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幸而言中的預言
一九八六年底，大陸有十七市、一百五十多所大學發生遊行示威，要求民主，並提出了「新聞自由」的口號。這在中共治下是史無前例的大膽行動，當時我寫了一篇論文叫「中共新聞改革的常與變」，在香港大學主辦之「人的革命：中國現代化中的思想與文化問題研討會」發表，在這篇論文的結尾處，我這樣寫道：
「在中共新聞改革的討論中，「新聞戰墾的評論員特別提到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延安「解放日報」社論「致讀者」、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重慶「新華日報」社論「人民的報紙」和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致讀者」這三篇社論，並於同期轉載供中共新聞工作者參考。
這三篇社論代表了中共不同歷史階段上的新聞改革，然而歷史的發展也告訴我們，這些改革也都只是在技藝與運作上的改革，沒有昇華到組織架構與意識型態之中；而事實也證明了，沒有相應的組織與思想的變更，技藝與運作的變更終究不能持久。
在八０年代的眾多政革之中，中共能大談新聞改革，這無疑是可喜的，但喜中之憂則是中共沒有向前看，而是向一九四二、四五與五六年三個失敗的改革看。向後看當然有必要，因為自失敗之中也可汲取教訓，但只向後看的危險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記者首次上街頭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中國大陸又爆發了一次更大、更壯闊的學生運動，中期更由於知識分子與工人的加入，而演變成為一次全民的民主運動。打倒官僚、貪污的口號外，民主、自由的口號更加響徹雲霄；而且，新聞記者也史無前例地上街示威，要求「新聞自由」、「讓新聞界說真話」、「別逼我們造謠」。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的「科技日報」、中央電視台、「瞭望」雜誌、「人民日報」更勇敢地衝破禁區，大幅度地報導了學生運動與後來的絕食行動。
在北京的行動，更得到了全國各大城市的響應，而海外的華人更史無前例地團結，不分政治立場，一致支持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在香港，向來緊跟中共中央路線與政策的「大公報」與「文匯報」也毫不猶疑、「旗幟鮮明」地站到了人民與正義的一邊。
一九八六年底那篇論文的「預言」正不幸而言中了，但更加不幸的是，如果制度不改、意識型態不變的話，觀測中共新聞改革或其他方面發展，這個「預言」很可能仍將屢試屢驗。
二、四次新聞改革的總回顧
中共的歷史上，一共經歷過四次新聞改革。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致讀者」的社論，當時延安正在進行整風運動，「清除了王明路線在報紙工作中的影響，也清除了資產階級報紙對黨機關的影響」。這篇社論引了列寧的名言「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強調了報紙的黨性、群眾性、戰鬥性和組織性，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要求「解放日報」「能夠完成真正戰鬥的黨的機關報的責任」。
「人民性」有利於鬥爭
中共的第二次新聞改革日二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人民的報紙」社論，要求共黨機關報的「新華日報」，既要「執行黨的主張政策」，也要「真正的成為人民的報紙」。這次的改革是在抗戰勝利後，中共與國民黨簽署「雙十協定」，並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統戰口號，強調「人民性」更有利於中共的號召及其對國民黨的鬥爭。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改出八個版，這是第三次的新聞改革，這一天的社論「致讀者」說「人民日報」將在三方面改進工作。
一、擴大報導範圍：多刊登些「令人愉快的，或者是並不令人愉快的」、「直接有關於建設的，或者是並不直接有關於建設的」新聞，以力求適應讀者的需要。
二、開展自由討論：「在任何一個社會裡，社會的成員不可能對於任何一個具體問題都抱有同一種見解。黨和人民的報紙有責任把社會的見解引向正確的道路，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應該採取簡單的、勉強的方法。」
三、改進文風：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要儘量把文章寫得「有條理、有興味，議論風生，文情並茂，萬不要讓讀者看了想打瞌睡。」
害怕討論的人
第三次新聞改革的提出，中共已經建立政權六年多了，農業、商業、工業也先後完成了社會主義的改造，中共希望黨報能更好地完成其當前的任務，所以增加了「人民日報」的篇幅，號召大家提意見，因為「害怕討論的人總是可笑的人」。
不過，在大嗚大放之後，中共便全力反右，自己很快便成了「害怕討論的可笑之人」！到了文革時期，報紙就更加乏味、枯燥，而且充滿了殺伐之氣的鬥爭八股了。而這一段黑暗時期更長達二十年之久，直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去世、十月「四人幫」被捕才露出絲絲曙光。
一九五七年反右後，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大陸的傳播媒介更進入了「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充斥的時期，而於一九六五至七七年間的文革達到高潮。四、五頁長的文章亦不罕見，新聞全係八股，毫無丁點有用的訊息，有的只是鬥爭，以及虛假的數字和口號，大唱「形勢大好」的調子。
毛澤東去世後，「四人幫」被捕，新的當權派猛力抨擊、批判文革，新聞工作者本身也開始檢討，提出要說真話，文章要「短些、再短些」，版面要活潑。同時，中共中央為了恢復黨報的信用，以加強其宣傳效果，也號召報紙要改革。這些便是孕育第四次新聞改革的社會與政治背景。
總體而言，第一次至第三次的新聞改革都是中共中央所發起的，目的在於更好的完成黨報的任務。第四次的新聞改革雖然也有中共中央的指引，但卻也有自下而上的推動。
由下而上的推動
黨中央一再強調，改革不是要改掉黨的領導，相反的是要加強黨的領導，使報紙更好地完成其作為黨喉舌的任務；但這正也反映了新聞工作者渴望改革、力求突破的熱情，而這是前三次新聞政革所沒有的現象。
此外，過去十年的新聞改革也配合了全國整體的改革開放政策，其時間之長與牽動之廣，也是過去幾次新聞改革中所沒有的。不幸的是，第三次的新聞改革因反右的鎮壓而終止，這一次的改革也因血腥鎮壓及法西斯恐怖追緝而告終。不過，前三次的改革對於社會層面幾無牽動，而這一次的改革雖然遇到了更大的挫折，但因為其為時久、牽動廣而且深，其影響也更大。
三、十年新聞改革的三個階段和內涵
自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捕後，大陸的傳媒大致上和文革時期的表現分別不大，唯一不同的是，過去大肆批判走資派，如今則成了大批、大罵四人幫，這種情形至少持續了四年多。
直至一九七九年底左右，這一段時間是中共新聞的「恢復期」，中心點是批判文革時期的「假話、大話、空話與套話」，而提倡短新聞、重時宜、重新鮮。在文革期間幾已名存實亡的讀者來信也恢復了，而且透過來信也解決了不少文革時期所造成的冤案、錯案與假案。
由於文革的倒行逆施，傳媒的公信力已喪失殆盡，「恢復期」的傳媒的確提高了不少黨報的威信，而這和傳媒大力批判四人幫、恢復讀者來信的確解決了不少具體的問題有關。
黃色小報受歡迎
新聞改革的第二個階段大約在一九八０年至一九八五年中止，這一段時期的特色是提倡增加透明度，擴大報導面。
具體的表現則在黨政領導人的報導外，又多了社會新聞犯罪與災難新聞，反對與打擊貪污的報導、評論；副刊、娛樂新聞以及國際新聞等也都有顯著的改善。縣報、農民報、企業報、科技報也相繼創辦，而由一些機關團體所出版的「黃色」小報，則更以漫畫、言情小說、台港影星私生活、犯罪過程為招徠。
小報與專業報受歡迎，黨報的銷路則明顯地下降，「人民日報」的銷路由七百萬份跌至四百萬份，「光明日報」也跌破一百萬大關。
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止，這是新聞改革的力求突破期，不少新聞工作者與學者開始要求訂定新聞法，以保護新聞自由。新聞體制的改革也在此一階段提出，希望除黨報之外也有民辦報紙；輿論監督黨政運作、下情上達、人民應有知情權等都先後提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更提出以黨報為核心的多層次傳媒體制。
在過去，傳媒的批評許多只限於一些政策的執行細則，到此時期，一些重大政策如三峽水壩論證、中央銀行之緊縮政策等都有了討論，雖然這些「異聲」仍然很小，但畢竟有所突破，在報上出現了。
從不能討論新聞自由到公開討論新聞自由，並進而公開要求新聞自由。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新聞社、「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亞太經濟時報」、「工人日報」、「農民日報」等十個新聞機構更上街遊行，高呼「我們要說真話」、「人民有知情權」等口號；五月九日，北京更有一千多名新聞工作者向全國記者協會提交請願信，要求新聞自由；五月十日，北京十餘所高校學生騎車遊行，支持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這一連串的發展，更是這個時期的高潮。
光明面重於黑暗面
總體而言，十年新聞改革的成就主要是技藝層次的，換言之，新聞寫作進步了，新聞短了、快了、新了，版面也活潑了，西方的新聞報導方式也引進了。中共的新聞報導向來強調典型報導、批評與自我批評和調查研究，這些沒有變，不過大致上仍是讚揚多於批評。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更清楚指出，基本上仍然要以報導光明面為主，光明與黑暗之比是「八比二」。在這個要求下，報導的重點就偏向於讚揚正面的典型了，批評則仍然要經各有關雖然在技巧上也引進了現代的統計與民意調查等方法。技藝層面的進步固然顯著，但這也主要是文革十年的「底線」太低之故，而充其量這些「成就」也只不過回復到了五０年代初期而已！
做「黨」的喉舌
從組織的層面言，改革仍然沒有鬆動中共對傳媒的控制，各級黨委仍然對黨報有積極的監督、甚至參與。總編輯依然無權決定重大事件的報導，而必須向黨委請示。和文革時期強調用工農兵做記者、編輯相比，新聞工作者的教育程度提高了，不少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參加了行列，但他們仍然被當做新聞幹部，必須鑽研馬、列、毛理論，服從共黨的方針政策。
中共向來視傳媒為黨的喉舌，是黨執行與宣揚政策、方針的工具，也是教育眾的工具。「我們的報刊基本上是各級黨組織的機關報，它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積極宣傳者、組織者，它是代表黨和人民利益的。黨的機關報是黨委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從屬於黨的。因此，我們黨報的性質和任務，同黨是一致的。嚴格地說，我們的報刊沒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獨立的性質和任務，它是以黨的意志為轉移的。也就是說，黨報的宣傳，在立場觀點上，不允許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有任何背離。」這一段話仍是傳媒的主導意識型態。
民運期間，中共傳媒說其為「動亂」，後來又指其為「反革命」，正是緊跟中央路線、方針的表現。
一九七九年後的改革開放主要是經濟領域的，不過這個領域的變動也觸動了新聞的意識型態，而使傳媒在作為工具之外也重視其娛樂與提供信息的功能。雖然娛樂與信息仍只限於黨所允許的範圍，但在意識型態中「認可」其地位，則是以前所未有過的。如果不將這些算成意識型態的進展，則基本上只是「原地踏步」，與中共延安時期並無不同。
希望成為第四權
和保守的官方立場有天壤之別的是大陸知識分子的呼聲，他們要求傳媒有自己的獨立個性，要能提供決策的反饋，要能監督決策的制定，要使人民對重大事情有「知情權」。記者劉賓雁勇敢而直率地指出，新聞界應成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大勢力。知識分子也見到，新聞改革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也就沒有真正的新聞改革。民運期間，記者的勇敢表現，證明這種看法相當普遍。
一九八六年八月九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哈爾濱市召開了全國省報總編輯座談會，認為「新聞改革同整個改革一樣，不是根本性質的改革。它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根本性質不變前提下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這一點決不含糊。對於黨的機關報來說，黨的觀念不能淡化，黨的喉舌作用不能削弱。」
「六四大屠殺」固然暫時將知識分子求變的行動壓下去了，但實際上只要中共政權存在一天，傳媒的性質仍將離不開這一句話所說的情況，換言之，新聞改革的表象是多於實質的。
四、結語
「六四大屠殺」後，中共傳媒大量顛倒黑白，將民運抹黑，而淪為創子手追捕民運分子的工具，這是中共傳媒工作者的悲哀，也是十年新聞改革進程上的一大挫折。
費孝通與吳含在「皇權與紳權」中曾說，中國古代沒有太殘暴的帝王專制，這主要是古代的「無為」思想之功，而使人民可以休養生息，「天高皇帝遠」。此外，古代的宰相制度及官僚制度也緩衝了帝王專制對人民的傷害。因此，他們說這是二道重要的防線。其實，在古代還有一道防線，那就是沒有現代傳播媒介，使專制帝王少了非常重要的幫兇。
和古代相比，今天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首先，中共的意識型態是「有為的」，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是代表人民的，因此便應徹底推行其政策、方針。雖然事實上，黨不斷犯錯，而且不斷犯嚴重的錯誤。錯誤的政策而要執行，這正是人民的悲哀。
錯上加錯
「有為的」思想之外，中共的官僚體系也龐大無比，而且無孔不入。在古代，官僚架構止於縣城，如今則無微不至，「街道委員會」的組織正說明了這一點。有如此龐大的官僚制度來執行有嚴重錯誤的政策，其所造成的「浩劫」也就可想而知了。
現代傳播媒介也是中共執行政策的工具，而且中共在農村發展有線廣播(喇叭)，組織民眾學習其文件，現代傳播科技加人際傳播的運用，更使中共如虎添翼，很容易貫徹其方針與政策。
古代的「三道防線」使帝王專制對人民的危害減到了最低程度，但非常不幸，這「三道防線」在中共治下成了「三道攻擊線」，使得其經常犯嚴重錯誤的政策可以貫徹。過去四十年，中國大陸腐敗、貧窮，人民無知，經濟不發達，教育不進步等等現象，都和這「三道攻擊線」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民運及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共的一切行為也都離不開這些因素。
在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統治下，中共的新聞改革不但剎了車，而且是大開倒車。在他們的高壓之下，傳媒的「改革開放」肯定只會停留在技藝的層面，充其量也只能成為「黨的奮發有為的馴服工具」。
不過，和中共歷次的新聞改革相比，這次的改革仍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那就是新聞自由的概念已在知識分子與記者之中播下了種子，經過了「六四」鮮血的灌溉後，它肯定會發芽、茁壯，當另一次民運爆發時，它肯定要開花、結果。
國際傳播的挑戰、香港與台灣記者的挑戰也將扮演重要的角色。除非中共將國門緊鎖，除非中共能長遠而成功地禁止一切的外來消息進入中國，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以及外來遊客所帶來的訊息，都將對中國的發展產生莫大的影響。中共已將國門打開，如今便不能隨其主觀意志而將其關上。
新聞自由已播種
大陸的新聞改革遇到了重大的挫折，但它一定會再度出現，而且其所取得的進展也肯定要比過去任何一次為大。人民已經在民運之中展現了他們的力量，和人民力量作對的政權雖能一時得逞，甚至狂妄囂張，但它終於會被人民的力量所擊破，接受歷史的審判。這是一個靈驗的歷史規律，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朱立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