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海、旗海喧騰天安門廣場的五月初，北京海淀區的電子一條街兀自保持著高科技公司特有的卓爾與平靜，其中最醒目的一塊橫幅招牌「四通－－STONE」，在一片爭民主自由、反貪污官倒的沖天聲浪中，依舊默然傾吐著「投石問路」的經營初衷。
「四通」誕生五年。短短五年裡，它的資產由兩萬元人民幣躍增至八千萬，足足成長四千倍，不僅成為全大陸最大的電腦公司，同時也是改革開放所造就的第一大民辦科技企業。
里程碑與鋪路石
四十二歲的四通總裁萬潤南，有著資本主義社會裡傑出企業家的氣派與風範。他西裝筆挺、溫文爾雅、腰纏萬貫。他講求效率、擅長用人，並經常出國開會考察。四通的成功雖然不斷受到社會主義嫉妒、嘲諷的詞鋒責難，但萬潤南仍被共產黨評為優秀黨員、勞動模範，今年的五一勞動節，堂而皇之地邁進人民大會堂接受表揚。
當記者好奇地間萬潤南，當初摔掉「中國」科學院的鐵飯碗創辦四通，為什麼把英文名字取為「STONE」時？略帶江蘇口音的他毫不隱諱地表明心中志向：「我們投石問路，成功了當里程碑，失敗了當鋪路石。這個探路不僅是探辦一個企業的路，還包括中國經濟怎麼改，當然也隱含著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
五一勞動節的表揚風光猶在。只是隨著北京愈演愈烈的民主運動，終於釀成六四天安門大屠殺的歷史悲劇後，萬潤南的地位和角色，也遽然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十九歲入黨，自認是「在共產黨培養下長大」的萬潤南，被中共以支持學運為由，打成首要通緝犯，四通也由民辦企業被共產黨接管。萬潤南乘出國開會之便，輾轉流亡到法國巴黎，中共的人民日報卻一路追擊，登出一篇占大幅版面的探底文章－－萬潤南搬起「石頭」要砸誰？
四通的這塊大石頭，究竟在大陸今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萬潤南為探路辦四通，在如何改造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探路過程中，這位黨齡長達二十三年的「優秀」共產黨員，到底說了什麼又做了什麼，使得中共憤然把他掃地出門？
角色突變有跡可尋
本為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六月八日從深圳抵達香港的萬潤南，自謂並沒有經歷「追捕、逃亡」的心路。但赴美轉法，參與了民主中國陣線的籌備工作，並於九月二十四日當選為這個推動大陸民運海外組織的首任秘書長後，他顯然已由經營企業的本務，轉到從政的新領域。
坐在巴黎第十七區法拉代街「民陣」辦公室裡，萬潤南簡便地穿著一件棉質長袖運動衫，臉上仍洋溢著北京四通總裁的那股安適與自信。他娓娓分析自己突變的角色，在盤根錯節的大環境下，一切似乎也都有跡可尋。
「有人講，在中國辦企業除了要冒投資風險外，還有政治風險，因此不光是需要企業家的精神、科學家的頭腦，還需要政治家的膽略。」萬潤南平靜地說：「四通是民營企業裡的第一旗手，所有的機關槍、迫擊砲都對著我們。我們早就有了總有一天要倒霉的心理準備。」
兩年前，亞洲華爾街日報曾經把四通比喻為共產黨和資本主義十年調情的傑出成果。在共產制度下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自然處處都有掣肘之感。一次南北企業家聯合座談、對話，萬潤南便率直地提出十點對全面致力整頓經濟政策的評價和意見。意見提歸提，難診的矛盾與沈痾依然如故。
涉身民運三關鍵
結果是，當八九民運的大纛開始飄揚在北京城的學區時，個體戶和民營企業支持得最積極。而四通的萬潤南不僅扮演後勤部長的角色，最後甚至還被戴上了參謀總長、指揮官的帽子。
七月二十八日，他在美國芝加哥的一次集會上做了一番自供：「任何國家、地區的企業家都小心翼翼地與政治保持距離，但在這次國內的學潮中，「我們卻沾上了，而且涉入很深」。」萬潤南表白。
四通身為民辦科技企業的龍頭，為什麼甘冒風險，積極介入政治色彩濃厚的學生運動？說起話來一向條理分明的萬潤南，剖析其中有三個關鍵因素。
第一，共產黨一直是通過剝奪人民的財產權力來剝奪其他權力，大陸十年經濟改革雖使民營經濟有所發展，但民辦企業仍處在一種產權關係不明確的狀態下。「所有權的問題不解決、不清楚、不理順，經濟改革終究會走到死路一條。」他深信。
第二，像四通這樣的新興經濟力量，開始要求政治上的發言權。他們需要有法律保護、有政治代表，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有他們的聲音和參與，長遠保障他們的利益。
第三，大陸經濟的繁榮帶來貪污、腐敗、官倒、分配不公等發展病，這些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經的罪惡必須用法治來克服，否則一旦讓它制度化，就會變成扼阻經濟成長的殺手。
換句話說，萬潤南認為，這樣一種以爭民主、反貪污、反官倒為訴求的運動，民營企業不可能不參與，「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事」。而四通所辦的社會發展研究所，早就做了一些超出企業範圍以外的事，諸如，在大學裡設獎學金，經常和大學生進行交流；在報章上主張搞破產法、人大旁聽制度、修改憲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保護財產所有權的問題。這些動作在在說明，四通不光是一個企業體，它同時在推動政治改革，始終在探索中國該怎麼走。
分秒監測全國反應
因此，當學生運動波濤洶湧地在天安門廣場駐下陣來，四通作為戰鬥堡壘的角色，就漸由幕後凸顯到台前了。
「從你們走上天安門廣場那一天開始，每一分鐘、每一秒鐘，我們都監測著全國各階層的反應，監測著全世界的反應。」萬潤南的得力助手之一－－四通副總裁崔銘山曾經對學生領袖這樣坦白地說：「我們幾乎每天都去天安門，我們做出的貢獻，在北京市可以說是排在第一位的。我們是冒著整個公司被政府整掉的危險！」
雖然霉運可期、險境叢生，但就連從小在共產黨培育下長大的「四通人」，都萬萬沒有想到，天安門廣場上手無寸鐵、和平示威的學生，最後遭遇的，竟是血腥屠殺的命運。而凡是插手、置身民運的人，也都成為株連的對象。
萬潤南經常有機會參加國際會議，因此備有多國簽證，六四以後中共對他的追緝，並沒有使他神色倉惶地亡命天涯。他甚至自認，連一種從正常到流亡狀態的「流亡綜合症」也沒染上。
「因為我原來就處在被眾人爭議的狀態，社會上對我紅眼病、白眼病相交加，」他說：「目前好像只是業務性質改變了，除此之外，我真有一切照常的感覺。」
就算和原任四通公關部長的妻子李玉，和十八歲的兒子萬方隔世相離，似乎也沒有對原來就不常享受家庭生活的他造成任何困擾。
「居無定所、心有常住」
「他是一個理智型、情緒相當穩定，不太輕易被感情操縱的人。」四通前副總裁，逃亡到法國後，現任民陣組織秘書的曹務奇觀察。
他的穩與定力，得到出家人「有佛相、得慧根」的評價。由香港抵美時，萬潤南曾到洛杉磯西來寺拜望住持慈莊法師。法師要他留下姓名地址，他填的是「居無定所、心有常住」。慈莊頗為激賞，萬潤南的手腕上，因此多了一串法師加持過的咖啡色金沙唸珠。
至於業務性質的改變，萬潤南在言談間也表現得自信滿滿。「其實我做什麼都合適，」他說：「以前有人說，我搞業務還可以，要做生意那就未必，過了五年，誰也不講這話了。現在又有人說，我搞企業還可以，但搞政治就未必；我想再過五年人們大概會講，這個人似乎更合適搞政治……。」
萬潤南憑什麼有這股「搞政治更合適」的自信？他分析本身的條件。第一，政治家要能持常人所感、所見，他覺得他有豐富的常識；第二，他對企業經濟、政治、歷史、文學……都廣為涉獵，具有良好的知識結構；第三，他懂得實務的操持、運作，能避免一般大陸理論家所常犯的言談悖離常識、違背國際慣例的毛病；第四，他有強烈的分寸感，能夠審時度事、把握機會；知道什麼事是可做、不可說的，什麼又是可說、不可做的。
擅長調和窩裡鬥
就外人眼光看來，企業家萬潤南所以能夠膺選為主持民陣這個政治組織實務運作的秘書長，在於他卓越的組織能力與實幹精神。
「他行事的風格相當西化，」和萬潤南多所接觸的我國旅法政治學者雲中君說：「有宏觀而清晰的頭腦，能接受不同的意見，並有幕後協調全局的本領。」
他舉證，民陣舉行大會的第一天，有人覺得不應把與會者清楚區分為亞洲、美洲、歐洲、大陸……各組，建議打散，就是透過萬潤南的協調，結果仍照原訂目標進行。
而和萬潤南一起走過六四鋒火歲月後逃離大陸的六位四通副總裁之一，現在民陣任職的曹務奇認為，他的老闆最大的特長就是用人。中國人一向習慣窩裡鬥，但萬潤南有辦法讓許多能幹的人在一起工作，力量不但不互相抵消，反匯集成一條義氣風發的巨龍。
不過，萬潤南的四通色彩，對於目前的工作也不全然是助力，批評、質疑、非議大多由此衍生。
學運領袖李祿曾公開表示，他「不認為商人應該領導民陣這個組織」。一位學者則憂慮，經營政治組織需要的是政治理想和手腕，和企業一切以利為先的原則大異其趣。另一位已在法國居留多年的民運人士，更毫不留情地指責：「民陣的大權落在半個官倒的四通派手裡，八九學運的成果顯然被新政客篡奪了！」甚至還有人擔心萬潤南過於強勢，主政會有獨裁的傾向。
面對責難水波不興
面對這樣的埋怨、責難，萬潤南表現得水波不興，倒是個性耿直的民陣主席 政治理論家嚴家其，搖著頭頗不以為然。「沒有他，民陣根本成立不起來，」嚴家其說：「他的度量非常大，遇到這麼多難辦的事，還要被人屈辱、冤枉，我替他抱不平！」
日前民陣有三十五個專職工作人員。身為祕書長，萬潤南平均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他急於把整個組織的人事和行政架構建立起來，中午經常在辦公室以一包泡麵裹腹，接近他的人都感覺得到，其正能讓萬潤南關心、動心和憂心的，似乎唯是民陣所面臨的挑戰和未來的前途。
「我們要把民陣辦到有一天能夠跟共產黨抗衡，能夠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他興致勃勃地說：「而民陣最大的挑戰在於自己－－如何凝聚一批最優秀的人才，如何在所到之處歡聲雷動的高潮過後，能安然度過被人冷落、淡忘的低潮期。」
人民擁護共黨反對的
然而像民陣這樣的海外組織，究竟能不能對中國的政治舞台產生影響？這位政治新秀的答案不僅是肯定的，並且勾畫出一張「民陣六年成功」的美好藍圖：
「兩年後李鵬、楊尚昆下台。四年後國內重新評價六四事件，集會結社法和新聞自由因社會辯論得到有限度的開放，意謂著民陣可以合法的重回大陸。六年後民陣大概就會在選舉中成功，因為凡是共產黨反對的，便將是人民擁護的。」
八九民運中的四通
萬潤南流亡海外後，曾經在一個集會上坦白自認：「這次國內學潮，我們沾上了，血且涉入很深。」若細步追蹤，他所領導的四通集團，究竟在掀起巨波狂濤的八九民運中做了些什麼？
香港媒體指出，五月二十日北京實施戒嚴以前，四通一直隱在幕後，扮演海外支持北京學運的管道，以及學運的後勤、參謀、指揮部的角色。
萬潤南屈指計算，爭取民主的開銷相當龐大，天安門廣場每天的開支起碼要四萬元人民幣。四通一位副總裁則對學生領袖直接透露。四通支援了二十多萬元，除食品、飲料、藥物外，還提供了一批無線電話、高音喇叭等宣傳器材。另有許多海外援助。通過四通公司源源流入天安門廣場，陸續供應了多台油印機、打字機、複印機、微型收錄音機及傳真機。
北京宣布戒嚴後，四通的決策階層面對劇變，深感不能再待在後台束手待斃。萬潤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描述，「他跳到前台赤膊上陣，舉起石頭－－STONE。拚死一搏了！」
五月二十一日，萬潤南先召集北大等校的四名學生領袖商談，再派助手到天安門廣場調查，然後召開四通全體幹部大會，正式公開宣布，他要觀自介入學潮。
從幕後到台前
二十二日下午。他派人派牽召來北京及外地八十餘所高校的近百名靜坐學生領袖，在北京國際飯店彩虹廳會商。他再次建議學生撤離廣場，以把這次運動導入新的軌道。他居中斡旋，發出學生撤離的十六字綱領：取消戒嚴、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復秩序。
四通副總裁曹務奇代行起草了這份撤離倡議書。他們並邀請了近二十名記者到四通，希望造成輿論壓力，但在森威的戒嚴令下，報紙未能刊登。
除了透過學運表達主張，萬潤南還運用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力量，促使人大常委召開特則會議。期能撤銷戒嚴、罷免總理。
由於四通的大力奔走，五月二十五日。香港文匯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以「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書要求召開常委緊急會議」的通欄大字標題，發表綜合消息。三十日。部分人大常委畏罪紛紛否認，並提出抗議。
公開撐腰打氣
五月三十一日晚上，萬潤南緊急召開四通公司職工大會。針對某些人大常委的指責，他發表了三點意見：血要熱，頭腦要冷，骨頭要硬。
他公開的為同僚撐腰打氣，要他們站穩立場，和反動的黨及政府對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