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與人文，究竟該如何相輔相成？」這議題近年來益發成為國內醫學界關注的課題。特別是近年來不斷傳出社會爭議事件，例如2005年的「邱小妹妹人球案」、醫師收紅包，以至於日前才剛發生的愛滋病患器官誤遭移植等事件，都一再引起國內醫學教育界對於加強培養學生人文素養的重視。
向來重視培養優秀醫師以及加強醫界人文關懷的黃達夫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10月7日下午舉辦第三屆「台裔美國醫學教育學者訪台學術研討會」，就特別以「人文與醫學的對話」為題召開一場別開生面的論壇活動，吸引美國華裔與台灣共上百位醫護人員聆聽。
醫師談如何培養人文精神
這場論壇由兼具醫師、作家身分的史丹佛大學小兒科副教授王智弘主持，與談貴賓包括美國史丹佛大學「政策、成效與預防中心」主任保羅．懷斯（Paul H. Wise）教授、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及以《白色巨塔》小說聞名的醫師作家侯文詠。
畢業於美國名校康乃爾（Cornell）大學醫學院、擁有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學位的保羅．懷斯，是美國小兒科醫學界極富盛名的醫師與教授，歷任波士頓醫學中心社會與健康政策研究部門主任、哈佛大學生育健康研究所所長等重要職務。
身為醫師，過去幾十年來，保羅．懷斯最為人佩服的是，他努力搭起先進國家醫療設備援助落後地區的平台，不斷帶醫護人員與學生前往中南美洲、非洲、中東等落後地區進行醫療服務，從中讓醫護人員體驗人文關懷。
當黃達夫、懷斯兩位東西方醫界專家，與侯文詠這位醫師作家會談，會擦出什麼火花？《遠見》特別摘錄三位專家的談話精華：
保羅．懷斯
戰火中任志工 孕育人文精神
醫學上的人文關懷，究竟能否透過課堂講解的「教學」方式來傳授，我想應該可以，但是我更確定的是，人文關懷可以從「學習」而來。
我念大學前，曾對海洋生物學很有興趣，特別對鯊魚著迷。但當我上完第一年課程時，正好越戰發生，並引發美國國內的重大對立。我當時感覺到，鯊魚生物學並不足以拓廣我的人生視野，於是我動了念頭想去非洲，看看更寬廣的世界。
不過，我沒有錢去那麼遠的地方，於是有朋友便指著地圖建議說，「為什麼不考慮去中美洲？例如瓜地馬拉？那裡距離美國近多了。」雖然我不會講西班牙文，但四天後，我就到了瓜地馬拉。只是當時沒人提醒我，當地正在內戰。
瓜地馬拉的民眾非常貧困，當地的原住民，包括印第安人、馬雅人等都遭到嚴重的政治打壓。我到當地的醫院當志工，照料被戰火波及受傷的小孩，西班牙文也因此突飛猛進，那年夏天在瓜地馬拉的所見所聞，徹底改變了我。
暑假結束後，我回到校園裡，當時我認為，我想學醫學，將來可以幫助弱勢民眾。不過，我認為有必要先瞭解醫學背後相關的社會結構（social fabric），包括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等，並且結合我在瓜地馬拉當地所見到的一切，於是總和起來稱為「拉丁美洲研究」。當時康乃爾大學還沒有這個科系，校方聽到我的想法與要求後，就說，「沒問題，那就成立吧！」
於是，我與三個同學便與指導教授一起創立了這個科系，我們每天坐在一起喝咖啡、啤酒來討論議題。完成大學學程後，我也取得了攻讀醫學院的資格。所以在瓜地馬拉的志工生活經驗，為我奠定非常好的通識教育基礎，想起那些躺在醫院病床上、飢苦交迫的孩子們，就讓我心中提出各式各樣的疑問，促使我回到校園裡鑽研各種學科來尋找解答。我的人文精神與關懷，就是這樣孕育而生。
瞭解醫學史 醫師才會謙卑
我認為，要培養具有人文精神的醫師，首先，要讓學生們擁有自信，要幫助學生們認識到，他們所學的專業能力，絕對是有社會影響力與社會意義的。
其次，要讓學生瞭解尊嚴的重要。我常告訴學生一項觀念，他們所擁有的專業技術能力，其實可以用來營造更多的時間、空間來與病患、家屬相處互動，這也正是病患家屬所期待的。
另外，我非常喜歡具有歷史感的學生，因為許多醫師在醫療過程中，不自覺地產生自負、傲慢，這一點是我最擔心的。但是如果學生瞭解過去的醫學歷史，就會有助於減少傲慢，因為從醫學史上我們可以反省並發現，現在教給學生的東西，有一半左右到後來會被證實是錯誤的。所以擁有歷史感的學生，會降低傲慢，並懂得更多的知識與人文精神，來做好未來的醫療工作。
黃達夫
人文是提升醫術的催化劑
我同意懷斯教授的觀點。我認為傳授人文關懷並非那麼困難，不過人文的教學不能只靠老師單方面講課，要結合師生間的互動，並且要讓學生親身觀察老師們是怎麼在醫療環境中與病患互動，創造這樣的教學環境會比較有成果，有些人稱之為「隱性課程」（hidden curriculum）。但這種教學環境是必須用心設計、創造的。
我想舉王智弘醫師的故事當例子，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美國波士頓，當時他還是哈佛大學醫學院一年級的學生。
那時他和同學們被學校要求去照顧白血病患者。其中有一個住院的兒童患者，家裡還有兩名年幼的兄弟沒有父母照顧，於是王醫師便和同學經常到這對兄弟家裡照顧他們。
後來，得了白血病的哥哥過世了，但沒有錢辦葬禮，王醫師和同學也主動張羅葬禮事宜，在葬禮上，兩個孩子主動跑上前去，擁抱、親吻王醫師一行人。王醫師和他的同學們，在這整個過程中學習到人文關懷是什麼。 哈佛大學另一名教授蘇珊．布洛克（Susan Block）也開過一門叫做「生命啟示」（life lessons）的課，要求學生照顧、陪伴生命末期的病人，直到病人離世，在過程中學習體驗生命病痛、醫療、到離去的過程，並學習與病患的家人相處。這些教育方式非常具有啟發性，而這種人文課程就是被有意地設計規劃的。
另外，大學通識教育確實可以作為學習人文的重要場域之一，我認為這對大學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學習起點，可以將人文思想烙印在心靈，對他們很有幫助。
對我而言，人文關懷是鼓勵我持續不斷提升醫術的重要催化劑，而且是讓醫師們對自己的醫術感到自信的動力。
人文關懷與醫師對自己技術的信心，兩者可以結合成強大的醫療力量，這對癌症治療領域更重要。因為如果你深切希望能夠幫助一名癌症病患存活下去，即便病情十分嚴重，仍會想盡一切辦法協助他、治療他。
侯文詠
多數人文精神 來自混亂環境
這些年來我一直關注如何在台灣醫學界裡推動人文精神，但我認為關鍵問題在於，先釐清「人文」是什麼？這樣才能真正懂得如何教給學生，來改變這個醫療環境。
我們看到很多具有人文精神的人，其實都不是在具有人文關懷的環境訓練出來的，反而都是在最沒人文、最混亂的環境中被訓練出來，就像懷斯教授一樣。
我們如果強調人為地去營造、設計一個人文的醫學學習環境，會不會反而因此像個溫室？
舉個例子，我家小孩每天上學都有校車接送，其實走路大概只要20分鐘不到就會到學校，但大家擔心孩子的安全，所以還是搭校車。
有天，校車司機請假，沒辦法送他們下課，大約5點左右，孩子打電話告訴我，我問他：「為什麼不試試看自己走路回家呢？」他說好。結果，孩子7點半才到家。20分鐘的路程，他走了兩個半小時。吃完晚飯後，我決定帶他回到學校，讓他帶我實際走一遍。
結果我發現，雖然學校到家只有四個街區遠，但在每個十字路口上該選擇哪個方向走，對他來說非常困難，在每個十字路口他都有三個選擇，所以他想要一次順利走回家的機率非常非常小。
我就看著他如何一次次地走錯路口後，再想辦法找到回家的路。可是在這一次經驗後，我就非常放心，因為他真正學會了怎麼走回家。
就像懷斯教授提到的，對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文訓練，其實不是來自醫學院，我自己最重要的人文經驗也都不是在醫學院裡學到的。這一點非常有趣，所以我們可能需要更多的通識教育。
醫療的目的，難道只是「治癒」？
人文精神對於醫學院的學生來說，不是要讓他們去做更好的醫生、也不是職業上的指導守則，而是培養他們與他人建立連結的能力。有了那個連結，能讓我們擁有更大的能量、更大的力氣去面對所有的疾病、死亡、不正義與混亂的世界。
人文不再是我們學習醫學所需要的一項技能，而是我們生存所必須擁有的基本特質。
如果我們的醫學教育能用這樣的方式去表達人文是什麼，那會比去教想像的「人文」更重要。
有一次，我和另一位我很尊敬的教授對談，我問他，「人文的本質是什麼？」他說，「把病人醫治好就是人文。」你只要把病人醫好，你對他的態度再壞、再差，他都感謝你；病人治不好，你對他再溫柔、再撒嬌，他都要去告你。他說：「我們實在沒有能力去對病人撒嬌。」
這位教授的理念雖然和我的理念有很大衝突，但我發現他的想法是當前醫療界的主流。可是，如果這是在少數的慢性病房、中風病房、癌症末期病房時，這個理念可能再也行不通，因為在這裡醫生已經找不到「治癒」的樂趣。
當我帶學生時會問他們，聽到病人的哭聲時，有沒有過去他身旁，好好傾聽他的難過、說了什麼？我發現大部分人沒有，因為大多數人沒有能力去聽病人哭完全程。
後來我陪著一個醫師聽完一個病人哭泣訴說全程後，他開始有勇氣面對悲傷的病患，傾聽病人的心聲。這就是我所說的「選擇」。
我們可以在醫療上、教育上有這種關懷病人的選擇，當然也有人不做這樣的選擇。他們認為這樣會讓醫生少看很多病人、會讓醫院少賺很多錢。但是，難道醫療的目的就只是為了「治癒」嗎？如果遇到無法治癒的病患時，又該怎麼面對？ 所以我們可能要重新思考，醫療的核心目的是什麼？不然的話，可能就無法將醫療的存在目的與整個社會做出連結。（黃浩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