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知名探險家黃效文沉重寫下對恩師與摯友高希均教授的悼念。從1969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師生相遇、高家溫暖的節日聚餐，到後來在台北「一本書、一頓飯」的多年默契，黃效文以真摯細膩的筆觸，追憶高希均年輕時的學者風采與深厚情誼。高希均6日於台北辭世，作者在敦煌遠方遙祭，銘記這段終生難忘的亦師亦友歲月。
我最後一次見到高希均教授，是今年的5月23號。而第一次見他，是1969年的秋天——那一年我剛踏進大學校門，而他是講台上的教授。一晃57年過去，這段亦師亦友的情誼就這麼持續了半個多世紀。
今年重啟這個專欄，也是應高教授之邀。擱筆多年，他一句話，我又寫了起來。當時我堅持要拿雜誌最後四頁來寫，因為我習慣翻開《經濟學人》便先看最後一頁——那裡是訃聞欄，留給那些對世界有過貢獻的人。大多數時候，出現在那上面的名字我都沒聽過，所以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我真的會用這幾頁來寫一篇訃聞，更沒想到，是為高教授而寫。
跨越半世紀的師生情誼
高希均教授6日上午在台北辭世，享年90。這一篇，是我重啟專欄以來的第四篇，它理所當然地屬於他。此時我與團隊正在敦煌——這座絲路上的石窟聖地，我1979年首度造訪，此後不時重返。
1979年，聽起來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但我認識高教授，比那還要早十年。1969年，我剛進威斯康辛大學河瀑分校，主修新聞與藝術。高教授僅年長我13歲，當年已是經濟系的正教授。世人皆知道後來從美國退休返台，譽滿天下的高先生，可我更熟悉的，是他早年的模樣，那位在課堂上專注，親切的年輕學者。那時誰也想不到，他日後會創辦天下文化出版社與《遠見雜誌》；誰也想不到，我會在他那裡前前後後出版17本書。
高教授經常提到的，也是他教書時最得意的門生之一，是大衛．史文森（David Swensen），這位學生日後成為了耶魯大學校務基金的投資長，他開創的投資模式，被許多頂尖大學的校務基金仿效，而他的大學經濟學，便是師從高教授。高教授常在人前說，史文森和我都是母校的「傑出校友」。我能得這份榮譽，想也知道是他幫我推薦的。
高希均的家，是華人留學生的另一個家
在威斯康辛河瀑校園所在的那個小鎮上，高教授與夫人劉女士的家，是華人學生逢年過節必到的「據點」。那時校園裡的香港學生不多，不過十來人，再加上幾個從台灣來的研究生，只要是趕上農曆節日，我們準一塊往那湊。高教授的家大概是那片唯一有麻將的人家。我還記得有一次借了麻將，跟香港同學們在宿舍裡打牌，結果弄丟了幾顆，歸還的時候，我們誰也沒敢吭聲。
那時越戰正熾，美國校園裡抗議浪潮此起彼落。靜坐、反戰罷課，學生與教授皆被捲入，鬧得有一學季，所有學生免考期末，以期中成績結算。學生時代的我喜歡留披肩長髮，穿破洞牛仔褲，打扮得像一個嬉皮士。高教授則作風持重，永遠西裝領帶，一身整齊。而每次邋裡邋遢地跑進他那個整潔的家，蹭一頓節日的飯，都是對那個年輕又身在異鄉的我來說，最幸福的瞬間。
再見面，是1989年。我受邀到台灣演講，那時高先生已經先後創辦了《天下雜誌》、天下文化出版社與《遠見雜誌》。不久，他便邀我寫書，中英雙語，一本接一本。那些年他給我的鼓勵，於我寫作之路助益深遠。雖然我早已離開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全身心投入探險與保育工作，但每回到台北準備下一本書，都要與高教授共進早餐和午餐，那是一種不必言說的默契和習慣。一本書，一頓飯，一年又一年。
高教授走的那天，敦煌的太陽和風沙都很大，我在屋外站了很久，想起他經常引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教授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名言，「天下哪有免費的午餐」。免費或付費，天下都沒有永遠的午餐。但學生時代在高教授家蹭過的飯，後來那些年在台北相對而坐的時光，及至今年5月23日那最後一次共進的午餐，我都會終生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