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是沙漠中的仙人掌，在惡劣的生存條件折磨下，它的刺鋒利剛強；但在剿悍的外殼裡，卻包藏著多汁而柔弱的內在。
為生存而時時備戰，是日常作息的一部分，沒有一個國家像以色列如此警覺；即使在溫暖、燦爛的陽光下，似乎總有不祥的陰影跟隨著。
在耶路撒冷的觀光區裡，青春歡笑聲穿梭著；花樣年華的少女，T恤、布鞋、牛仔褲打扮，身旁摟著情人；卻斜背一隻M16步槍。她們正在服役，槍不離身，睡覺時也一樣。
精神武裝
他們時時聽收音機，就怕最不想聽到的新聞發生。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精神武裝。黎賓(Zipporah Liben)太太放棄在美國紐約十四個房間的華廈，回到以色列協助新移入的各地猶太人。「你問我為什麼回來，你應該去問那些留在美國的人為什麼不回來？變的人是他們，不是我。」
一談起讓還占領區(約旦河西岸、迦薩走廊)以換取和平，許多猶太人立刻賁張「仙人掌」之刺。他們說，這都是西方國家坐在沙龍般會議桌邊的遐想，要生要死的，可是遠遠隔著地中海的以色列。
一個三十歲出頭的新聞局官員，激昂地批評，西方國家根本不瞭解專制、反覆無常、封閉的阿拉伯人，尤其是「膚淺的」美國人：「他們總以為全世界的人都跟他們一樣，喜歡蘋果派、媽媽、講笑話；什麼事只要坐下來談，就可以解決。」
有意思的是，隨便問一個猶太人，他絕對不會用「共識強」、「步伐一致」來形容自己的社會。相反的，十之八九聽到的回答是－－「分歧」。在以色列航空工業公司(IAI)工作三十年的高級主管說：「在這裡，我們絕對不會為了生活枯燥而自殺，因為意見太多了。」
這是一個真正的純移民社會，在面積不到台灣三分之二的地方，除了巴勒斯坦人之外，還湧進來自七十多個不同國家的猶太人(包括長相一如黑人的衣索匹亞猶太人)，所講的母語超過一百種。
活得尊嚴而清楚
生活背景不同，宗教派中有派，政治主張更是從左到右。乍看之下，這些變數似乎要把以色列切得粉碎。這是以色列柔弱、拿不出辦法的一面。
他們花了二十年，爭論能不能在聖城蓋游泳池；國會議員捲起舌花，激辯誰是「猶太人」；各派宗教熱列生商討，該不該依聖經所示，全國農地每七年休耕一次……。
當然，最能引起口沫橫飛、臉紅脖子粗的場面，是怎麼得到和平，怎麼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有些人認為猶太人與眾不同(因為他們是上帝的「選民」)；而阿拉伯人又與別的民族不同，難以捉摸。「六日戰爭」後的民意調查顯示，八成以上的猶太人相信，「所有的河拉伯人都憎恨猶太人」。
另外一種看法，是巴勒斯坦人跟猶太人沒有兩漾，大家都是期望和平的。
離開爭鬧不休的耶路撒冷，沿著公路穿越約旦河西岸，走上戈蘭高地，暮色漸沈，車聲寂寂。在加利利海邊，令人想起講愛與寬容的耶穌，空氣中一如教堂的肅穆。一轉頭，戴著麥卡瓦坦克的運輸車，刷地一聲經過。
卡發布隆農場(Kfar Blum)就在戈蘭高地下面，矮胖的可登(Judith Criden)快步走在農莊的小徑上，皺著眉頭，說出最令她憂心的危機。「現在大家漸漸覺得，我們比巴勒斯坦人優秀，我們的宗教、生活方式都好過他們，以前不是這樣的。」
跟台灣一樣吵吵鬧鬧，但以色列人似乎活得更有尊嚴；跟台灣一樣面對一個不可知未來，但以色列更清楚自己該做什麼。
第一次就做對
翻閱報紙，有種族衝突，卻沒有拿槍殺人搶劫；有致見的辯論，卻少見權術遊戲；他們世討論國防預算削減，卻從沒聽人談起官員貪污、腐化。
以色列人的生活過得比台灣窮，(一位從英國移入的老人說，他發現自己比以前少吃肉了，要省著點用)；但他們沒有坑坑洞洞的馬路，更不會看見被丟棄的塑膠袋隨風飛揚。以色列表現出來的決心，不過是簡單的道理，資源有限，機會、時間更有限，他們第一次就要做對，不允許失敗。
是一種融合歷史傳統、教育、服役制度的力量，把猶太人緊緊黏在一起。這種強力膠，使他們打贏五次大戰，忍受百分之一千的通貨膨脹(一九八四年)，和長年一０%以上的失業率。
星期五下午，以色列的馬路邊常當可以看到想搭順風車回家的軍人。戴著軟帽，袖子捲起，敞開領口扣子，這是善戰聞名的以色列士兵的典型模樣。其實，在餐廳、在學校、在馬路上的猶太人，即便穿便服，有各種職業，但內心的軍人本色，是這個社會的基調。
心理學家蓋爾(Reuven Gal)回憶，六日戰爭時，他報到的戰場，離家只有兩英哩。戍守在小山丘上，他只要一回頭，就可以看到他的家，當時，他太太正懷著身孕。
「活在以色列很難，不死在以色列也難。」蓋爾現在主持一個專門研究軍人心理的機構，他說，這種心情，他的父親經歷過，他的兒子如今也是，三代之間因此有共同的信念。
三歲開始教育
蓋爾的故事，在這個受過連串征伐洗禮的國家裡，不是特例。透過戰事表達求生的意志，不僅凝聚了幾代人的力量，連帶也使社會減少階級意識。
上至部長，下至洗衣機技工，除了十八歲服役三年(女人兩年)，每年還有平均四十天左右的後備役。「在這裡，教授最要好的朋友，可能是公車司機。」曾做過記者，現在是自由作家的哈達里(Amton Hedary)說。
兩(三)年的軍事洗禮，年輕人普遍認為，最大的收穫是成熟了(而不是變成老油條、煙槍、嗜酒者)。
跟大部分青年一樣，蓄著絡腮鬍的納達利(Aharon M. Naftali)服完年期較長的軍官役，順著時尚出國遊歷一年，理工學院工業工程管理系唸到三年級時，已經三十歲了。他是備役上尉，服役時，他跟一個軍官掌管一艘價值三百萬美金的潛水艇。
他回想，當年他不遇二十出頭，就領著十幾個弟兄出海潛航，在高度授權下負起重責。一夜之間，他不得不快點長大。納達利對著身邊那個一切以事業至上的同學說：「等你服完兵役，就會明自國家才是最重要的。」
國家意識的灌輸，不只限於成年後的軍事磨鍊；而是從小的教育，就不斷融入傳統、歷史和團隊精神。
猶太人對子女教育的要求，絕不輸給中國父母。即使在中世紀，猶太社區裡沒有一個男孩子不上學，家裡付不出束脩，社區必須負擔費用。
這種傳統在建國時，由第一任教育部長(以色列第二任總統)進一步發揚。他上任當天，就叫祕書拿著破打字機，草擬教育法，強迫三歲到十五歲的新生代，接受免費教育。他的秘書驚愕不已，經費拮据不提，當時整個教育部，就只有他們兩個人。
這套義務教育法，第二年就通過了，比中華民國整整早十年。
以色列對知識的尊重，也不僅是嘴巴說說而已，連建築也表露無遺。以色列的外交部，是接收英軍當年的營房改建的，牆上看得到裂縫。由於經費有限，整個亞洲司也只有兩個人。
離外交部不到半小時車程的希伯來大學，絕對看不出一點寒酸相。一個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不但有自己的辦公室，門口還坐著一個秘書。
由歷史統治
一株株幼苗就在這種氣氛成長。小學生二年級開始學猶太聖經(阿拉伯人唸可蘭經)，三年級再加本國地理。
「我們是用腳認識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社會及教育教授文德勒(Chaim Adler)指出，地理課上課的重心是遠足。
這種徒步健行、露營的活動持續到高中，他們踏遍南部沙漠，繞耶路撒冷一圈又一圈，到北方邊境看約旦河及河對面的敵境。
參觀博物館，也是不可或缺的。當法國小孩躺在羅浮宮裡，看裸體的維納斯；美國小孩尖叫著跑在迪斯奈樂園時；這裡的孩子，看的是耶路撒冷歷史博物館，想像三千年前聖殿被羅馬人毀掉的悲愁；當然還有紀錄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被屠殺的博物館，煤氣、骷髏、希特勒……。
於是，「這裡是全世界我們可以自衛的地方。」「這塊土地是我們的，我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了。」這幾句話，變成了老老少少不能挑戰的真理。
「這是一個由歷史統治的國家。」駐以色列兩年後，美國科學箴言報資深記者莫斐(George D. Moffett)觀察，以色列處處提醒人民，記取歷史教訓。
陰雨後、陽光乍現。衛蓋體育學院(Wingate Institute)，是屬於肌肉與汗水的。但就在一片綠柔柔的草地旁，豎著一個紀念碑，為的是十幾年前在西德慕尼黑被殺的奧運選手。
「大家時時提起他們，就好像昨天才發生一樣。」衛蓋學院的副主任謝門(Atara Sherman)傷感地說。
而十歲的少年，幾乎都會參加「青年運動」(Youth Movement，類似童子軍的活動)，整個社會都以自己家少男少女穿上象徵會員的藍色制服為榮。
這些小「運動者」，也必定會到集體農場(Kibbutz)，體驗建國精神。
從小坡上回望卡發布隆農場，田園井然有序。老農何佛(Sam Halpher)追憶，這裡原是水窪地，長不出什麼作物，倒是百病叢生；從蘇俄、東歐大量湧入的移民，三個人之中注定要死一個。
跟建國者一樣，這些移民深受上半個世紀社會主義理想的呼喚，加上屯墾衛國的軍事需要，他們過集體生活，幾百人一起種田，一起吃飯，沒有薪水，就像台灣小學教科書上形容的人民公社。不同的是，這個人民公社，至今仍是民主以色列的精神堡壘。
從本古里昂、梅爾夫人、以色列第一號情報頭子到許多優秀的空軍飛行員，都出身集體農場。雖然，目前兩百三十多個農場，共負債十億美金，但卡發布隆的老農何佛堅信，集體農場會變，卻絕不可能消失。
它不會消失，因為在以色列沒有軍隊，沒有工業，沒有政府之前，農場是唯一也是最重要的生存命脈，這片與大自然搏鬥的田地上，留著猶太人今天的性格－－再困難的環境，也只有勇往直前；個人的享樂次於團體的生存。
憑著這股氣勢，以色列數度贏得關鍵戰爭；但猶太人剽悍的作風，似乎也難抵擋巴勒斯坦問題的撕裂。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九日，一個猶太人到西岸巴勒斯坦人開的商店買東西，不料突然頸後被插一刀，當場斃命。雙方互以流血報復，對峙升高，接著巴勒斯坦人罷市、罷課、示威、丟石頭、開始為求建國的長期抗爭。猶太人軍隊也以牙還牙，各有死傷。
這就是intifada。
軍中開始有不同的聲音，已經有六十多件拒絕到西岸服役的案子。在耶路撒冷回教金頂寺遇到一位守寺衛兵。正想興奮地展示他的中國功夫，一聽到「是否願意受命到西岸」的問題，立刻變臉說：「我很滿意現狀，我不想改變。」他們寧願和武裝的敵人正規軍作戰，但要在占領區對付街頭向他們辱罵、丟石頭的巴勒斯坦平民，卻完全是兩回事。
讓路給貨櫃輪
宗教的力量，更在中間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現在第一、二大的自由黨(Likud)和勞工黨(Labour)，都未贏得國會多數席次，因此宗教小黨派的意見，變成左右政策的關鍵。
以色列的主流教派，是正教(Orthordox)，占人口的三成，他們大多數不但堅持女人手肘不應外露；更相信約旦河西岸和邇薩走廊占領區都是聖經裡上帝「應許之地」的範圍，絕對不能讓給巴勒斯坦人，否則便違背了上帝意旨，以色列人將被懲罰。
一個宗教領袖把宗教形容為充滿五千年傳統寶藏的貨櫃輪；而只有四十年歷史的政黨，不過是艘空船，在海上行駛，兩船相遇，「空船當然要讓路給貨櫃輪。」
就算贊成跟巴勒斯坦人談判的人，也派中有派；有人贊成跟PLO(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談，有人反對。「絕不，絕不跟那些恐怖分了談判。」一位四十多歲的家庭主婦說。
沈的不信任感。在「六日戰爭」裡，有些家庭已經挖好墳墓，深恐大屠殺再度來臨。
而溫和的人則說：「巴勒斯坦人最後還是會建國的，讓我們談吧，不要再殺戮了。」他們希望的，也是歷史悲劇不要重演。
一八九七年，一心鼓吹猶太人不要再等救世主，要自力建國的赫宙(Theodore Herzl)，在巴塞爾(Basle)召開第一次猶太人建國大會，他說：「我在這裡宣布猶太人建國，你們一定要笑我；但我相信以色列在五年內有機會復國，五十年內心定建國。」
果然，以色列在五十年後建國，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回到上帝與他們約定的土地。
如今，建國的榮耀、驕傲與自信，就在種種矛盾中褪色了，猶太人建國了，但他們到底要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
三月開始，以色列又將有個無雨、永遠陽光普照的長夏。這些惱人的結，就像日日東升的太陽或猶太人周而復始的安息日一樣，看不到終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