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長期維持家長專制的政治體系，「黨內民主」只是許多人的理想，並未成為事實，更不要說社會民主化了。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決策往往脫不了家長拍板定案的模式，因而政策和權力重組帶有濃厚的「家長意志」色彩。
「家長意志」的產物
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它的決議是「家長意志」的產物。它按照鄧小平的意思，把獲各階層人士廣泛聲援的學生自發愛國民主運動，稱為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目的在推翻中共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它給趙紫陽羅織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罪名。它還改組了中共領導機構。
一、鴿派和鷹派存在政策的分歧
北京學潮自四月中旬發生後，中共高層對於處理學潮的政策有分歧。以趙紫腸為首的鴿派傾向於以對話、和平的方式平息學潮，主張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法制的軌道上考慮學生民主改革的合理要求；它認為，只要按這個方向去解決，中國大陸不致出現大的社會動亂。
李鵬、楊尚昆、李錫銘、陳希同是鷹派的代表，主張以強硬手段鎮壓民主運動，他們極盡歪曲事實和誇張之能事，激化群眾與中共的「心理摩擦」，發起「倒趙」的攻勢，最後直接介入了「北京大屠殺」。
當然，「北京大屠殺」的禍首是鄧小平。對於學生的和平遊行請願，他一開始就持排拒對話的敵視態度，把它「定性」為「動亂」，後來更稱為「反革命暴亂」，下令軍隊鎮壓群眾。
「聯盟」各有所圖
李楊之流是一方面按鄧小平的「定性」部署鎮壓和宣傳工作，一方面則以「上報」的誇大材料，刺激他堅持血腥鎮壓的政策取向和痛恨趙紫陽。李鵬和楊尚昆的「聯盟」，包含了倒趙的權力鬥爭因素。李鵬和鄧小平的密切結合，則是因為他們成為民主改革和「官民對話」的障礙，引起學生和群眾不滿；在「打倒李鵬」和「打倒鄧小平」的呼聲中，他們相互利用，一致對付群眾，這正是維持家長專制和家長權威的自然發展。
除了對學潮的歧見之外，李鵬和趙紫陽在經濟政策上也有衝突，前者傾向於實行緊縮的計畫經濟體系，主張強化計畫經濟的「調控」手段，收縮「市場」的開放度；後者則傾向於將計畫經濟體系「寬鬆化」，既不放棄計畫經濟必要的調整和控制手段，也要儘可能擴大「市場」的開放度，讓市場功能去調節價格和短缺現象。在壓縮基本建設投資時，對於沿海對外開放的項目要「網開一面」。
鴿派出局
在「北京大屠殺」後，鄧小平遙控的「四中全會」必然以清洗鴿派為權力重組的主要目標。於是，趙紫陽失去中共中央全部職務，包括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總書記；主管「思想意識戰線」的政治局委員及常委、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也被免職，只保留中央委員的空銜；書記處主管宣傳的書記芮杏文、主管統戰的書記閻明復，則被逐出書記處。
新圈為政治局的三個常委，是江澤民、宋平、李瑞環，他們在一九八七年九月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成為政治局委員。其中，江澤民接任總書記職務。
改組後的政治局常委會由下列六人組成：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
新圈為書記處書記的，有李瑞環和丁關根。前者接替胡啟立和芮杏文，主管思想和宣傳；後者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現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在書記處接替閻明復主管統戰。
二、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三個新人
政治局常委會三個新常委中，六十三歲的江澤民和五十五歲的李瑞環，是中共政壇的第三代，一九四九年後才成為中共幹部。七十二歲的宋平則與趙紫陽同為第二代，在抗戰期間(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成為中共幹部。
江澤民長期在第一機械工業部擔任技術行政工作，八０年代初開始成為「第三梯隊」接班人，先後任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外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部長，一九八五年六月起成為上海市負責人，先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市長、市委書記。他有良好的教育和專業背景，是高級工程師，有外交基礎；他有部級行政和獨當一面的地方黨政資歷，也有經濟管理、對外經濟和基層外交的經驗。但他缺乏中共中央黨務的經歷，升為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是跳過了幾個「台階」。
李瑞環是木匠出身的高幹，有北京業餘建築工程學院的文憑，所以又被視為「工人知識化」的典型，這是他的一項政治資本。
他從十七歲(一九五一)起當了十五年木工，一九七六年踏入中共地方政壇，任北京市基建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七九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兼青聯副主席。八０年代初，胡啟立任天津市長，他也調到天津任副市長，胡升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他便接任市長，一九八七年升任天津市委書記仍兼市長。
李瑞環只有地方工作經驗，沒有中共中央或國務院部長資歷，升任政治局常委是「跳」得快了些。
宋平過去是周恩來政治秘書，五０年代初以來有較完整的中共黨政資歷，當過國務院的副部長、部長、勞動部副部長、計畫委員會副主任、主任，也有獨當一面地方工作經驗；擔任過中共甘肅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又有中共中央部級和中央分局資歷，還當過西北局計委主任，近幾年任中央組織部長。在調人中組部前，他是國務委員，相當於副總理。
合鄧小平的口味
這三個人的共同特點，一是聽「家長」的話，支持「家長」鎮壓民運的政策，即所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二是有經濟上「改革開放」的一些政績，在政治思想上對學生和知識分子又能保持較大的約束，他們的「經濟右手」和「政治左手」，很合鄧小平的政治口味。
三、經濟的右手配上政治的左手
「四中全會」的改組反映了「家長意志」，這與鄧小平的「政治性格」密切相連。
中共領袖向來強調「革命的兩手」，在近十年間鄧小平的「兩手」是「經濟的右手」和「政治的左手」。在經濟方面，他推行改革開放，並取得了相當成果；在政治方面，卻強調「四項基本原則」，遲遲不讓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起步。幾次發起「批自由化」和「清污」，對知識分子一直保持戒心，因而近年來成為經改深化和社會民主化的障礙。
從七０年代末到八０年代末期，鄧小平在經政上從大膽開拓到萎縮，在政治上則從有限度的「思想解放」到極端的個人專斷，最後以軍制黨，以坦克和刀槍對付和平靜坐的學生，扼殺民主運動。
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鄧小平「軟的右手」和「鐵的左手」，使中共政局出現多次反覆，也使「培養接班人」的「戰略」方針發生變化。在七０年代末期以來的幾年中，基於打倒華國鋒和建立「家長」地位的政治需要，也為了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他全力提拔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有開拓勇氣的一些人，其中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是最有代表性的幹部；另一方面，他又提升了一批有經濟管理和行政經驗的第三代技術文官(或曰技術官僚)，幹部政策朝向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一九八六年底學潮發生後，鄧小平遷怒於胡耀邦、朱厚澤這類政治上略為開明的高幹，提升幹部的「戰略方針」也有了變化，雖然他仍未放棄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取向，但對「革命化」的要求，從偏重改革的開拓轉為政治的保守。
於是，超齡的一些人接替較年輕的幹部，出任中共中央組織幹部部長(宋平)、公安部長(王芳)；僵硬派的王忍之接替改革派的朱厚澤，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這種人事安排，顯示他強化對「專政機構」和組織、宣傳系統的控制。這次學潮發生後，他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戒心更大，對幹部的提升也就更重視「政治的左手」。
「點心幹部」受重用
新進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三個人，都屬於「軟的右手、鐵的左手」一類，對經改有「遵命型」的一些政績，缺乏大的開創，政治上卻相當保守，有「批自由化」和支持鎮壓學運的「表現」，這是鄧小平現在最需要的「點心幹部」。
所謂「點心幹部」有兩種含義，一是遵從二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指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經濟的改革開放為基本點，但四項基本原則是最根本的；二是能把握「鳥籠主義」的尺度，改革開放只能是「點心」吊胃口，有相當限度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對知識分子某些言論的寬容和疏導，超越了「家長」權威的限度和他心目中「鳥籠」的限度，因而被他拋棄了。
四、人事安排也考慮適度的平衡
除了考慮「革命的兩手」，鄧小平提升江澤民等三人，還與適度的「平衡」有關。
鄧小平這次任免高層幹部的分界線，在於是否「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即是不是自始至終遵從他處理學潮的政策。但是，他並未把對付學潮最激烈的李鵬提升為總書記，已是政治局委員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亦未升為政治局常委，反而是未直接參與「北京大屠殺」的江澤民、李瑞環得了好處。
這或許有兩個原因，一是以軍隊鎮壓群眾的方式在中共高幹中未獲普遍的「理解」，而處理學潮的「上海方式」和「天津方式」卻較獲好評。前者以工人糾察隊清除路障，迫使學生放棄遊行和靜坐；後者則採取「兩個防止」的政策－－防止「動亂」和防止流血，都是以施加壓力而不動用軍隊造成流血事件，去平息學潮。
修補形象
鄧小平一定明白「北京大屠殺」引起的社會不滿和國際形象的損害，在事件平息之後，既然要爭取外商投資和旅遊外匯收入，從長遠來說是要做一些「修補」工作。江澤民和李瑞環也支持鎮壓民運，但「民憤」比李鵬、李錫銘小。因此，在比較的意義來說，提升他們比提升兩李或喬石(主管「專政」機構)，對群眾的心理和國際形象的修補，都有點「平衡」之用。
另方面，從維持「家長」地位的策略去衡量，鄧小平會重用李鵬一夥，卻不會讓他在權力上有「一邊倒」的優勢，以避免派系鬥爭引起中共內部長期的動盪不安。
(丁望為香港「潮流」月刊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