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移民法，要取得EB-5的申請條件，申請人至少投資50萬美元，且在過去兩年在美國最少雇用10名美國籍公民。
而2010年所做的一項調查發現，中國大陸目前有50萬富人的平均財產超過157萬美元，所以這些人都有資格申請投資移民，而60％的巨富已經在申請或者是正在積極考慮投資移民。
為什麼這些超級巨富要積極移民？其原因有二：一是他們認為中國大陸的居住環境與教育制度和西方國家有很大的差距，雖然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很快，在短短的20年內他們便進入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是居住環境以及教育制度短期內沒有辦法趕上西方國家的水準。
因此他們想透過投資移民的管道，把家人及子女送往西方先進國家，自己留在國內繼續賺錢，擔任空中飛人，以便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機會，日後有更光明的前途。
另一原因是他們認為中國大陸現有的政治與法律制度都無法保障他們的財產與家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這些超級巨富中有相當比例是高幹子弟，他們藉著特殊的政商關係，在極短的期間取得極大量的財富。人民對他們非常不滿，因此近年來有一股「仇富」的氣氛。 巨富們非常害怕「仇富」的發展會對他們不利。事實上，中國大陸的集體抗爭與罷工事件，在2010年單官方的數字便有18萬件，政府對此非常重視，在2010年編列的國內安全預算即高達54.9億人民幣，比國防預算的53.4億人民幣多。
二、教育制度是培育與留才之基礎
從中國大陸巨富的紛紛外移，以及他們大批的留學生滯留在美、加、澳、紐等地或往新加坡、香港等地發展，而不回國，我們可以得知，沒有良好的居住環境與良好的教育制度是無法留住本國的人才與財富；沒有人才，一國是無法維持長期的經濟成長。
以美國為例，他們為什麼在20世紀能稱霸全球，成為全球人才集中地，締造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而在19世紀稱霸的英國在20世紀沒落，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因素便是美國在20世紀初，他們已經把12年的義務教育推展至全國，在1930年代，英國14歲的兒童只有38％在學，17歲的兒童則只有4％在高級中學，但是在美國則有68％14∼17歲的兒童在初級高級中學，歐洲其他國家更糟，他們所強調的是在職訓練。
此外，美國在二次大戰前後大量普及高等教育，使美國學生在高中以後可以按自己的能力、財力接受各種不同層次的高等教育。開放與自由的學術環境，充沛的教育與研究經費使他們能吸引全球一流學者移民美國，一流學生留學美國。此種優異的教育環境，把美國推上全球第一強國。美國的中高等教育為何能如何此普及，如此傑出，這是聯邦政府提供了一個競爭的環境，讓各州政府，地方政府互相競爭辦理一流學校，培育一流的人才，以便吸引一流企業入駐，發展他們當地的經濟，改善當地人民生活。近年來，各州政府財務赤字嚴重，不斷地刪減教育預算，以致美國的教育被亞洲幾個新興國家急起直追。教育的下滑使美國頂尖人才的減少，因而國力減弱，失去他們的世界霸權。
回顧台灣經濟發展與經濟奇蹟創造的過程，都是來自教育普及，受教機會均等，勞動力素質快速提升所致。過去聯考的時代，赤貧家庭子弟一樣可以進入一流公立大學，三級貧戶的陳水扁還可以當上總統。
換言之，長期以來教育是人民晉升與提高所得的主要管道。但是，近日這個情況已有改變，富裕家庭的子弟已變成公立大學學生的主流，而貧窮家庭的子弟集中在學費高昂、設備差的私立大學，此種不公平的受教機會造成人力資本分配的不均，所得分配的惡化。
再者，台灣教育制度未能隨時代的改變而及時趕上知識經濟時代的需求，使很多中上所得家庭的家長把子女送往美、加攻讀，畢業後留在國外，對台灣未來的發展不利，因此大幅度的改造台灣的教育制度便成為政府當務之急。
馬總統在連任成功以後便把推動12年國教做為他首要工作之一。他選取了非師範教育系統出身但是對高等教育行政很有經驗的中央大學校長蔣偉寧來推行這一項相當重要的工作。
媒體與一般社會人士對蔣偉寧出任教長存有懷疑，他們認為蔣偉寧是橋樑專家，與教育及12年國教無涉獵，如何能擔任一個有如此重要任務的教長。其實非師範系統出身的毛高文、吳京與曾志朗等都是相當成功的教長。媒體該問的是，蔣偉寧的橋樑專業，多年的高教行政經驗以及他的辦學理念，對於他推動教改有何幫助？
一般而言，工程與管理出身的人比較務實，要馬上見到效果。因此蔣部長應該是「起而行」，而不是「坐而談」的部長。筆者有幸與他共事多年，深知他的一些辦學理念與作風，這些理念對他在推行教改上應有相當的助益。
他強調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與軟實力的培養、愛地球、重社會責任、重溝通，這些都是21世紀教育制度所應強調的項目，我們非常期待蔣部長不但能把12年國教辦好，也減少教育部對各級學校的規範與使人疲於奔命的評鑑，提供充沛的經費與良好的競爭環境，以便我國人力素質得以大幅提昇，再創台灣經濟奇蹟。
（作者為中央大學講座教授兼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