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五一國際勞動節又來臨了，各國的工會都會在此佳節舉辦一些大型的慶典，慶祝這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日子，工會也會在此節日舉辦一些大型的遊行，要求政府改變某些政策，推行一些有利於勞工的政策。各國政府亦會在此日表揚一些模範勞工，感謝勞工階級對社會建設與經濟發展的貢獻。政治人物也會趁此機會參與工人的遊行隊伍發表演說，表示他們對工人的支持，爭取他們的選票。
工會在台灣並不強大，在過去五一勞動節很少舉行大規模遊行，但今年國內的八大工會在5月1日號召一萬勞工走上街頭，他們要抗議政府未能擬訂有效的政策，因應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以致國內的失業人口不斷地上升。因此這些工會要求政府創造長期且穩定的工作機會，限制雇主解聘工人的權力，控制雇主雇用非典型員工的人數，落實產業民主，整合安全體系等。
勞委會在此日要表揚模範工會領袖，工會幹部與產業勞工。非常有趣的是，在受表揚的產業員工名單中，居然有國賓大飯店的資深經理、千瑞國際開發公司的經理、醫院的人事處長、中油的電機工程師、澎湖政府的船長、台鹽的研究員，他們是職員或管理者而非產業勞工，政府官員對國際勞動節與「勞工」的認知似有加強的必要，工人主管混為一談將無法有效地處理勞資問題。
工會發展應可改善所得分配
工會的功能除在代表勞工爭取有利的政策、有利的法令，保障員工的福利與就業安全與公平的待遇以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能是所得的重新分配。世界上工會強大的國家，所得分配都比較均勻，企業內肥貓較少，即使以工會勢力不如歐洲的美國而言，1930～1970年代是他們工會較強大時期，在1970年代以後，因經濟全球化與自由化，國際競爭的激烈，企業需要管理彈性，用人彈性，工資彈性以及個別員工的創新能力，因此強調集體力量的工會開始沒落。
比如在1930～1970年代工會最盛的期間，美國勞動人口中有25％是工會會員，2008年民間企業中只有8％是工會會員,因為工會影響力的沒落，美國所得分配的情況有逐漸惡化的現象。比如在1947～1973年間，美國家庭所得的中位數翻了一番，但是在1973～2003年間工會弱化以後，此數字只增加了6％。當然，所得分配的惡化，並非全部來自工會的沒落，但大多數學者的研究均指出，工會的沒落是主要原因之一。
教育提升應可改善所得分配
工會非改善所得分配的惟一工具，累進的財稅政策、教育的普及、人力資本的提升均可改善低所得階級者的收入，因而有改善所得分配，穩定社會，提升一國和諧的功能。但是，近年來因為經濟的全球化，政府不再以凱因斯理論的財稅政策來創造有效需求，達成充分就業；相反地，各國政府改採供給面經濟理論，使用減稅的手段鼓勵個別企業投資，引進新技術，提升競爭力，以間接的手段來創造人民就業的機會。
在所得分配上，政府改用普及教育與在職業訓練來縮減一國人力資本分配的不均。換言之，政府以縮短人力資本差距的手段來縮短貧富差距，所得分配的改善。但有趣的是，近年來世界各國人口的教育程度都有相當程度的提升，但所得分配卻在惡化。以美國為例，他們在1947～2003年間，全體人口教育程度的中位數由9年提升至13.6年，25歲以上人口具中學程度或以上者由1947年的33％上升到2003年的85％，這些教育程度的提升主要在1973年以後，但是他們的所得分配卻沒有因而改善。
在台灣過去20年全體人口的教育程度亦有非常快速的提升，在1975年男性高中程度的人口只占全體人口的14.6％，到1990年成長到28.5％，1990年以後，大學及以上程度的人口增加程度更是可觀，1975到1990男性就業人口具大學程度的人口從5.9％增加到16.9％，到2008年增加到37.7％（見圖）。按理台灣人力資本差距的縮小應該會帶來所得分配的改善，但事實上，1980年代以後，台灣的所得分配在不斷地惡化中。比如在1987年台灣的吉尼係數是0.299，但在2007年上升到0.340，五等分位的家庭所得最高分位組與最低分位組的倍數亦從1987年的4.69倍增加到2007年的5.98倍。
換言之，教育程度的提升，雖然有助於個人所得的提升，但對整體社會而言，所得分配並未因此而改善。
如何改善所得分配
強化工會的功能，提升基本工資，推行勞動所得津貼，均是改善所得分配的手段，但是工會與勞工法令的強化都會使勞動市場運作僵化，因而影響到低所得、低技術員工的就業機會。
因此，教育與人力資本的普及，仍然是改善所得分配而不影響人民就業機會的惟一選擇，但是政府需要先檢討，為什麼人力投資只會提升個人的薪資的個體效果，而無法發揮改善全國所得分配的總體效果，是教育制度出了問題？訓練制度出了問題？還是因為其他因素？
（作者為中央大學副校長、管理學院溫世仁講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