齊頭並進
這就是經濟成長與幸福間，非常風靡的「幸福悖論」（Easterlin Paradox）理論。除了英、美，法、德也有類似現象，日本則最為嚴重。
以建立「世界快樂資料庫」而聞名的荷蘭伊斯拉謨大學教授溫哈文（Ruut Veenhoven）也發現，政府所重視的國民總收入，與國民的幸福、健康以及壽命間，其實並沒有太大關係。
為何如此？《幸福經濟學》一書裡有這番話：「GDP的成長，不會帶來更高的生活滿意度，其中一個原因是，更多的收入，使得人們的物質慾望產生了變化，得到的愈多，想要的也就愈多。」
說得更犀利一點，財富的增加，跟不上慾望膨脹的速度。欲望愈高，就不會更快樂。
人均GDP和幸福的臨界值，根據近期的快樂研究，是1萬～1.5萬美元，超過這額度後，經濟成長和快樂的關連性就消失了。
至於財富和幸福的臨界值，各國版本不同。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心理學家卡納曼（Daniel Kahneman）和狄頓，通過研究50萬名美國人，結果發現生活滿意度與金錢有關，但如果年收入超過約7.5萬美元（約新台幣221.2萬元），金錢就不會改善人的情緒。
被譽為「不丹智庫」的羯磨‧烏拉（Karma Ura）說：「錢有時能買到快樂。但大家得想清楚，錢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如果你把它當成目的，就有問題了。」
信賴與健康對幸福感的影響，遠勝過收入
事實上，已經有好幾個研究發現，最能決定人是否快樂的關鍵在於信賴，該因素的重要性勝過收入，甚至健康。
無論經濟增長與幸福感之間的爭論，最後會以什麼樣的局面收場，有一個事實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並不是贏得生活滿意度的唯一泉源。
因此，想取代GDP的新指標非常多，更有人戲稱GDP是國民「污染」毛額（Gross National of Pollution）。
《誰說經濟一定要成長？》書中這麼寫道，對較窮國家來說，經濟的發展當然有必要；但在先進經濟體，堆積如山的證據已顯示，不斷增加消費，對人類幸福無甚裨益，甚至可能妨礙幸福。
GDP評量容易評量的外在事物，卻沒去評量真正關係到民眾生活的核心理念。國民幸福指數，就是要修正這樣的偏差。 其實早在先進國家高喊：「我們要做國民幸福指數！」前，世界上許多機構、專家和國際組織，便已如火如荼展開了指數界的「快樂革命」。
早在1980年代，世界銀行就提出「綠色國民所得」，希望考慮汙染的外在成本。而國際間運用最廣泛的，則是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在1990年代公布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把GDP的比重降到1∕3權重（頁205表1）。
然而更大量的幸福研究調查則要從2005年才開始。這一年，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了「全球生活品質指標」。之後又有兩個單位發表了「世界快樂地圖」，一份是英國萊徹斯特大學社會心理學者懷特（Adrian White）在2006年提出，另一份是〈世界價值觀調查〉針對「你快樂嗎？」的全球民意調查。
此外，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製作了「快樂星球指數」，還有澳洲經濟學家黃有光的「對環保負責的快樂國家指數，2011年「富國俱樂部」OECD（經合會），也出版了「美好生活指數」。
不丹「國貧民樂」、台灣「國富民憂」恰成明顯對比 幸福國家研究，就像冉冉上昇的新星，似乎將改變世界。台灣在世界快樂光譜中的地位如何呢？
根據〈世界價值觀調查〉，台灣在全球103個國家中，排第41名，成績170分，剛好進入快樂國家的倒數第一名（表2）。
若是依照懷特的「世界快樂地圖」，在178個國家中，台灣會排到第63名，和薩爾瓦多、吉爾吉斯同名次，比第82名的中國好，但是卻落後於蒙古國與墨西哥。
如果將台灣的財富力、國家競爭力、生活力、快樂力的國際排名，進行比較，將會發現一個更值得反省的現象。
黃國俊比較後發現，台灣的ICT競爭力，近幾年在全球平均排5～15名，IMD國家競爭力去年排第八，人均GDP排15～25名，人類發展指數約是20～23名，但快樂程度卻只有41～63名（頁207表3）。
「台灣是處於高科技強優於國強、民富優於民樂的狀況，」黃國俊說。若是拿不丹和台灣相比，同樣蕞爾小國，不丹是國貧民樂，台灣是國富民憂，「這就是政策選擇的結果，」黃國俊說。
各式各樣的國民幸福指數，琳瑯滿目，台灣應該納入哪些指標，目前正由主計處負責研訂中，初步計劃參考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最快2012年下半年公布。
只是，國民幸福指數既是要走讓人民幸福的施政，應該先了解一般人構成幸福的要素有哪些。
快樂經濟學的先驅之一、倫敦政經學院經濟學家萊雅德（Richard Layard）分析了社會連結對快樂的影響後，提出七大影響快樂的因素，除了財務狀況外，家庭關係、工作、社區和朋友、健康、個人自由以及個人價值觀也都非常重要。
長期研究幸福社會的清華大學教授王俊秀則認為：「政府要提供幸福結構，在這個幸福結構下，個人幸福自己負責。」
幸福需要集體努力，包括需要政府與政策那隻「看得見的手」推動，也需要每個人那雙「走向幸福的腳」共同參與，才能一起提升台灣人民的整體幸福感。
追求幸福施政 GDP也要同步成長
一個有關GDP的笑話，一針見血地點出了GDP的扭曲。
經濟系學生甲、乙兩人，走在路上，見到路旁一坨狗屎，甲心念一動跟乙開玩笑說：「如果你敢吃了眼前這坨屎，我就送你5000萬元。」
乙二話不說把狗屎吃了。二人繼續前行，又見到一堆狗屎。乙剛吃了屎，愈想愈不忿，而甲也沒想到乙真的敢吃，正為著自己的損失而懊悔。於是乙跟甲提議道：「你若吃了這堆屎，我也送你5000萬元。」
甲見機不可失，立即把屎吞下。然後兩人愈想愈覺不妥，明明沒有為自己的財富增加什麼，卻白白吃了兩坨屎﹗
後來兩人將委屈原原本本告訴了老師，老師一聽完故事，立即跳了起來，興奮地拉著他們的手，讚歎道：「單是你們剛才的行為，已經為我國的GDP增加了1億元呀﹗」
GDP的謬誤，從這個笑話可窺知一二。對GDP的批評，主要有三個面向。政大兼任教授及資策會專家黃國俊指出，一是GDP涵蓋了許多社會錯誤行為的支出。舉例來說，一位嗜煙的癌症末期患者，正打著昂貴的離婚訴訟；不巧，他的汽車又衝入20輛連環相撞的車禍裡，然而，這些行為都創造了GDP。
其二是GDP排除了人們從家庭及社區獲得的樂趣與滿足的計算，而這些樂趣在經濟愈發達後，愈來愈少。當然最後也最重要的是，GDP並未將環境破壞以及天然資源的消耗列入計量。
倘若經濟繁榮並未使人們更快樂，是否可以就此放棄經濟增長呢？GDP成長真這麼可恨嗎？
「我看未必，」這是美國國家事務委員會主席德雷克．博克（Derek Bok）的回答。在《幸福的政策》一書中寫道：「質疑經濟增長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一個零成長的社會也將問題重重。」
換句話說，GDP成長不一定帶來幸福，但是經濟衰退卻一定會導致幸福感下降。因此即便追求幸福施政，GDP也必須同步成長，才會達到真正的幸福。（邱莉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