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備孕到走進生殖門診，為何一拖多年？婦產科醫師出身的國民黨立委陳菁徽說，居住、養育、薪資與工時的壓力，讓不少人生育規畫延後；部分人從嘗試懷孕到就診相隔2至7年。她引述國健署資料指出，人工生殖補助使用者以38歲最多。補助之外，生育資訊、托育銜接與心理支持也待補上。
台灣少子化問題嚴峻，生育困境常被概括為三類：「不想生」、「不敢生」，以及「想生但生不出來」。三者面對的處境不同，政策也不能只靠同一套解方。
今年4月接任立法院厚生會會長的國民黨立委陳菁徽，具婦產科醫師背景。她從臨床經驗與政策角度觀察，少子化不僅關乎是否願意生，也牽動人工生殖、居住成本、托育安排與心理支持。
陳菁徽表示，依她轉述國健署回溯資料，使用人工生殖補助者中，以38歲的人數最多。她觀察，10年前前來治療者多落在32至35歲，如今晚婚趨勢下，求診年齡持續往後延。
她過去行醫時，接觸最多的是「想生卻生不出來」的患者。她肯定政府擴大試管嬰兒補助，但認為這只是其中一環。對於單身女性與同志的生育需求，她主張仍須透過《人工生殖法》修法處理。
陳菁徽分析，人工生殖使用年齡偏高，與許多人生育規畫一再延後有關。在20多歲至30出頭時，未必會把生育條件、療程成功率等納入人生考量；等到工作、婚姻與生活條件較穩定，才開始嘗試懷孕或尋求協助。
她說，螢幕上常見高齡女星產子的故事，看起來輕鬆，卻未必呈現凍卵或人工生殖療程的過程與挫折。這容易讓人高估人工生殖能克服的限制，也較少理解不同年齡進入療程，成功率會有差異。
從有生育打算到走進門診，中間也可能耗去多年。陳菁徽引述統計指出，台灣約七成生育困擾者，會先嘗試中醫調養，從開始嘗試懷孕，到進入生殖醫學門診，大約相隔2至7年。她在臨床上也常遇到35、36歲結婚，原本已有生育計畫，卻到42、43歲才就診的個案。
她也提醒，一般健康檢查未必會談到生育規畫。她曾遇過一名40歲患者，定期健檢結果都很好，卻在檢查後發現AMH（抗穆勒氏管荷爾蒙，用於評估卵巢庫存量與功能）偏低，對結果感到震驚。她說，生殖功能與整體健康不必然連動，一般健檢多著重癌症、三高、糖尿病等項目，未必會評估生育能力。
針對想生卻生不出來的家庭，陳菁徽主張修《人工生殖法》，也認為擴大補助時，應補上更清楚的生育資訊。她指出，補助把資源放在40歲以前，卻未必讓民眾理解背後原因；官方既有不同年齡層的成功率資料，應更清楚說明35至37歲、37至40歲及40歲後的分別差異。
她強調，同一筆補助，35歲與39歲進入療程的條件並不相同。對已有生育需求、且決定接受人工生殖者而言，及早找到專業醫師評估，才能更清楚掌握自己的選擇。
生育一再延後，牽動養育與住居的重擔
陳菁徽認為，生育規畫一再延後，不能只歸因於個人選擇。有些人原有生育意願，卻受居住成本、薪資、工時與育兒安排等現實壓力影響，先把重心放在事業，等到條件較穩定、準備嘗試時，年齡與生育條件也已改變。
她以南韓與新加坡為例，主張台灣應把居住成本納入生育政策。她說，南韓將生育與住宅支持連動，新加坡民眾結婚後租購組屋也可獲政府資助，讓成家與生育不只是增加支出，也可能降低部分居住負擔。
她也提到，南韓透過租稅減免鼓勵企業投入育兒支持，並推動有學齡前幼兒家庭的彈性工時。她認為，台灣除了生育津貼，還應從職場制度著手，讓父母能兼顧工作與照顧。
目前育嬰假的討論，已從過去只能連續請、且以幼兒3歲前為限，朝延長適用年齡、改以單日甚至更細的時間單位請假的方向發展。她說，若能彈性調整工作時程，遇到孩子生病或有重要活動時，父母就不必在家庭與職場之間疲於奔命。
孩子出生後，照顧安排仍是許多家庭的難題。陳菁徽指出，不少家長得仰賴祖父母支援；她與黨籍立委曾提案，應縮小自行照顧、私托與公托之間的補助差距，讓家長可依家庭條件選擇照顧方式。
她也主張，公共托育服務應更能銜接家長下班時間。對雙薪家庭而言，問題除了托育名額，還有傍晚托育結束後，誰來接手照顧。若服務時間無法接上工作時段，家長仍得額外尋找延托、親友或長輩支援。
提到「婚育脫鉤」的趨勢，她觀察，部分單身者雖未婚，但若家庭支持系統穩定，仍願意透過海外人工生殖方式生育。她認為，評估孩子能否獲得穩定照顧時，關鍵在於家庭是否具備足夠的人力與經濟支持，而不只取決於家庭是否由父母雙方組成。
人工生殖面對的不只是療程與補助，還有過程中容易被忽略的焦慮與挫折。陳菁徽說，她最早便是從人工生殖個案關切心理健康議題。隨著求診年齡提高、療程難度增加，部分患者第一次嘗試就可能失敗，焦慮也隨之升高。接受療程者的焦慮比例可達七、八成。
此外，不少人進入療程前，未充分理解失敗可能反覆發生，原以為治療就能成功，直到結果不如預期，才承受更大挫折。療程補助之外，生育資訊、照顧支持與心理支持都不能缺席。
接任厚生會會長後，陳菁徽規劃成立心理健康與智慧醫療兩大委員會。她對近年青少年心理疾病與自殺率上升深感憂心，因此將心理健康委員會的關注重點放在青少年，主張校園支持應分級處理，從情緒教育、較輕度困擾的小組介入，到高風險學生的一對一協助。
她也指出，校園與醫療現場的心理人力持續流失，若未改善薪資與行政負擔，服務量再增加也難補足缺口。近期，她關注澳洲的「心理健康急救員」訓練，盼讓教師、警消與其他第一線人員更早辨識高風險個案，協助轉介專業資源。
智慧醫療則是另一項規劃重點。她認為，人工智慧若能實際導入醫院與基層診所，可協助減少行政工作與醫護負荷，但不能只停在培訓或示範計畫，還要處理基層機構缺乏資訊人力、資安風險與醫療責任等問題。至於健保點值、急重難科留才與夜間值班待遇，她也籲持續檢討，改善高風險科別的執業條件與留任困境。
