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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價值鍊: 創新極大化,執行極小化

專題講座3〉人文探險VS. 科技創新
文 / 王思涵    
20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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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價值鍊: 創新極大化,執行極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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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遠見》雜誌創辦人 王力行

演講人

中國探險學會創辦人 黃效文

廣達電腦董事長 林百里

擔任第三場專題講座主持人的《遠見》雜誌創辦人王力行引用《賈伯斯傳》作者艾薩克斯對賈伯斯的評價開場,「賈伯斯是一個創新者,他極大化了科技的應用,連結人文和美學,為人類塑造了一個感性的未來。」

連結科技與人文,也是第三場講座中兩位演講者的特質。

探險家與科技人 跨界談趨勢

中國探險學會創辦人黃效文是人文探險家的代表。他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首位獲聘的第一線華人探險家,不但改寫長江新源頭,也引起世界注意因大量捕殺而快速消失的藏羚羊。1986年,他創辦中國探險學會,用高科技從事黑頸鶴與金絲猿等的保育,以及長江玄關與西藏古廟的保存修復。黃效文也曾經當選《時代》(TIME)雜誌年度25位英雄之一。

當今筆記型電腦製造龍頭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則是科技人代表。林百里在就讀台大電機系時,與同學溫世仁,設計出第一台電腦,得到青年獎。開創科技事業多年,林百里始終無法忘情於人文藝術,陸續成立廣達文教基金會與廣藝基金會,在台灣各地推廣藝術與人文教育,也擔任中國探險學會董事長,支持黃效文的探險志業。

黃效文與林百里都出生於香港,講起話來,不僅都帶著濃濃的廣東腔,當天還一起穿著奧地利薩爾茲堡的皇家傳統服飾,交情深厚,可想而知。也因此,兩人除了從各自的專業經驗暢談探險與科技創新的趨勢,更難得的分享兒時的反叛經驗,以及共同前往香格里拉探險的故事,以下為演講紀要:

黃效文

沒管制的時代 赴敦煌開眼界

探險,不能揚棄過去。中國幾世紀前的探險,都很有歷史性。像是唐朝玄奘,為了追求宗教;明朝鄭和,為了友誼與經濟目的;明朝後期的徐霞客則是比較個人的探險,帶一個書僮跑遍天下。不管是追求精神、地理或政治,都有很多開創探險的先行者。

西方近代進入中國探險,大約從1904年開始,英國Sir Aurel Stein去敦煌,帶回很多東西,但敦煌也失去很多東西。

我有個老朋友98歲,他是以前中央航空公司、台灣復興航空公司的創辦人陳文寬先生,1946年,他在上海出借一間房子給他的飛行員住,飛行員繳不出錢,就給他一張敦煌壁畫,我上個月去舊金山,他送給我,我把他帶回香港,總算回到中國的地方了。以前的探險,拿走很多文物。現在,我們希望可以找到回歸的路途。

1949年到1976年間,外國人很難進中國大陸探險,探險活動是停頓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1973年,我從威斯康辛畢業,主修新聞與藝術,高希均教授是我的老師。1974年,我很榮幸到中國大陸探險,那時還是文革後期,1979年我就到敦煌去了,那時還沒有太大的管控力量,什麼都能看到。

高科技的年代 用Google做調查 到了1980年代,我進入《國家地理雜誌》,開始對人文方面的探險很感興趣。

1983年,我在鄂倫村工作,那是一個只有3000多人的村。其中,有個養馴鹿的部落,只有166人,他們的生活方式引起我不只要記錄,還要做保護的心態。

1984年,我在中國的絲綢之路,做了一年的調查。

1985年發現長江新源頭,我已經知道新科技能帶來什麼。我家住在洛杉磯帕莎蒂納(Pasadena),旁邊是加州理工學院與美國太空總署NASA,經常跟一些科學家來往。

1981年的時候,美國第二次發射太空梭,我已經有探險項目在上面:利用雷達,在絲綢之路上找考古點。

1984年,我們利用這種科技的大型照片,來做長江源頭鑑定。那個年代,GPS與衛星照片都是很新的東西,應用不大,但後來幫助我們做探險工作。

例如,我們到四川等做玄關保護,因為年代久遠,只知道是明朝後期的玄關,後來用碳元素鑑定發現那玄關是唐朝的。如果沒有這種新科技,我們只能用眼睛,高科技幫我們做很多鑑定的工作,像是保護西藏很多寺廟的壁畫,還有水獺、藏羚羊與黑頸鶴。但我們不只是記錄,也去保護,在發現長江源頭之後,我們也鑑定長江、黃河跟怒江的源頭,發現與記錄源頭,可以做科學推廣,引起大家對水資源的重視。

我在海南島從事保護黎族最後剩下村子已經三年了,下個月,我們要展覽20間保留下來的房子。明年,我也希望拿海南島跟台灣兩個海島,做地質與文化和原住民的比較。

我可以用Google比較台灣跟海南島的地形,以前這要經過很多審批,現在很方便。不只探險應用可靠高科技,連我寫的文章,也可以用電子傳媒散播出去。

林百里

創新DNA:好奇、觀察、構想、實驗

昨天馬英九總統在《遠見》華人企業領袖高峰會致詞時講的很對,過去是效率驅動,現在是創新驅動。 我們的勤勞與智慧,奠定過去30年的黃金時代。但從現在開始是後PC時代,要靠一點智慧,再加上勤勞,才能夠創新成功。

發明、創新可分兩種,一種是改良性的創新(improving innovation),筆記型電腦以前很厚重,現在則很輕薄,就是改良性創新;另外一種是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改變使用者的習慣,像是iPod,一次可以放百首歌,使用者要透過iTunes上網買歌,而iTunes的商業模式就是取代性創新。創新有影響力,才會有商機。

創新、突破的結果就是取代,我們應好好定義創新,怎樣才有影響力與經濟效果?文化人講影響力,我們比較俗,講的是市場占有率。

創新突破,先要有技術創新、設計創意,最後是商業模式。 創新有價值,也要有成本與獲利(profit)。尤其是現在是新的網路社會經濟,像Google與Facebook,要有價值與獲利才能持續以商業行為發揮影響力。

不過,取代性創新要面對非常多的挑戰。哈佛大學商學院做了一個創新者DNA的研究,創新的第一個DNA叫好奇,第二個要觀察,再來是構想,最後要實驗。美國《富比士》(Forbes)雜誌根據創新者DNA的條件,選出全球最具創新的領導者是Salesforce.com的執行長Marc Benioff。

限制太多 讓黃效文想走出去

王力行問(以下簡稱問):接下來,想請兩位談談從生活經驗怎樣培養、成就今天的DNA。聽說黃效文先生小時在香港比較調皮,我也看過你從威斯康辛大學畢業的照片,留著嬉皮時代很長的頭髮,還去流浪,可以談談探險之前,你與其他小孩不一樣的經驗?

黃效文答(以下簡稱黃):我成長得比較慢,很多人問我怎麼成就一個探險家?

我經常說,「你給我一個3歲的小孩,我就給你一個探險家。」每個人小時候對什麼事都很好奇,都是純淨的探險家。

我有個不好的習慣,老師父母說不能做的,我都要偷偷摸摸去做,有個反叛性。原來我沒有打算要在中國大陸做探險,後來之所以到中國探險是因為限制與困難特別多,也可能這是我成長家庭的人文背景,當時全世界我都可以去,但愈走就愈想往民族文化探險。

我去《國家地理雜誌》工作,但我從中學到大學,地理都不合格。我要走出去,才感覺到過癮,真的達到自己的目的。

一部電影 讓林百里愛上電腦

問:林董事長的成長過程,有沒有反叛性,或什麼東西對你後來有影響?

林百里答(以下簡稱林):我現在不敢再做反叛性描述,會做不好的示範。我很用功讀書,但我的DNA不夠好,所以分數都考不高,很可憐的啊(全場大笑)。

不過我從小很好奇,每天都有很多問題,像是為什麼兔子聽到狗叫會跑掉?問老師,老師很討厭我,你問這幹嘛,書讀好再說。

因為我在鄉下長大,我很喜歡觀察:為什麼生物是這樣?當時讀書讀不通,但生物老師與國文老師給我很大的啟發,我一股腦鑽進生物科技與國文的領域。

以至於後來在高中時期,因為看愛因斯坦與天文到走火入魔,都沒有讀書而被當掉。我不是偷懶,而是DNA不夠好,我很羨慕別人讀完馬上就會了。

問:什麼樣的動力讓你跟溫世仁先生設計第一台電腦?

林:書讀不懂,就去做嘛,什麼工程數學,他(溫世仁)也不懂。那時我們對數位電子非常感興趣,數位電子裡最有用的就是電腦。

我從小就很迷電腦,為什麼?黑白默片時代,我記得有部電影《原子鐵金剛》,後面是個電腦,控制前面的鐵金剛。電腦是人類追求知識與智慧很重要、很偉大的工具,我也要做看看。那時大家都說我跟溫世仁兩個人發神經,但這後來對我們影響很大,才會創業、做生意。

林百里和黃效文曾同赴西藏

問:你對人文藝術的喜愛,還有跟黃效文一起推動中國探險學會,對你有什麼影響?

林:我看黃效文當探險家有很多照片與文章,應該要發揮影響力呀,所以我才來幫他。探險要持久性的影響,一定要典藏(archive),很多探險項目可成為永續的商業模式。黃效文已做很多研究、探索的工作,再來,協會要經由媒體、博物館或是商業模式讓他的知識可以傳給後一代。

黃:我補充一下,近代很多探險家是由國家支持,現代的探險家可能要靠成功的企業人來支持。林百里不只提供我一定的經濟支持,還有後續怎麼建立一個平台,讓年輕人利用與發揚光大,影響更多人,否則只是我個人內在的動力與熱情。今年是探險學會的25周年,這是一個找接班人很關鍵的點。

問:你們倆曾一起去西藏?

黃:林百里先生有段時間身體不好,2007年才稍微好一點,醫生還很擔心,但他就跟我去西藏香格里拉。

到香格里拉時,3200公尺,他還堅持要跟我們到十多年前成立的藏獒中心,那中間要經過一個山頭,4300公尺。他寧可吸著氧氣,都要去。 這方面,他確實跟我有共通點,都有探險精神。他有這種動力,對我影響也很大。

林:跟黃效文去一趟後,我覺得他怎麼這麼傻,去這麼辛苦,賺不到錢(全場大笑)。

但這是一種熱情,他腦袋裡有個願景,一定要發現、保存快要消失的文化、滅亡的動物,為了後一代。我們要讓他的熱情成為一個平台,讓更多人參與,讓年輕人來做後續的工作。

未來價值鍊 創新大於執行

問:如果人生可以重新來過的話,林百里先生會選擇做一個探險家嗎?黃效文先生會當一個科技人嗎?

林:我想當畫家,不用花錢買畫,自己畫就好了。 探險家是很苦的事情,我想我做不來,你看他頭髮比我白(笑)。

黃:說實在我沒這本事,再來一趟,我還是要做探險的行業。

問:我心裡還有一個問題,華人世界可能還有許多具有好奇心、觀察力、希望探險或創新的人,但文化上有沒有一些障礙?怎麼突破?

黃:傳統給我們恩惠(blessing),也給我們責任與負擔(liability)。我覺得創新與傳統分開是一個課題,例如海南島上的黎族人,他們都想搬到新房子去,但一回頭,就沒有東西留下了。保護舊的東西跟創造新的東西,是一個很新的課題,我們這代人只是急著保護,我認為下一代人能把這兩者做完美的結合。

林:民族文化、社會環境與政治都是影響創新很大的限制因素,譬如說,要在美國創新很容易,他們的文化就是非創新不要,社會對創新的接受程度快。我們怎麼跳出框框?要看個人,這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三天三夜都談不完。無論如何,在未來價值鏈裡,創新絕對占大部分,執行只是小部分。(王思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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