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適逢《單一歐洲法案》簽署40週年，歐洲工業卻陷入高能源成本、去工業化與「中國衝擊2.0」的困境。本文作者、東海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教授鍾漢威直言，歐洲競爭力的衰退，核心在於德國多年來將自身利益置於共同體之上，留下難民、錯誤能源與北溪二號等結構性難題，此篇評論為讀者剖析歐洲經濟與地緣政治的戰略迷航。
今年適逢建立歐洲共同市場的《單一歐洲法案》簽署40週年。美伊戰爭、通膨、工業競爭與烏克蘭戰爭仍讓2026年充滿未知。歐洲工業雖擁有雄厚工程實力與優秀人才，但高能源成本和中國競爭正逐步侵蝕其優勢。
歐洲徘徊於關鍵十字路口，福斯汽車不久前宣布啟動公司史上最大規模裁員，德國化工業也因國內投資條件惡化，持續增加在中國投資，「去工業化」再次成為輿論焦點。
除了長期投資不足、官僚程序過於複雜外，歐美媒體常用「中國衝擊2.0」（China Shock 2.0）描述歐洲工業面臨的挑戰，明顯將中國補貼政策與強制技術轉移視為歐洲工業衰退的主因之一。然而，檢視歐洲各國過去推動共同政策時的消極與自利態度即可看出，「中國衝擊」是歐洲政策失敗的後果，而非原因。
歐洲競爭力的衰退，始於梅克爾時代留下的三項結構性負擔
就拿歐洲大國德國來看，從90年代的過度赤字程序、歐債危機，到消極面對希臘與波蘭對德國的戰爭賠償要求，德國始終將自身利益置於歐洲共同利益之上，屢次阻礙歐洲團結。梅克爾的「歐洲領導人傳奇」更是政壇中最經典的謊話之一。她在國際上自我塑造成理性務實的領導者，但政治人設與德國在歐洲內部造成的實際問題之間存在極大落差。
德國與歐洲近年來面臨最重要的危機有三：難民問題加劇社會對立、錯誤能源政策造成工業衰退、北溪二號背叛了歐洲團結。這三者全是梅克爾政府留下的政治遺產。
首先，梅克爾在2015年基於可以理解的人道考量，對難民危機採取緊急措施；但在登上道德聖壇後，政府並未完成必要行政準備。政策不僅使地方行政與社會承受沉重壓力，也加深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對立，並至今為極右派勢力在歐洲壯大提供肥沃土壤，歐盟共同整合政策也因此一直受阻。
第二，梅克爾的能源政策更暴露其政治機會主義。德國保守派原本長期支持核能，但福島核災後，梅克爾幾乎在一夜之間推翻原保核立場，轉而成為反核政策的領導者。這場急轉彎被包裝成道德正確與綠色轉型的成功故事，但自2020年起，德國工業開始為政府能源政策付出代價。到了2025年，德國工業電價甚至有美國平均水準的兩到三倍。在中國國家補貼與美國低能源成本夾擊下，「去工業化」成為德國工業面對的現實危機。
而在AI崛起的時代，電價與能源供應更直接決定該領域的競爭力。去核決策使德國陷入長期困境：維持現狀，能源成本居高不下；重新啟動核能卻又缺乏成本效益。德國雖仍擁有優秀人才，但在現有框架下，很難看到德國如何將創新力成功投入工業。
再者，最令人不解的決策莫過於德國在俄羅斯侵略克里米亞後仍推動興建北溪二號。這項工程赤裸裸留下德國背叛歐洲共同體的證據。俄羅斯於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後，德國為取得廉價工業能源，仍選擇依賴俄羅斯天然氣，不僅無視俄方侵略烏克蘭的行為與計畫，也使自身完全落入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布局。俄羅斯之所以在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相信也是考慮到德國凡事以自身利益為優先。
歐洲的經濟安全寄望於歐洲大國，但工業政策缺乏實質內容
為了對應中方「雙循環」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策表述，歐洲工業戰略不斷在脫鉤（decoupling）、去風險（derisking）、生產回流（reshoring）、友岸生產（friendshoring）與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等概念之間徘徊。圍繞保護主義的新戰略構想滿天飛，但除了亡羊補牢的補貼之外，內容上始終缺乏真正能落實的對策。
疫情後，德國政府試圖仿效他國強化供應鏈韌性，促成台積電在薩克森州設廠，強化歐洲汽車與工業晶片供應安全。然而，不同於日本與美國，德國廠並非生產最尖端晶片，單一成熟製程工廠無法帶動完整的半導體設計或相關人才培養。台積電於日、美、歐三地的布局中，歐洲廠對核心技術也最不構成戰略威脅。台積電既能擴展歐洲市場、深入當地供應鏈，又不必擔心技術移轉風險，還能取得德國政府補貼。歐洲市場雖未必帶來巨額利潤，但從戰略保險角度可說是企業的全壘打。德國降低經濟風險（derisking）的策略在此案例中充分顯示出工業政策的空洞。
中國工業競爭力崛起更映照出歐洲與德國工業戰略的失敗。2025年，德國自中國進口額已超過德對中出口額兩倍，對中貿易逆差逼近900億歐元，雙邊貿易差距較2010年代明顯擴大。「中國衝擊2.0」已波及汽車、化工與工具機等德國核心產業，「去工業化」絕非媒體危言聳聽。中國在電動車與電池領域的突破尤其具有殺傷力；德國則在電池上除了技術層次問題外，再次陷入過度依賴，重蹈北溪二號覆轍。
但是德國政壇與媒體在嚴厲批評中國工業政策時，卻很少提及一個難堪事實：2024年歐盟表決是否對中國製電動車徵收反補貼關稅時，德國政府在汽車業慫恿下為迎合中方，竟投下反對票。德國最終未能阻止關稅措施，卻充分暴露其前後不一、內外不一，以及缺乏戰略與政治原則的態度。中國相信從北溪二號案例看透德國領導階層的虛偽，意圖長期在工業布局中以連橫思維挑撥分化歐洲工業大國。中國工業固然衝擊德國最核心產業，但歐洲自身缺乏團結才是更根本的問題。
多元地區合縱面對集權體系，區域整合需要領導和共同遠見
對台灣而言，一個團結而自主的歐洲更有利於合縱布局，因為歐洲市場與政治力量能夠分散並抗衡中美對台灣施加的壓力。相較於中國與美國依靠龐大市場與集中權力推動經濟政策，建立在有限授權原則上的歐盟，至今權限仍分散於歐盟與會員國。然而超國家主義絕非歐盟體系的盲點；真正問題在於各國在組織內外自私自利、各行其是，始終未能形成共同政治領導。
德國前經濟副部長巴爾萊斯（Thomas Bareiß）於2025年重新提出修復北溪二號的建議，正反映出一種「即使東歐有事，德國也不會有事」的心態，蠢蠢欲動地企圖重啟這項德國現代地緣政治與經濟政策中最自私、也最錯誤的決定。作為共同市場最大受益者，德國在戰後卻無意挺身而出，制定真正具有領導力的政策。由此也可看出，以道德主義塑造人設的歐洲，為何長期陷入難以作出共同決策的困境。
「多元」並非歐洲「天生的失敗基因」。德國與法國的工業仍具有堅實競爭力，以博雅思維鋪底的歐洲教育體系，也仍能在多個領域培養出令人羨慕的創新能力。匈牙利今年的選舉更證明，東歐國家的政治體系在冷戰結束後，已具備「自我修復」的韌性。
極右派與民粹勢力掌握政局，並不是歐洲唯一選擇。反思歐洲二戰後整合的初衷，是透過經濟合作逐步凝聚政治共同體。歐洲若要以戰略自主為格局尋找共同政策，就不能持續無視內部長期存在的矛盾與糾結。
（專欄評論不代表本社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