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幸而言中的預言
一九八六年底，大陸有十七市、一百五十多所大學發生遊行示威，要求民主，並提出了「新聞自由」的口號。這在中共治下是史無前例的大膽行動，當時我寫了一篇論文叫「中共新聞改革的常與變」，在香港大學主辦之「人的革命：中國現代化中的思想與文化問題研討會」發表，在這篇論文的結尾處，我這樣寫道：
「在中共新聞改革的討論中，「新聞戰墾的評論員特別提到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延安「解放日報」社論「致讀者」、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重慶「新華日報」社論「人民的報紙」和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致讀者」這三篇社論，並於同期轉載供中共新聞工作者參考。
這三篇社論代表了中共不同歷史階段上的新聞改革，然而歷史的發展也告訴我們，這些改革也都只是在技藝與運作上的改革，沒有昇華到組織架構與意識型態之中；而事實也證明了，沒有相應的組織與思想的變更，技藝與運作的變更終究不能持久。
在八０年代的眾多政革之中，中共能大談新聞改革，這無疑是可喜的，但喜中之憂則是中共沒有向前看，而是向一九四二、四五與五六年三個失敗的改革看。向後看當然有必要，因為自失敗之中也可汲取教訓，但只向後看的危險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