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陣子，中華民國先後和格瑞納達、賴比瑞亞、貝里斯建立了邦交。我國自退出聯合國以來，尤其和美國中止邦交以來，只聞「斷交」之聲，鮮有「建交」之事，而有人嘲諷「外交部」應改稱「斷交部」，可見國人對國家在世界大環境中的孤立感到的悲痛。
如今一口氣和三個國家建交，足見政府已揚棄「漢賊不兩立」的故步自封，鬥志昂揚，主動出擊。這樣的成績，朝野都感到興奮，認為是外交上的一大突破。
成就不宜誇張
但是稍一觀察思索，就可知道，與這三個國家建交雖然是一件使人有「成就感」的事，但是成就不宜誇張，它也可能給我們帶來一些困擾。
這三個國家有兩點共有的特色：其一、國小－－人口最少的貝里斯只有十七萬人，不如台灣的一個小鄉鎮。其二、民貧－－國民所得普遍不高，無論和中共或與我國建交，主要目的均為爭取經濟援助。
我國對這三個國家究竟承諾援助多少，雖然外交部不會透露，但外界談論的甚多，僅貝里斯一國所開出的經援清單，據說就包括：一、修築旋轉大橋；二、興建低收入國民住宅；三、進行一千八百萬仟瓦水力電廠計畫。這些建設方案需要的資金超過美金一千五百萬元。以台灣今天的富足，這戔戔之數實在不算什麼。
當然，格瑞納達和賴比瑞亞也都需求經援，以後再建交的這類國家亦不會例外，即使把他們加在一起，以台灣居世界第二位、七百餘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來說，也負擔得起。但是，這事有別的一些問題：
第一、這些國家太小太窮，只能享受權利，沒法承擔義務。換言之，我們和它們建交，不能產生互惠作用。而互惠正是國際交往的常規。
第二、因為貧窮，它們在中共和我們之間的選擇，只有利害，談不上道義。一九七七年賴比瑞亞捨棄我們和中共建交，只是貪圖中共的條件優惠，現在發覺中共也是「一窮二白」，才又回頭和我們「恢復邦交」。
這些國家將來很可能需索無魘，那時如果我們不從，它們又可能調頭而去，使我們過去的「投資」完全落空，如果我們有求必應，則將愈陷愈深，不知伊於胡底！
其他國援例要求
第三、原已和我們建交的某些國家，見到「後來者」好處多多，可能以改投中國大陸懷抱為要脅，援例、要求經濟利益。
第四、我們自己國內的公共建設，如交通，如污染，在在需要投資，政府如過度的捨己耘人，將無以向國人交代。
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們和這些小國建交，能否達到我們預想的目的？ 由於過去外交政策的僵化，我們不僅退出了絕大多數的國際組織，凡是承認中共的國家，我們也一律與之斷交，才造成今天嚴重的孤立。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的努力方向，是希望已承認中共的國家也能承認我們，造成所謂的「雙重承認」，使我們能重新回到國際社會。
但是新與我們建交的這些國家，影響力太微不足道，不要說美、英、法等強權不會效法他們，就是連一些中等國家，如亞洲的菲律賓和泰國等，也不會跟著它們走。
而中共也洞悉我們的用心，不因格瑞納達等三個國家小，一旦與我們建交，中共立即宣布與它們斷交，不願在國際上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事實。這樣看來，我們「雙重承認」的目的是很難達到的，所以曲意結交這些小國的意義和價值，就值得檢討。
誠然，國際活動空間是要拓展的，外交部的努力也應肯定，但是我們不必過分誇張成果，也不必把全部的精神和資源投注在這一條途徑上。
旅美學人丘宏達博士曾建議，政府應積極爭取參加有關的國際組織，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和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等，對中華民國更為有利。
以台灣目前的對外貿易總額，以傲人的外匯存底數字，美國財政部長布瑞迪就曾公開要求我國協助處理第三世界國家的嚴重債務問題，可見國際間對我國參與全球經濟事務價值的評估。朝這方面努力，也許更易收效。
以「拘留所」歡迎英雄
相對於政府對待外人的慷慨，我們對待自己人，就不免顯得寡情而苛刻。
在台灣從事音樂工作的陳百忠，跑到大陸接回張鋼等三位民運人士。他們也許以為，一回到台灣，就會受到英雄凱旋式的歡迎。但是沒想到，等待他們的，卻是變相的拘留所，官方且曾討論，要不要把他們遣送出境，或者以違犯國安法的理由把他們起訴。
北京六四屠城，舉世震驚和憤慨，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無不有示威抗議活動。五百萬居民的香港，有一百萬人走上街頭。
這當中表現最「冷靜」的是台灣－－尤其是台灣的官方。政府受輿論的督促，六月底宣布凡在海外因反共而不能回去的大陸留學生，可領中華民國護照。但是背後的真相是，領了中華民國護照也不能進台灣。當法國收留了很多大陸民運人士時，台灣一個也沒有接受。
大陸在海外的留學生承傳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精神，繼續抗爭中共的獨裁殘暴，轟轟烈烈，也未見台灣有什麼具體的幫助。
其實，台灣在大陸政策上的「謹慎」，並不自現在起，自蔣經國總統辭世後，大陸政策即有緊縮的趨向，譬如對大陸同胞赴台限制之嚴格，拒絕大陸記者訪台，以及對學術文化交流之冷淡等等。
樂觀其成、保持距離
瞭解政府政策和意向的人，曾坦白的表示，台灣不願涉入大陸民運太深，因為台灣太小了，勢必不能容納過多的民運人士，而且中共迄未放棄必要時對台灣用武，台灣自不宜過分刺激中共，造成台灣的危險。所以台灣官方目前對大陸民運的態度是；樂觀其成，但保持距離。
這種心態，這種作法，很使海外支持中華民國的人士失望和傷心。四十年來，台灣一直自稱代表整個中國，要「解救大陸同胞」，可是「南渡君臣輕社稜，中原父老望旌旗」，大陸同胞等不及了，只好自己解救自己。而被中共坦克車和機槍殺戮之後，原來說解救他們的人卻袖手不管，天下偽善之事，何過於此？
中共統治大陸以來，雖然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怨則有之，但恨則尚不普遍。但六四之後，一下子把這個政權推到了人民的對立面，中南海那一小撮人，已喪失了合法的統治基礎。
四十年來，今天是中共政權最脆弱的時候，也是台灣最能有作為的時候，如果台灣畏縮不前，一旦大陸有大變局，台灣將毫無發言權，那時大陸同胞會問：「你們憑什麼講話？」
台灣顧慮得罪中共，怕它翻臉，這當然值得同情，但是中共之迄未「解放」台灣，恐怕是力所不逮，不是出於什麼善意。當年「八二三」炮轟金門，是台灣那一點「刺激」了他們？至於怕民運人士湧向台灣，那是笑話，在民運能發生最大效力地區的排行表上，他們恐怕最後選擇台灣。
不再需要號召
台灣今天在大陸政策上所表現者，尤其對民運人士的態度，被外界評為苟安自保，忘了統一國家的責任。官方當然否認，李登輝總統在雙十文告中說：「台灣的前途，絕不能獨立於統一的中國之外……民族大義的血忱，尤不容我們坐視中國長久處於一半自由、一半奴役的狀態。」
在光復節談話中，李總統又說：「所有中國人追求民主與幸福的理想，也都可以在我們的手中實現。」這當然都是很有力的「號召」，不過四十年來的台灣，這樣的「號召」已經說了不少，現在世人注視我們的，不再是我們說了些什麼，而是我們做了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